【国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曾于世纪之交回归

读经的儿童

2008年，郑惟生在山东师大附小上四年级。他从小爱看书，但作文成绩老是上不去。母亲李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思来想去、得到的结论是：儿子上学是在受罪，而受罪的根源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一天，学校发了张光盘，是台湾学者王财贵的一个演讲。王财贵，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1994年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随后来到大陆宣讲。历经20年，他一手缔造了“老实大量读经”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被大量拥趸所追捧。

演讲中，王财贵描述了李璇一直在梦寐以求的愿景：教育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要通过简单的读经，就能将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圣贤。她被感召，送孩子去了读经学校的培训班。

第一篇作文，郑惟生写的是孔子，600多字。读经班的老师感叹：你这儿子是大才啊！千万不要在学校里耽搁了。李璇被打动了，立即给儿子办了退学手续，把他送到了北京一家读经学堂。

此后九年，辗转八省，郑惟生先后在十个读经学堂求学。

对郑惟生来说，读经生涯的开端，是2009年。那一年，母亲嫌北京的学堂太宽松，把他送进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学堂。从此，郑惟生的日子变得难熬起来。

新学堂在深山之中，出山没公路，得坐农用拖拉机。十多个学生，每人一间十平米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暖气，更没有电子产品。

某文礼书院开学仪式

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四下也都没有村落，傍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12岁的孩子，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生活体验，不免有凄清之感。

漫长的冬日，四点半就要起床读经。寒风瑟瑟，小屋里，只能听见自己的背书、窗外粗野的风声，火炕下柴火烧裂时的哔啵。山上没得吃，他们就整月吃南瓜。没有澡堂，整个冬天也就没洗澡。有一年的春节，他甚至不被允许回家。

郑惟生说，他觉得最难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求学的困惑。这里说是读经学堂，实际上是佛家的道场。堂主信仰佛教“净土宗”，宗教化极强。郑惟生背诵的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净土宗的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来背经。

佛经中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疏抄》，全书十四万字。郑惟生背了整整一年。背诵。不认字、不释义地背诵，就是全部。

郑惟生认为：没有老师讲解，学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诵是没有意义的。老师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反对学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读书，“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

在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开关按钮的人。郑惟生曾经拥有过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但当老师发现他在偷偷理解词句意思后，词典被没收了。

入学一年后，他被允许独立学习。于是开始了一项冒险计划：每天午夜十一点，等老师入睡以后，溜进另一座藏书山头的“往生堂”，打着手电筒读书。他此后回忆：“在往生堂的手电光照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灵活现、熠熠生辉的。”

他觉得那些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则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2012年，长长书单到了背完的时候。学堂生活的宗教化仪式变得更琐碎严格。

读经学堂

经书

比如要进行宗教仪式的早课，念佛、绕佛、拜佛。上厕所要先拍手三声，并念专门咒语，提醒厕所里以排泄物为食的恶鬼。不小心踩死昆虫，需要进行一整套宗教仪式，给它超度。摆在郑惟生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职业化的佛家居士，要么离开。

他选择了后面的道路者，去密云山中的另一个学堂继续读经。这个学堂更加偏远。孤独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七条狗。发电靠太阳能，雨天和大雪，还会断电。

这时，郑惟生已经长成15岁的少年。没有老师讲经，他独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规》。

郑惟生辗转多家学堂，理想是考取文礼书院。读经界，文礼书院是公认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体制教育里的清华北大。如果把读经比作一个流派，那书院创始人王财贵，就是“读经派”的教主。他提倡“老实大量读经”已经多年。

文礼书院入学条件极为严苛，学生们要通过“包本”，也就是对着录像机，一字不漏地背下《论语》《孟子》《佛经选》《莎翁十四行诗》等30万字经典，才有入校资格。

文礼书院于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两次，现在有学生33人；由王财贵亲自授课。文礼书院老师裴志广介绍：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50家50位学生以上的读经学堂，宗旨就是帮助学生“包本”进入文礼书院。比如广州的明德堂、北京的千人行书院。

“这么算下来，已经有2500个孩子在等待进入这个书院了。”裴志广说。郑惟生也曾见过王财贵。按照文礼书院的规划，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三至五年学习《牟宗三全集》。

文礼书院入学条件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财贵的老师。看到这个培养计划，郑惟生觉得，读经之路可能会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竟然要限制到一个学派里的一个人。

郑惟生问前途何在。王财贵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就不要读书了。就这样，背完20万字后，他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意义。”

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打鱼去了。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转而开始迷恋电子产品。一个曾读经的学生有一部诺基亚手机，玩俄罗斯方块玩了一整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也是一整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年，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柯小刚穿布衫，蓄长须，一副夫子模样。他长期观察民间的读经潮流，常发表建设性意见。

柯小刚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找过来的家长们，家庭情况大多相似：经济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理、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家族企业培养一个儒商。

柯小刚

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家长们认为，柯小刚或许可为他们出谋划策，指点一下孩子们的未来。

柯小刚对他们的主要建议就是自考。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

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

柯小刚显得很沮丧。他曾对读经教育抱有不小希望，希望能培养一些真正的能读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贤者和君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这样的志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最早的一批曾经被“圣贤教育”吸引的家长们，如今已从狂热支持者变成坚定的反对者。数十个微信群里，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以消防安全、办学资质、非法集资等理由向政府举报，让文礼书院关门。

他们都曾相信体制教育是糟粕；而现在，他们很羡慕体制内的教育。“读经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整整十年，没有理智的乐趣，没有感受力的乐趣，没有想象力的乐趣，只有长年累月的无意义。”

柯小刚曾建议一位学生，学完经典后、开学堂教书。这位学生反应强烈，觉得像噩梦一样，马上拒绝：“宁死我也不干。”

某生完成中文包本录像后感慨

后记

郑惟生（化名）的经历被报道后，一个自称是郑惟生本人的、发表声明说报道“断章取义”。他说：“学习经典对我自身心灵的成长与为人处世的教育上，的确受益甚深，无以言表。”

当他谈到自己选择离开“读经教育”时，他这样解释：“孔子在古老的洛阳向老聃问礼，虽然承认并赞誉老聃的学问‘渊深而莫测，高邈而难知’，是真正‘如龙之应时变化‘的大师，但孔子依然和而不同，保持自己对老聃所批评的礼学的信念，当即离开了老聃。”

不论这个声明是否真的来自于郑惟生，也无论他怎么解释自己，他从体制教育中走出来，转了一圈，然后又重新回到体制教育，是不争之实。

*本文综合网上的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