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

窦金波

题记：近日，我收到了原炮兵27团团长、深圳警备区司令员崔晓汉首长的信息。他提及得到了一本书名为《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的回忆录，书中汇集的是当年参与援越抗法顾问团成员们所撰写的回忆录。崔晓汉同志深感，将有关顾问团帮助越军炮兵建设的内容摘录并分享至网络，对于增进我们全面理解中越关系的深厚底蕴，以及探究越军炮兵独特的战术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期望这些难得的历史资料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示与借鉴。

崔晓汉同志与中国军事顾问团之间的渊源可谓深厚。他的父亲，崔萍老首长，曾任总参谋部工程兵部部长，是一位英勇善战的老革命。早在1937年，他便毅然投身于八路军的行列，为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1954年，崔萍老首长更是肩负重任，参加了援越抗法顾问团，负责组建并训练越军的工兵部队。他的丰富经验与卓越才能，为越军工兵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崔萍老首长曾著有《天堑神兵-我在工兵五十年》一书，详细记录了他在工兵领域50年的奋斗历程，成为了后人学习研究我军工兵建设的重要资料。

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同时访问苏联，胡志明此行主要目的是请求苏联对越南提供援助，斯大林没有答应胡志明的援助请求。毛泽东、胡志明一同返回北京后，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请求，其中包括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抗法战争。应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向越南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和帮助越军建设。中央这一决策，与随后派遣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作战一样，是建国后我军首次对外军援的重大决策。

1950年4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全军选调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各类干部59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281名，7月，军事顾问团在南宁正式成立，对外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7月上旬、8月11日，军事顾问团分两批进入越南。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和后勤顾问组。1956年3月顾问团奉命撤回。

下文是第一批军事顾问团成员，原32军炮兵团团长窦金波的回忆文章，由于篇幅较长，分多集发表。

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

1950年4月下旬,我在32军炮兵团任团长,刚从青岛移驻福建建瓯,准备参加解放金门、台湾的战役。5月上旬,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命令，任命我为赴越军事顾问团炮兵顾问并立即到南京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5月中旬到南京,报到后,把我介绍给顾问团参谋长梅嘉生同志。他告诉我,顾问团总部由华东军区组成,顾问团团长是韦国清同志,政治部主任是邓逸凡同志,并介绍了顾问团编组大致情况。最后，他告我待人员到齐后，可能去北京接受任务。6月20日左右,梅参谋长、邓主任率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去北京。当时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同志也去北京，我们就坐他的专车一同前往。到北京后,住在打磨场乡村饭店,也就是中央军委的招待所。当时韦团长住在乡村饭店另一个院子的小楼上。我们见到他后，他指示我们不要外出,等待中央首长的接见。但那时,朝鲜局势紧张,中央领导同志很忙,接见暂时推迟。招待所就组织我们游览北京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接见再次推迟。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到北京，这次有机会把北京主要街道、名胜、古迹都看了一遍。

在招待所里,我们被告知,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四位领导要一齐接见我们，这样隆重，事先大家未估计到,因而异常高兴。

6月27日上午，包括去越南工作的机要人员在内，顾问团近40人乘一辆大轿车到中南海丰泽园，进了一座很宽阔的房子，门匾上写的是颐年堂。这是一座老式建筑,门窗都是雕花格子,房子里空荡荡的,既没有地毯,也没有沙发,也不设烟茶之类,什么摆设也没有。在房子的东北角上,摆了两张桌子,围绕桌子成半圆形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四周墙上挂了许多清代宫廷字画,显得古朴幽静。房子里有几个男服务人员。

我们一些人就在房内看字画,等待首长到来。不到二十分钟，工作人员说首长来了。我们赶紧回到坐位前站好,接着朱总司令先进来,随后刘副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也进来了,大家鼓掌欢迎。我是第一次见到刘副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朱总司令我却见过许多次，他的样子没有多大变化。他们身体看来都很健康，在向大家问好,和韦、梅、邓三首长寒暄几句后,请大家坐下,他们也坐在那两张桌子旁。王光美同志站在刘副主席身边。

接着,刘副主席先站起来说:今天请诸位到这儿来，是谈一谈你们去越南工作的问题。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齐和大家见见面,但朝鲜已经打起来,情况你们都见报了,局势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心这个局势,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现在他正睡觉,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正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就由我们两人和大家谈谈吧!怎么谈,是座谈吧!是不是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副主席示意大家发言,但屋内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等了一会儿,刘副主席说:老总,那你先说说吧!朱总司令说:副主席先说吧!

刘副主席于是开门见山地说: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工作,什么原因啊!可以提出来谈谈嘛!有话就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哪位同志说啊!看到没有人答话,停了一会儿,刘副主席说:没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这次你们去越南工作,是一件大事,是执行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中央做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是去帮助人家解放的。你们到那里,要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进行正规作战，并一定要组织打胜仗,任务重大啊!因此你们去不去,是个原则问题,是共产党员的立场问题。

刘副主席说,大家都是党员吧!共产党员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是解放了，实际上这要深刻想一想，台湾还没解放嘛!许多岛屿还没解放嘛!大陆上还有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人,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毛主席说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你们怎样理解呀!我们解放了大陆,蒋介石能甘心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甘心吗?台湾还有几十万军队,又占着沿海一些岛屿,准备干什么,不是企图反攻大陆吗?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你们看过故宫吗?李自成不是占了北京进了故宫吗?结果如何?李自成的部队骄傲了，以为大事完成了，就没有料到明朝一部分残余势力联络了满族进关,没多少日子就不行了。今天蒋介石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勾结起来反攻大陆，这个危险不是很明显吗!共产党员能掉以轻心吗?如果朝鲜、越南被帝国主义占领，在我们的东面南面形成了对我们的包围,我们能安全吗?这是首先要大家深思的。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就是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国家民族,还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你们想想这个任务有多大有多么艰巨呀!我们现在的胜利只能算是才开始,不是完成了任务,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没有理由骄傲,不能有享乐思想,不能松劲。就拿越南来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不亚于我们，所受的痛苦甚至比我们还重,像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紧邻,边界上的人民互有亲戚,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能坐视不救吗?再说越南如果完全被法国占领、控制了,我们的边界能安全吗?他们被征服,我们就受直接威胁。所以援助越南,既是国际主义的义务,也是为了巩固我们的胜利。

刘副主席接着说，大家知道，在我国革命过程中，也有许多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流血、牺牲，其中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白求恩不是就牺牲在我国吗?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学习他们,不要只看眼前,只看自己的小家庭,只想当前的利益;要看远些,胸怀要宽广些,才是共产党人的气派,才算得上一个共产党员。越南革命要取得胜利困难不少,时间不会太快,我看三年准备是需要的。你们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与越南同志搞好团结,当顾问就是提出建议和办法，决定让人家做，关系搞得好，人家就更能听你的意见。我说的这些,你们看对不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老总,你看是不是?

刘副主席大约讲了有半个小时。朱总司令接过话头说:你讲得很好,我完全赞成。刘副主席说:你也讲一讲,他们到那里的任务，工作方法。朱总司令说:刘副主席讲的我完全同意。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有帮助越南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义务,必须把这当做重要的国际主义任务,并且要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应该不惜一切地去帮助他们到胜利。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这样。这次你们去越南的任务很重要,很艰巨,也很光荣。你们去干什么呢?不是像做外交官那样,而是要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战时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要了解人家的情况。人家也有经验，不要看不起人家的经验。介绍咱们的经验,要切合人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照套咱们的经验。所以要了解人家的情况,研究人家的情况。

朱总司令说,在军事行动上,要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可操之过急,原则是有什么家伙打什么仗,要既勇敢而又巧妙地打仗,灵活机动特别重要。现在他们和我们抗日战争时的情况相似，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在有利条件下打一打运动战。至于具体打仗的方法,我看咱们过去的经验是可以适用的。要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没有一支好的军队,就难以打好仗。我们军队建设的经验,我看都可以用上。就是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咱们的经验都可以用。还要训练,学会使用手中武器。军队的政治工作很重要,更是我们的特长，没有政治工作或政治工作不强，就不能建设好军队，就打不好仗。

朱总司令接着说：“越南环境很艰苦,你们要准备吃苦，要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去。这样可以以身作则,也保持自己的好作风。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物品的单子,有一些就不大需要。比如皮鞋，在那里还要住农村,处处水网稻田、山林,皮鞋就没多大用处,背上还很沉,还是多带点草鞋布鞋,比较适用;手表,是不是每人都要有一只呀!我看领导同志有就行了,打游击仗多,不太需要,咱们不是没有那么多手表也能打胜仗吗?还有派克钢笔，也不太需要，听说要好几十万元一支(当时人民币一万元合后来的新币一元)。写好字不在什么笔。毛主席的字写的好,他就没有派克钢笔,只有几枝毛笔,有时也用铅笔。我看咱们新出的新华牌钢笔就不错,又便宜又好用,可以每人发一支;衣服,也不要像外交官,不要这个料子那个料子,多带点便衣,他们游击队都穿便衣,最近编了些正规军,听说正式军衣也没发全。我们可以做一点像他们军衣一样的衣服,不要特殊。他们军队那么苦,你穿上个西服去,像什么样子啊!”

朱总司令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发现外面庭院里,王光美同志扶着毛主席缓缓地走来。刘副主席在窗子里也看到毛主席来了,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毛主席走进屋来。这时他已50多岁,头上不见白发，红光满面，身体比我在延安见到他时胖多了，看起来非常精神。

刘副主席对毛主席说:“他们已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没有打搅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窦金波，山东陵县陵城镇北关村，1920年生，1935年考入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兖州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炮兵直属队队长，32军炮兵团团长。1950年4月，参加抗法援越斗争，在军事顾问团任炮兵顾问，参与和指挥了越南四次较大的战役，1952年9月调任炮三师师长，率部赴朝参战并参加了金城反击战役等。1955年8月，离朝回国。在近20年的战争年代中，先后身经大小战斗（役）40余次，曾负过伤，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9月，调中央军委监察部门工作，任炮兵监察主任。1960年，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校，任炮兵教研室主任。1970年3月，任兰州军区炮兵司令员，1978年8月，任兰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83年9月，离职休养，享受正军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