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撕开北电纠缠40年未能解决的症结问题，是到该解决之时了

“翟天临造假门”爆发，仅仅是一个表象，但背后的问题却是北京电影学院体制与教学方向的问题，所以，北电表演学院院长张辉被推到风头浪尖，也是必然的。

张辉导演的《一纸婚约》虽然公映于2018年，但是它惨淡的票房与无人观影的市场态度，却无形中拯救了张辉，让这部电影的低劣，逃脱了观众的审视。

但因为“翟天临造假门”的连琐带动，《一纸婚约》意外地走红，成为网友洞察北京电影学院师资质量与水平的一具标本。

对《一纸婚约》的口碑，网友定性可以说是一致的。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上来说，都是一件劣质品，一件次品。

但这样的电影，却被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新学院派”的寄予厚望的力作推出来的，那么，什么是中国电影最高学府的“新学院派”？

其实，1979年，随着北京电影学院的恢复，青年电影制片厂成立，的确拍出了一系列被称为“学院派”的电影，并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当时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由詹相持执导的《樱》。影片非常紧密地抓住了当时中日关系改善的窗口期，紧跟时代风云，注重情感表现，取得了很好的市场轰动效应，显示出“学院派”对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情怀。

这部电影也为青年电影制片厂赚取了第一桶金。本来这部电影的经费是从教学经费里腾挪出来的，但赚来的收益，是今天的北电表演学院院长望尘莫及的。

《樱》赚来的钱，除了还了教学的钱之外，还支撑了青年电影制片厂又拍了两部电影，这就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经典意义与划时代意义的《邻居》与《沙鸥》，开创了北京电影学院“新学院派”最辉煌的时代。

那时候拍电影的成本非常低廉，《邻居》与《沙鸥》的投入成本，不过20万元，从这些电影中，可以看出“学院派”从没有离开时代，始终关注的是社层底层与时代热点，而绝没有关在象牙塔里，卖弄学术，胡绉社会。

而与学院派的经典之作相比，今天的北电院长张辉导演的《一纸婚约》，整个电影里激情洋溢地生拼硬凑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必然地”要被一个小二十四岁的妙龄女爱上，并且最后还要用西部牛仔的风情，来展现这一段现实生活中愚腐丑陋的不伦之恋，这样的电影，票房没有票房，反响没有反响，怎么能与北京电影学院鼎盛时期的“学院派”的那种“接社会、接地气、接人生”的艺术追求具有可比性？

曾几何时，青年制片厂也在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整体向娱乐片方向转向的过程中彻底迷失，也由此引发了纠结电影学院教学方向的至今仍积重难返的问题。

这就是如何培养能够适应市场的中国导演。

这个问题，从现任北电院长张辉的极端消极的情绪中，是看不出任何希望的。

在张辉谈及他为何要拍摄《一纸婚约》的时候，就直言，他对中国电影市场不屑一顾。他说：“我拍电影也很想有非常精准的定位，但是我很遗憾，我没有这能力，我能做的就是我的电影一定是真切感受的表达。至于市场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

北京电影学院在八十年代中期，也曾经想过自己的转型之路，就是如何在商业片的大潮中，探出一条可行性的路径。

最代表性的标志就是当时执导过《向导》《邻居》等影片、且取得不错口碑的学院导演郑洞天，在1988年拍摄了一部纯粹是赶趟娱乐潮的电影《秘闯金三角》，然而，导演尴尬地接到的市场反响，却是这部电影让人看不懂。

实际上，这部电影已经作为一部在娱乐片蒙太奇剪辑方面失败的典型例子，存在于电影教科书中。

整个电影还是学院派都喜欢的没有台词的风格，多用空镜头，镜头剪辑静止缓慢，难以产生电影里内在的紧张氛围，台词的空白，又让人不知道剧中人物的动机所在。娱乐片拍的如此生冷又如此无趣，使导演郑洞天从此认识到，这种娱乐片不是自己的菜。

在试水失败后，郑洞天对通过参与娱乐片制作而意图探索出一条可行性路径的打算，彻底地鸣金收兵了。

但是这个深刻的教训，一直镂刻在郑洞天的心中，使他始终思考着在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中，如何能打造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导演队伍。

电影学院78级，因为出现了张艺谋、陈凯歌等一批顶起中国电影脊梁的第五代导演而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值得显摆的骄傲，但郑洞天也注意到，张艺谋这一代人，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都有着在社会上打拼的履历与经历，而之后进入学院的导演班学生，都是直接由高中录取到电影高等学府的，他们对社会的感知，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也导致了中国第六代导演在整体上难以形成在中国中流砥柱的气候。

可以说，第六代导演基本是一群放过的一代了，指望他们提升中国电影工业的竞争力，看不出希望。他们的最大业绩，就是到电影节上挣取到几个奖项，然后电影在国内放映乏人问津。最近王小帅电影再次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但与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有何关系呢？王小帅实在要拍获奖电影，就让他去拍，但是，电影局必须从工业角度考虑中国电影的未来，所以，《流浪地球》的成功，才是国家电影局最希望看到的成果，也是中国电影能够抗衡好莱坞的希望所在。而《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正是电影局送培到好莱坞学习的六十名导演之一。电影局一举解决了电影学院多少年不能解决而现任学院院长也放任不管的历史遗留问题。

郑洞天当年也曾经像今天的国家电影局一样思考过，如何改变电影学院培养人才方面的招数匮乏。他认识到，学院培养导演之路有着很大的欠缺，一度时期，他甚至提议，不设导演本科班，而是从其他的学校毕业生中选拔那些有社会历练与经验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这可以说与国家电影局今天的送培好莱坞计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都是意图向张艺谋那一届的培训模式效仿与学习。

他还设想，电影不分专业，直到分配时，再根据各人的兴趣，去选择电影的各个具体工种。这也是美国电影学院体系的成功模式。

一句话，电影导演的培养模式，只能是立足于片场。

但是，北京电影学院老一辈学者的这份深度思考，依然无法在现实的教学中得到体现。而现在北电院长张辉的对市场的弃绝，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北电的教学体制。

张辉与前辈郑洞天不同的是，他已经不再对市场抱有任何信心，而是破罐子破摔，自命为自己追求艺术，而对票房与市场抱着驼鸟的态度，不闻不问，“听天由命”。

一个现任的北电院长，对市场竟然用这样一种“听天由命”的负气而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究竟合不合格？

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电影局终于出手了。这就是送培中国导演到好莱坞学习的计划。

这一计划结出的一个硕果，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这就是《流浪地球》。

在电影局送培导演求学好莱坞电影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受到这背后对北电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呢？

聚焦到张辉院长身上，他典型地的“听天由命”的撂挑子心态，是否与电影局的这一份直接与好莱坞接洽培养中国导演的“新生力量”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呢？

应该看到，张辉的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如此冷漠的态度，对自己改变中国电影竞争力的无能为力的心态，以及用背弃市场与人伦的理念制作《一纸婚约》这样低劣的影片，都说明了“新学院派”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纸笑话。

张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国家电影局却绕过了他，找到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方向，北电院长是否感到了自己还在“新学院派”的幌子下，做着春秋大梦，迷醉在自己的小心思中，必将会遭遇到中国电影前进力量的唾弃呢？

从1979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后，就开始纠结中国电影最高学府的问题，是应该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而实际上，国家电影局已经漂亮地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