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刘守英：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历经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在2003—201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迁，我们告别了那个以农为本、以地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阶段。城乡中国是理解、分析和解决中国乡村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结构形态。

这一变革的根源在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而推动这一变革的主力军，正是农二代——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的道路。这一选择导致了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农民的代际革命，以及他们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是研究乡村转型的根本维度。

农民工不是城市的过客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离土出村成为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最主要力量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迁移的“农一代”，在经历了多年的城市漂泊和艰苦打拼后，往往选择“返乡”和“回村”。

2010年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主力军。他们不再像农一代那样主要依赖建筑行业谋生，而是更多地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更为正式的行业，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开始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生产经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在外面挣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费，显示出将来“落叶归根”于城而非村的倾向。

农二代面临的严峻现实是，他们如果不回村，进城就成为主要的选择。他们的未来，将取决于城市权利向农二代的开放。

对于农二代，解决他们居住问题是关键。只要我们制定合适的住房公共政策，他们便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宿。当农二代获得居住权，农三代获得受教育权，他们的家庭便能在城市中稳定下来。

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我们必须改变将农民工视为过客的政策惯性，推动城市权利向农民开放，以包容、公平的态度促进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这是农民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重塑乡村老人发展境遇

伴随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土出村，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境遇令人担忧。他们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缺乏有力的保障，农村老年人服务供给不足、供需错位现象严重。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后、50后和60后，他们是真正搞农业的，他们热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他们选择以乡村为归宿，以土地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然而，这些老人如今却陷入绝望之境。这份绝望并非源于物质匮乏，而是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情感失落。他们不再仅仅是贫穷，更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之中。

我们必须摒弃将老年人视为负担的陈旧观念，在乡村经济活动主体长期是老年人的现实下，积极开发乡村留守老人的人力资源。通过推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服务项目、社区服务，建立老年人协会等社会组织，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

此外，我们还需完善乡村老人助餐补贴制度，扩大助餐范围，特别是针对独居、高龄、失能失智、失独等特殊困难的乡村老年群体，提供精准化的助餐优待。

最后，通过完善乡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库、建立社会互助养老体系和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丰富乡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解决他们的“精神慰藉”问题。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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