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将相失和到文武离心，看二战前后日本政客与军方的争斗与内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主义带给世界的一次重大灾难，随着德国、日本、意大利的轴心国集团正式建立，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了全人类的头顶。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正式和美、英等国兵戎相见，为了这一刻，日本军政高层已经准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自大萧条之后，日本内部的军政体系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调整。文人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狂热军官渐渐处于下风，将相不和最终导致了多届政府被迫下台，武人执政的局面最终形成。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渐恶化，文官体系和武将系统的矛盾日益增多，在投降前的日本已经是文武离心，内斗频频。政治家和将军已经逐渐成为了势如水火的两大阵营，难以调和。这不仅延误了日本向盟军投降的最好时机，这种延误还是美国对于日本进行战略核打击的最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令日本民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具体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太平洋战争的背后是文臣武将的对立

二战前后政客与军方的对立

文武分治是现代国家核心机构设置的惯例，文官政府系统和武将军事系统属于不同的体系，共同效忠于国家元首。但是日本的情况非常特殊，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从政治经济到生活习惯都在向西方学习。可是，画龙画虎难画骨，日本在学习的过程中依旧保留了自身独有的部分传统和陋习。比如政府本来应该是由文官主导，就连“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没有过度地涉足军界。他被德皇摒弃后，出任徒有虚名的元帅时甚至还曾经直言：

“奇怪得很，皇上把出类拔萃的将军任为首相，却把轻车熟路的首相捧出来当个空头元帅、将军。”

而日本在明治之后的首相中有很多都是资深的军人，比如“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在1889年12月正式出任首相。据中原茂敏的《大东亚补给战》统计显示：

“陆、海军大将(元帅)共出任10届内阁的首相。政党有宪政会、政友会和民政党(1929年开始出任首相)，共组织9届政党内阁，再加上2届无党派内阁，计26届内阁。”

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

当中可见，在明治和大正时期军人出任首相并不少见。这一时期也是日本高层军政两界通力合作的时代。可以说的上是“将相和”，文官系统为武将提供军事物资，保证后方安稳，武将系统冲锋陷阵，战绩不俗。日本历史学家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富国强兵”的黄金时代。但是，日本的富国强兵实际上是建立在侵略的基础之上，本质上就带有很大的不正当性，这也使得日本在穷兵黩武的路上越走越远。

裕仁天皇在1926年继位之后，日本正式进入昭和时代。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政府和军方的矛盾日渐增多。随着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越发明显，日本国内的文官势力对于西方的政党政治非常感兴趣，将之引入到了日本。同时这些文官群体也逐渐意识到外交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主轴，依靠武力强取豪夺已经不再是首选方案。这就与军方内部的高级将领和基层军官产生了矛盾。首先是1931年，文官首相滨口雄幸被日本右翼青年刺伤，直接导致政府垮台。第二年又发生了五·一五事件，同样是文官背景、立宪政友会出身的首相犬养毅被海军激进军官刺杀。接替他的代首相高桥是清也在三年后的二·二六兵变中罹难。此外，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上日本的海军吨位被美、英等国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此前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之上，日本的海军主力舰就被要求只能达到英、美的60%，这一次又再次被限制。以致引起了日本海军内部的激烈讨论和抗争，最后滨口雄幸力排众议，签署了该条约。据史料记载：

“日本在1922年华盛顿裁军会议上，主力舰被限制为美、英的60％，在1930年的伦敦裁军会上又进一步限定：日辅助舰艇为美国的69.75％，大型巡洋舰限为美国的60.2％，潜艇日美对等，均为5.2万吨。美方认为其利益有了保障，感到心满意足。但我国认为海军裁军条约是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因此，海军开始分裂为条约的赞成派和持反对意的舰队派，民间也参与此事，有人指出政府缔约侵犯了1889年宪法规定的天皇统帅权的独立，引起了很大骚动。我国原主张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0％，潜艇为7.8万吨。也就是说天皇统帅大权受到了一般统治权的侵犯。
　　 滨口雄幸首相任职时期，委任若槻礼次郎原首相为首席全权代表，海军大臣财部彪为全权代表。滨口内阁排除军令部总长加藤宽治大将的反对批准了裁军条约。”

雄狮宰相——滨口雄幸

这是日本内阁和军方比较严重的一次激烈冲突。滨口雄幸可以说是强渡关山，乾纲独断，这也为他的遇刺埋下了隐患。归根结底，文人政府认为日本应该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而日本武将认为应该争夺世界霸权，这两种思想势必会造成分歧。二·二六兵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宣告完结，军部的势力正式粉墨登场。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以蛮横的手段威压近卫文麿，促使第三届近卫政府垮台，而他自己脱颖而出，正式组阁。最后，文官体系被东条政府彻底改造为日本战争机器的附属品，文官武将被强行融合成了一体。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条英机大权独揽，首相之外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在他的初次组阁中，文官系统有外相东乡茂德，大藏相贺屋兴宣，武将系统有海军大将、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陆军中将、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他们都是主张对英美开战的强硬分子，战后全部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历史的审判。此时的日本高层只能听到武将集团的战争宣言，再也听不到文官系统中的反对声音。由于有了文官系统的配合，东条的战争政策得以很顺利地推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争机器在文臣武将的推动下取得了东南亚战役的阶段性胜利。此时的日本已经沉湎于胜利的迷梦之中无法自拔，整个社会也逐渐走向了疯狂。

好景不长，随着盟军重新稳住阵脚，组织反击之后，日本开始日渐疲乏。特别是中途岛之战后，日本的精锐航母全部损失，战场局势被彻底逆转。日本国内也正式出现了文武离心的情况，文官系统以近卫文麿公爵、若槻礼次郎男爵、平沼骐一郎男爵等三位前首相领衔向东条内阁发难。东条英机在1944年7月黯然下台，小矶国昭上台组阁，军部依旧掌握大权。在东条下台6个月后，即1945年1月日本陆军少将岛村矩康战死。他留下了一封揭示日本战败原因的遗书，中原茂敏的《大东亚补给战》记录了下来：

“昭和时代最可悲的是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和优秀的高级军官。
历来政治家与军人密切合作，则国家成大业。军人独断则大事难成。
战争的结束不是千篇一律的，既然作战得不到辉煌战果，就需要靠非凡的政治力量。有利的客观形势也是重要的。”

日本文官代表——近卫文麿

这封遗书深刻揭示了日本内部文武政策的不正常发展，长期的文武离心造成了最后文恬武嬉的情况。在这样的状态下选择一个实力远超于自己的敌人进行全面作战，这无疑是不明智的。基于这样的考量，向军方做出提醒本来应该是文臣的职责，是外交领域的重要工作。但是，由于错位的文武关系致使这种论调被强行消音，最终日本只能走向失败的命运。

为何日本会出现文武离心的内耗现象？

首先，教育的问题。日本自明治之后就采用了专门的文武学校教育政策，日本优秀的文官要么是出自于东京帝大，要么就是有海外的留学背景。而武官系统则几乎都是出身于陆军大学、海军大学等军事院校。所以，很多武官将领的视野非常狭隘，也容易自傲自负。只有部分有过海外经历的将领才会对于世界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而这些人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反对日本和英美开战，比如海军的米内光政、井上成美等人就是代表。而陆军方面由于在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戊辰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日俄战争里也有不俗的表现。所以他们有相当的地位和话语权，但是他们却没有宏观的政治战略观念。文官系统也是如此，很多的文官首相不懂军事，难以涉足军内的若干事务。首相无法领导陆相就是因为外行难以指挥内行，所以军内很多人才会非常排斥纯文官出身的首相。岛村矩康少将的遗书当中也写明：

“明治以来的教育制度不完备，导致文武脱离。文则文弱不知武，武则专武而不知治世方略。日俄战争以后，人心涣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加严重。虽有政治学，也只是翻译本”。

文臣武将明争暗斗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来，许多匡时济世的英雄人物大多允文允武，文武兼备。比如中国的岳飞、王阳明等等，军事必须要有独到的政战眼光和宏观布局，否则就只是一腔热血的匹夫而已。政治不仅是军事的后方，更是战争的耳目和大脑，要传递出最正确的信息和指令，为战争指明方向。像日本东条政府完全以高压政策对于文官集团进行改造，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只是暂时抑制住了文官系统的力量，终有一日会遭到反扑。

第二、文官过于强调物质和理性，武将过于强调精神和斗志，两者南辕北辙，难以沟通。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陆海军长期为长州藩和萨摩藩出身的人领导，而这两藩都是勇武好战而且强调精神意志的藩属。《大东亚补给战》记载：

“长州藩(山口县)人和萨摩藩(鹿儿岛)人在明治维新中建立了功勋，明治、大正时期的我国政府和陆、海军首脑大部由两藩的人担任。
1945年，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大分人)、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岩手人)、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大分人)、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大将(大分人)，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千叶人)，陆军、海军和政府仍三足鼎立。这里注明司令官的籍贯，明治、大正时期那种以“山口县陆军，鹿儿岛海军”自豪的情况已完全变了。”

物资与科技是战争实力的保证

也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人才感受到单纯凭借作战精神和顽强的斗志只会带来灾难。而这样的警告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就有文官群体提出来过。日本文官特别是曾经有过留洋经历的文官，一直主张绝对的理性。思维方式也逐渐和西方社会同步，他们认为条约、合作、交涉、经贸往来会是未来世界的主流。日本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甚至曾经想要废黜日本对外的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尊重，而这种思维很容易就被国内的人扣上“软弱卖国”的帽子，其自身的安全都会受到影响。

而经历过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现代军事理论也将科技发展和资源能源视为决定战争持久力的重要指标。斗志需要载体，20世纪不是拿破仑的时代，他认为“军队的战斗力由2分精神力量和1分兵器力量组成”，实际上已经过时。日本在工业领域不发达，在资源领域的勘探也不充分，仅仅只是因为加入轴心国集团而被美国制裁，从而引发战争的逻辑也过于荒诞。事实上，在美国对于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之后，日本国内很多文官都主张退出轴心国集团，以恢复与美国的正常贸易。但就是因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从中作梗，大谈特谈精神意志论，才最终打动了日本的最高层，同意了开战计划。日本的历史学家也在事后坦言：

“ 我感到我国自始至终固执地过于偏重精神力量，往往认为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和兵器力量是次要的，那么主观意志战斗力岂不成了作战的基础。
　 常闻参战者说：威力强大的美军火炮在我方阵地的射程以外，实施不间断的远距离集中射击，精神力量是无法战胜的。
　　 1945年8月，我军将在本土抗击敌人时，国力已于1944年中期崩溃，武器和飞机的生产也面临崩溃边缘。这意味着我军尔后即使在本土作战，物资也毫无保障。我军处于类似太平洋岛屿决战困境的时候，更加强调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之不足，企图以这种战斗力实施本土决战。”

这样的思考非常贴近事实，日本高层内部文武之道的最终分野就是在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争斗。如果能有文武兼备的人物在当时的日本出现，那么很可能太平洋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也就如同丘吉尔所言“二战就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丘吉尔

日本文武离心的内耗对于后世的影响

在战争后期，日本逐渐恢复了理智开始决定正视战争的结果，众多政府高层都提出了投降的建议。但是少部分顽固的军国主义者依旧在内阁之中横加阻拦，当最后通牒送达日本后。一直主张和平的铃木贯太郎还是在军方的强烈要求下选择了不予理会的方式处理，但最后演变成为了著名的“默杀”事件。据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中记载：

“铃木对记者们说，我认为，波茨坦宣言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必须‘默杀’。”顾名思义，默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沉默杀之，但铃木对他的儿子说，他用这个词是打算以它来表达英语的‘无可评论’，而在日语中却没有对等词。”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战略判断，也是基于此次事件，美国才向长崎和广岛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是日本历史上因为文武官僚的分立对抗所造成的最恶劣结果，虽然日本之后无条件投降，但是普通民众却因此付出了非常惨烈的代价。

铃木贯太郎内阁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明治之后的教育政策，致使文官和武将的知识体系有了很大不同。武将集团由于狭隘的国际观，逐渐演变为了穷兵黩武的法西斯分子。并且不断打压文官集团，甚至有多位在任的文官首相死于刺杀。而过于重视精神斗志的日本武将缺乏宏大的政治战略，忽略了科技、国力对于战争的影响。使得日本后期败仗连连，文武之间离心离德，明争暗斗不断。最后，日本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下宣布投降，饮下了这杯自己亲手酿造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