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昕然：我教会妈妈“认输”

记者| 阿祯
编辑|Felicia

今年年初，演员陶昕然带着妈妈陶跃娣一起参加了一档原生母女情感真人秀《是女儿是妈妈》。陶昕然回忆起童年被“鸡娃”时落泪的备采片段迅速引发热议。

当“控制型妈妈”的形象通过节目碎片拼凑而成，观众们好像突然为陶昕然能演活《甄嬛传》里低眉顺眼的安陵容找到了缘由。但如果和陶昕然聊过天，就会发现她与安陵容截然不同。她说自己“不闪躲”，永远充满着“小强精神”，都源于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陶跃娣女士是一位很先进的妈妈，她保护了我的棱角。如果没有她，就没有现在怼天怼地的陶昕然。”在节目镜头未尽的叙事中，母女俩的关系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充斥着苦涩、埋怨和火药味儿。

“安陵容唯唯诺诺，而我长满尖刺”

从陶昕然记事起，家和学校就密不可分。由于父母都是教师，一家人就住在学校家属院的筒子楼里。学校的操场，是她课内课外的“游乐园”。每到夏天，操场边坐着搬来小板凳乘凉的教职工，聊天内容也不外乎学生和自家小孩的成绩。

在节目中，陶跃娣将自己对女儿的高要求归结为虚荣。陶昕然觉得，这源于父母作为教师的惯有思维——教师的孩子，更应该成才。

陶昕然有一个哥哥，从小学起，两人就背负着沉重的“考试KPI”，并因此组成了坚实的“抗打”联盟。妈妈的严厉不只针对女儿。陶昕然记得，调皮捣蛋的哥哥受罚更多。

尽管已经是他人口中“别人家的小孩”，但兄妹俩仍未达到妈妈的标准。在陶昕然的印象中，妈妈从不拿自己和别的孩子比较，只是不断提高她的学习目标，除了成绩，几乎没有别的要求。

在“超越自己”这种无止境的驱动和鞭策下，她的叛逆比潜力更先到来。父母提前为她规划考上重点高中、大学的道路，然而，从6岁开始学习舞蹈的陶昕然，执意选择考艺校。

回想起来，陶昕然觉得自己并不厌恶学习，也许“两位陶老师”（陶父、陶母）换一种教育方式，她可能会如他们所愿，顺理成章地读法律、语言等专业。

但从初中时期起，她却在沉默中反抗——“我一直觉得我是在帮他们学，学得那么好、那么辛苦，有一天，我决定不替他们学了。”上课时，她就竖起课本，在底下悄悄看小说。初二以后，她的成绩“如愿”一路下滑，彻底告别重点高中。

同意女儿读艺校，是妈妈的首次妥协，但并非最后一次。眼看着女儿每年从艺校捧回一沓沓奖状，慢慢确信女儿能为自己的人生决定负责后，妈妈不再试图控制和约束她。

女儿读艺校时，母女间甚少沟通。妈妈每个月从安化坐班车来长沙一次，帮她洗衣服，怕她吃不惯食堂，还会带来自家的腊肉、腌菜。妈妈从不过问学校发的奖学金，哪怕女儿可能一周内就全花掉了。

湖南卫视主楼的17层又被称为“骨干层”，大三时，陶昕然在这里实习。她在接待科做实习生，常参与国外电视台考察团接待，还尝试了与剪辑师一起剪片——她发现自己并不热爱这份工作，也无法认真钻研，剪辑片子那三天，她每天都泪流满面。实习期结束后，陶昕然一个人离开湖南，在北京租好房，通知妈妈她决定留在北京。

妈妈在电话那头抽泣，但是没有阻止。挂断电话，女儿收到妈妈的汇款。“从14岁（上艺校）开始，她就不再左右我的决定了。很感谢她尊重、保护了我，让我能够去做自己热爱的事。”

“知行合一的妈妈，教会我‘不闪躲’”

“家里有一张照片，她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和一双时兴的白色塑料高跟鞋，梳着长长的麻花辫，特别美。”

在女儿的记忆中，妈妈是一位时髦的语文老师，喜欢穿尖尖的高跟鞋，会把花衬衫扎进包身裙里，烫着大波浪，梳着“一片云”刘海，时尚、高挑又纤细。

她也是个时髦的妈妈，认为女儿从小即可培养气质和兴趣，送女儿学舞。她也会主动了解新兴事物，在20世纪90年代的安化县城，家里早已用上消毒碗柜。

最让陶昕然印象深刻的是，当读艺校的“抗争”成功，妈妈做的第一件事是带她去做了牙齿矫正。那是在25年前，正畸在国内还不流行，费用也很高昂，一副正畸牙套要花2000多元，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销，但妈妈二话不说就掏钱了。

在艺校读书时，大部分同学每月的生活费还只有500元左右，陶跃娣就给女儿1000元。尽管丈夫极力反对，陶跃娣也坚定表示：“我就要给她，以后她才不会被男生给的一点好处骗走。”

长久以来，陶昕然都以为妈妈的“先进思想”源于其优渥的家境。直到她俩一起参加综艺，不曾谈及的过往才浮出水面。

节目播出后看到观众的解读，陶昕然去询问妈妈才知道，“跃娣”并非“超越弟弟”，而是“要弟”（在安化方言中“跃”读“yào”）。

1962年陶跃娣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个姐姐，后来又有了小妹，最后才盼来了弟弟。在当时农村家庭的普遍认知里，凡事男孩要紧。小妹中途辍学，即使小弟不爱读书，全家也拼命供他读书。时代的洪流倾泻而下，除了拼命向上生长，像陶跃娣这样的农村女孩，别无他法。

“妈妈最严苛要求的，是她自己。”妈妈不仅是单位里的先进个人、骨干教师，还曾因为喜欢摄影而停薪留职一年，去照相馆工作。

陶昕然记忆中的母亲永远是斗志昂扬的状态。全家只有妈妈戴眼镜——在坐月子期间，妈妈为了准备函授考试，彻夜看书，把眼睛“看坏”了。

经历得越多，陶昕然越发敬佩妈妈：“她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妈妈，很多人是以麻木的状态应付子女、应对生活，但陶跃娣不是，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陶昕然考初中时，差点放弃舞蹈，妈妈便坚持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一路小跑，送她到舞蹈学校，等女儿练完功，再回去工作——如此坚持了半年多，直到女儿度过厌学期。在陶昕然看来，少有妈妈能如此坚持：“很多父母任由自己平庸、懒惰，却要求孩子成龙成凤，这不可笑吗？”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正直、要善良。她就是这么一直身体力行的。”前几年，陶昕然和哥哥聊天，说起小时候家里的旧衣服总是突然消失，才知道妈妈会定期把衣物送给家庭困难的学生。班里有孩子买不起作业本，妈妈说她来管，一直到他们小学毕业。

陶昕然说，自己“不闪躲”的个性与妈妈如出一辙。“我觉得只要我无愧于心、正直善良，就没有什么好避讳的。所有的人和事，我都敢于直面。”

“母女共居，我教会妈妈‘认输’”

近几年，陶昕然常跟妈妈说：“不要急，我们可以认输，认输没什么大不了的。”

陶昕然总是忍不住用“超人”这个词来形容妈妈，但她很快便自我反驳：“凭什么要求妈妈是超人？凭什么要求妈妈事事精细，还不能崩溃？”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对母亲的绑架。她希望妈妈可以逐渐卸下严格的自我要求，放松下来。

综艺拍摄总会有各种状况。有一回拍摄时间推迟了半小时，陶跃娣忍不住跟女儿打趣：“你们这个行业，工作时间挺弹性的哦！”因为多年来的职业习惯，妈妈格外重视时间和效率。“我会跟她讲，不要急，慢慢来。”

某一年，妈妈独自开车到长沙接女儿回安化过年。200多公里的回程路，中途停车歇息，陶昕然侧头就看到妈妈鬓边的白发。尽管妈妈表现得如过去一样坚韧、好强，但她这时清晰地感觉到，眼前这个看似无坚不摧的女人，正在日益衰老。

陶昕然生下女儿何陶后，晋升为外婆的陶跃娣不放心女儿在北京坐月子，自告奋勇过来照顾她们，三代人的共居生活也由此拉开序幕。过去说一不二的“陶老师”，收起了锐利的锋芒，但她依旧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与极强的求知欲。

适应北方的气候、环境后，陶跃娣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很喜欢北京，因为这里的很多事物对她来说都是崭新的。陶昕然外出拍戏回来，发现妈妈不仅报了养生课，还爱上了玩K歌软件，每天举着小话筒在家里唱歌。

不拍戏的时候，在家里，母女俩的作息几乎一致。早上送完孩子上学，她们俩会一起吃早餐、聊天；繁忙时，她们各自做事，妈妈会和爸爸视频聊天、出门散步、和邻居唠嗑；她们偶尔也会一起运动、散步或出门购物。

陶昕然在工作结束后都会尽早回家，争取多陪陪家人。晚上9点多就是妈妈的休息时间了，而陶昕然也会打开手机的静音模式，从工作中抽离。

三代人一起生活，摩擦也时有发生。陶昕然和妈妈就此达成一致观点——不要在沉默中无视矛盾，也不要大声争吵。意见相左时，她们在聊天中求同存异。“我们要告诉孩子，世界不只有一种声音，每个人想法不同很正常。”

虽然一起生活，但陶昕然并不想改变妈妈，她认为：“我们都想对方变得更符合自己的想象，但生活在一起，需要一个自在的状态，而非强行捆绑。”取代争执的，是越来越多的相互妥协。强势了大半辈子的“陶老师”不再执拗，而曾经一度拒绝沟通的女儿开始温和地指出妈妈的错误——“我反复向她强调，妈妈，我否定你，不代表我不爱你。”

两年前，就在她们一起生活的家里，妈妈突发脑梗。这是陶昕然第二次送母亲入院了，她突然万分恐惧：“我可能马上就要没有妈妈了。”如今母女谈及这段经历，妈妈依旧感到内疚，但陶昕然只觉得庆幸。

“她常说本来是来帮我的，没想到给我添麻烦了。我会告诉她：‘妈妈，我需要你。’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妈妈，我想照顾你。”

内容：阿祯
编辑：Felicia
排版：杨盼盼
题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