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竞爱国主义：国家权力、行业资本和个人梦想的三重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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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电竞场域近几年涌现出了“电竞爱国主义”的话语组合。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国家、行业、个人等不同行动者，通过特定的“三重接合”形式和实践过程，相互博弈、相互连接、相互转译，争夺性地接合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甚至临时的“电竞爱国主义”认同。第一重接合是在国家权力层面话语的接合、解接合和再接合，第二重接合是在行业资本层面数字话语和利益联盟的合法性接合，第三重接合是在个人梦想层面“冠军梦”和“中国梦”的双向接合。

作者简介

林仲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一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电子游戏许多时候被国家所排斥，而最近几年，电子竞技却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关联并被接纳：2018年《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期间，《中国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了RNG战队夺冠的新闻；同年中国电竞战队出征亚运会拿下金牌后，央视新闻频道和体育频道等权威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这吊诡的文化景观激发了我们最初始的问题意识：从社会现实的角度，为什么以往被国家排斥甚至打击的电子游戏却开始不断与“五星红旗”“中国战队”“为国争光”“国家荣誉”“国家软实力”等爱国主义话语勾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如何将其放置于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特别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和漫长流变中，去理解这种新兴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独特性？具体而言，如何将“电竞爱国主义”放置于新近的“粉丝民族主义”（刘海龙，2017；Liu，2019）、“技术民族主义”（Plantin & de Seta，2019）、“爱国专业主义”（Hoffman，2006）和“嘻戏爱国主义”（playful patriotism）（Chen，Kaye & Zeng，2021）等学术脉络中，去考察其背后特殊的话语接合实践，并去阐释其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博弈和身份认同形塑？

这一重要学术脉络是本研究的起点，启发我们要在新媒体技术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中，理解传播技术作为一个技术/文化复合体如何对各种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话语构型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刘海龙，2017）。而中国电竞作为一个“异质元素的集群”（Lin & Zhao，2021：210），其爱国主义有着独特的复杂性，不仅包括技术与文化，还包括政治、经济、资本、市场与个体等多元要素和主体，更加体现出一种多元互动的社会情境、权力博弈和文化景观，相应地，也指向更加复杂的话语接合实践。实际上，各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都是文化和历史进程的产物，这些进程融入了权力关系、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斗争，同时也需要通过话语实践的不断肯定和争夺来维持（Anderson，1991）。因此，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不是固化、静态或同质化的身份认同，而是一个异质性的领域，不同的参与者和话语在其中争夺合法性、权威和再现（Billig，1995）；这本质上是一种不断演进、协商和争夺意义与认同的话语“接合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Laclau & Mouffe，2001：105）。

为此，本研究延续这一学术脉络并聚焦新兴的“电竞爱国主义”认同，利用话语接合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工具，考察中国电竞场域中爱国主义话语接合的可能、形式、过程和意义，特别是其如何通过国家权力、行业资本、个人梦想的“三重接合”（triple articulation），相应地将政治理念、经济利益和自我认同，历史性、实践性、能动性地接合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甚至临时的“电竞爱国主义”认同。

二

文献综述：电子竞技与爱国主义

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电子竞技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Hutchins，2008；Seo，2016；Taylor，2012；Witkowski，2012)。既有研究主要是从体育或游戏研究的视角出发，将电子竞技研究领域视作电子游戏和职业体育的交叉领域（Hamari & Sjöblom，2017；Seo & Jung，2016；Skubida，2016）。

毫无疑问，电子游戏是电子竞技的“母体”（matrix），电子竞技最初就是从这里诞生的（Brown，Billings，Murphy & Puesan，2017；Jonasson & Thiborg， 2010）。因此，电子竞技本质上就是专业竞技类电子游戏，即在专业环境下玩电子游戏或电脑游戏，因为具有竞争性和组织性从而将电子游戏的游戏本质与体育的竞技特征结合起来（Hamari & Sjöblom，2017；Hutchins，2008；Jonasson & Thiborg，2010；Skubida，2016）。因此，以往游戏研究视角下的电竞研究很多聚焦比赛特别是全球锦标赛等顶级赛事，因为这是电竞在技能、组织、专业化和制度化方面最具竞争力的形式和最高水平的呈现（Hutchins，2008；Seo，2013；Seo，2016；Seo & Jung，2016；Witkowski，2012）。

不过，国际电竞研究领域整体上强调电子竞技的运动性而淡化其电子游戏的基本特征（Hallmann & Giel，2018；Skubida，2016），主张从传统的“体育”理念出发定义、理解和研究电竞（Karhulahti，2017；van Hilvoorde & Pot，2016）。例如， Dennis Hemphill将电子竞技视作是网络化的体育运动，称为“另类体育现实，即在数字化体育世界中以电子方式扩展体育运动”（Hemphill，2005：199）。在此基础上，Michael Wagner进一步提出，电子竞技不仅是传统体育的延伸，其本身就已经是 “体育活动的一个领域”（2007：182）。一些学者甚至直接将电子竞技定义为“一种在网络空间内和通过网络空间进行的运动”（Jonasson & Thiborg，2010：288），或者至少是“一种体育运动形式，其中体育运动的主要方面是由电子系统促成的” （Hamari & Sjöblom，2017：211）。在某种程度上，将电子竞技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进行研究，已成为电子竞技研究领域的主导范式（Lin & Zhao，2020）。

电竞与体育的这种内在关系，实际上为我们预留了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问题，即电子竞技作为体育运动与爱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国家需要一些明显和可见的载体，而体育比赛正是这样一种彰显国家存在与认同的载体。正如Alan Bairner（2001：17）所说的，体育比赛提供了一个“张扬民族认同的重要舞台”。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体育运动往往被赋予更深远的国家政治意义，作为“一种象征，表征着中国已经一洗百年屈辱史而成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完整成员”（Xu， 2008：6）。比如，2008年的奥运会实际被学者认为代表着中国在国际舞台重建其“中央之国”主导地位的欲望与努力（Zeng & Sparks，2019；Zhao，2015；Zhao，2018）；同时，奥运会也被认为是借由体育英雄召唤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去政治化的爱国主义教育”（Brownell，2009：44）。作为一种体育运动的电子竞技，也顺理成章地被认为与国家、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宏大话语联系在了一起（Ismangil，2018）。比如，Milan Ismangil（2018）借用Benedict Anderson （1991）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Michael Billig（1995）的“平实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认为中国电竞也是服务于国家认同想象的一个社会织造物，作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体验的民族主义，在规范化和强化一套宏大的国家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紧密相关的一组概念，前者是认为本国优于他国的一种民族优越感和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对本国的自豪感和情感依恋，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民族主义指向本国与他国的比较，而爱国主义主要是内在情感（Sinkkonen，2013；Viki & Calitri，2008；Vida & Reardon，2008）。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两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一组概念，两者实际互为基础也互相生发，更多时候只是话语使用者的一种策略选择（Billig，1995；Smith，2009）。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很多学者指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内在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推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很多时候会诉诸民族主义话语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屈辱与当下辉煌（Cheung，2012；Gries，2004；Harris，1997；Liu & Ma，2018；Zhao， 1998；Zhao，2004）。不过，除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民众自下而上的“大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Zeng & Sparks，2019），特别是网络时代更多形式的“网络民族主义”（cyber-nationalism）（Guo & Yang，2016；Liu，2012；Wu，2007），如“粉丝民族主义”（刘海龙，2017）和“嘻戏爱国主义”（Chen，Kaye & Zeng，2021）等。

既有这些研究和概念对我们理解电竞爱国主义非常有启发性，但又激发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了“国家”与“大众”，对更多元的主体或者说行动者特别是具体个人层面的行动者及其体验还缺乏充分的观照；其次，因为主要聚焦了“国家”与“大众”，所以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明确的线性和方向性视角，对更复杂的比如双向的、中介化的、网络状的视角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最后，在“国家”与“大众”两个方向的民族主义关系上，更多的是挖掘自下而上的挑战，因此更多的是阐释两者的紧张关系，而对更复杂暧昧的相互关系，比如前者对后者的规训与收编，后者对前者的示好与迎合，乃至两者之间的相互利用等，都还缺乏深度的、细致的实证研究。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探索电竞与爱国主义之间更复杂暧昧的关系，特别是考察其在国家与大众、技术与文化基础上，更多元的行动者、更多向度的互动，本研究尝试从文化研究的接合理论获取理论启发和方法框架，因为如引言所述，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争夺意义与认同的话语接合实践。理论启发方面，接合作为一种话语实践（Laclau & Mouffe，2001），指向了特定条件下不同话语如何连接成一个同一体，而且这种连接都不是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Grossberg，1986）；指向了一种基于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组合式复杂结构，而且结构内部存在着支配与从属的结构性关系（Hall，1980）；指向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具体实践行为，特别是其如何有条件地而非必然性地接合起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力量、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等（Grossberg，1986）。方法框架方面，接合实际上既是理论概念又是方法论工具，它提供了一种将分析对象置于语境中的方法，以更好地研究不同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如何运作以及其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Slack，1996）。

同时作为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工具的接合理论并非一种完成式、封闭式的研究范式，相反，它始终处于不断迁移与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不同领域接受批评检验并进行自我完善发展，这为我们将接合理论延展到对电子竞技与爱国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本研究将从接合视角切入电竞与爱国主义的关系研究并挖掘其行动潜能，以考察以下研究问题：中国电竞场域内的多元主体如何在特定社会政治情境中，根据各自的能动性并通过特定的话语连接方式和实践过程，竞争性地接合出一个新兴的“电竞爱国主义”身份认同？为此，本研究将在Jennifer Daryl Slack（1996：126）关于身份认同“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的概念基础上，尝试建构包含国家、行业和个人等不同“行动者”在内的“三重接合”（triple articulation）框架，以更好地考察它们如何将国家权力、行业资本、个人梦想接合成一个动态的甚至矛盾的“电竞爱国主义”认同，以此打开理解电竞与爱国主义关系复杂性和批判性的新视域。

三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兼顾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批判研究方法（Lee，2003），特别适用于解读文本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等（Titscher，Meyer，Vetter & Wodak，2000）。为此，本研究将电竞相关的文本（官方政策文本及相关媒体文本等）及其公开呼吁、形象、观点和偏见的模式视为塑造力或权力，并将文本中隐含的意义结构视为一种话语实践，然后在问题意识和研究问题指引下，对相应的文本语言构造、论证方式、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特征等进行话语层面的描述、解释、归类、诠释和理论化（景怀斌，张善若，2021）。具体文本选择除了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本研究还特别聚焦代表性的电竞纪录片《电子竞技在中国》，该片作为中央电视台和腾讯电竞联合拍摄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杂糅了“国家权力”和“行业资本”两股话语接合力量。

除了国家和行业两个面向的文本数据，本研究还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以获取个人面向的数据。为此，本研究对5家排名靠前的电竞俱乐部（基于目的性抽样）进行调研，并针对其电竞选手和教练等完成了35人次的深度访谈（基于滚雪球抽样）。所有受访者均同意数据的使用，同时本研究对受访者进行匿名化处理。本研究在数据分析上，主要诉诸“文化的阐释”，并保留一定的“阐释的弹性” （Hine，2000：151）。换言之，本研究侧重的是对“电竞爱国主义”话语实践的“文化阐释”，并期待这种阐释能提供某种洞察和想象力。

四

国家权力：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

考察电竞爱国主义的话语接合，首先要将其放置回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实际上，接合理论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要从“传播模型”转向“情境理论” （Grossberg，1993：4）。国内学者在引进文化研究和接合理论时也强调了“情境/ 语境/脉络”（context）的重要性：“意义总是在被结合到特定的语境、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才能得到表达，这样表达总是被接合到语境，也受到语境的限定”（陶东风，2007：11）。对于电竞的研究亦是如此，如Tina Lynn Taylor所强调的，尽管电竞游戏是个全球现象，它还是“根植于地方语境并受其所形塑”（Taylor，2012：243）。具体到电竞爱国主义的研究，也需要我们首先回到中国语境，特别是国家对电子游戏的治理脉络语境中。

20世纪80年代末电子游戏进入中国以来，街头游戏机、电视游戏机、电子游戏、网络游戏等便被视作洪水猛兽一般，背负一系列负面指控如致人上瘾、荼毒青少年身心健康、影响中小学生学习成绩、暴力色情诱导青少年越轨和犯罪等等，甚至被指责为“电子海洛因”而接连遭受家长控诉、媒体曝光和专家批判（施畅， 2018）。这种社会性的游戏恐慌作为一种“现代性危险”，无疑是对国家监管的邀约，以期“恢复国家主导的模范型社会控制”（饶一晨，2015：68）。这表明历史上国家权力在电竞爱国主义的先天阶段便被接合进来，甚至先于社会化市场化的行业主体等，而且从一开始便起到独特的主导性作用；实际上，接合实践特别强调政治和历史的作用，因为不同元素、话语与主体之间的连接往往是由政治和历史斗争的结果而定的，而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表达（DeLuca，1999）。

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主体不负众望应邀而来，特别是将国家媒体接合进来，以媒体话语表征国家话语。这是因为，中国重要主流媒体被认为与国家存在着特殊的紧密关系，其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还通过传播特定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识形态，塑造公众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对社会的组织和个体的主体性产生影响（Zhao，2008）；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可以视为国家的一部分而相应地承担着部分国家话语接合职能。比如，1989年4月开始，《人民日报》陆续刊文如《学生入迷，家长忧心，上海街头游戏机成灾》等和“读者来信”抨击电子游戏并呼吁政府部门管治电子游戏及电子游戏室。2000年5月，《光明日报》刊文《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也引发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反响。同年7月1日，《人民日报》转发国务院专项治理意见通知，“自本意见发布之日起，各地要立即停止审批新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也不得审批现有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增添或更新任何类型的电子游戏设备”。2001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对电子游戏经营场所违法经营活动的打击力度，打地下、打转移、打反弹。要严格执法，压减总量，规范经营，彻底解决电子游戏危害社会的问题”。2002年的“蓝极速网吧事件”进一步引爆了国家媒体和社会公众对电子游戏及其经营场所（网吧）的愤怒情绪。9月国务院便颁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并在年末暂停了新网吧的审批，各部委也进一步联合行动扼制电子游戏以及电子游戏室和网吧的发展。

在这前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电子游戏在官方主流媒体中的话语呈现便主要以负面为主（何威，曹书乐，2018；洪建平，2018；施畅，2018）。直到2003年11 月，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将电子竞技运动列为第99个（2008年又改列为第78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这可以视作电竞爱国主义话语接合的一个关键“节点”（nodal point）（Laclau & Mouffe，2001：188），之后爱国主义逻辑才得以从原本的多重社会逻辑中浮现出来，开始不断被重构并逐渐被承认。此后，电竞的实际境况才开始稍有好转，即电竞开始与负面的作为“电子海洛因”的“电子游戏”话语解接合，而与体育竞技话语开始接合起来。只是这个解接合与再接合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时仅仅只是国家体育总局一个行动者的接合，其他更多的行动者如广电总局和官方媒体如央视等并没有接合进来。比如2004年4月12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国家广电总局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一律不得开设电脑网络游戏类栏目，不得播出电脑网络游戏节目。同时，要在相应的节目中宣传电脑网络游戏可能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引导他们正确利用电脑网络的有益功能，正确对待电脑网络游戏”。之后电竞相关的比赛和节目如《电子竞技世界》和《游戏东西》等都无法在官方媒体顺利播出。

直到2016年，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接合，越来越多的行动者特别是政治主体被接合进来，电子竞技行业才真正迎来爆发式成长；实际上，接合实践很大程度上便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中与特定政治主体相互关联或不关联的方式（Clarke， 2015）。比如，2016年4月15日，国家发改委等24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行动方案》，不仅明确提到将电竞比赛纳入十大转型升级消费行动，还明确要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电子竞技游戏游艺赛事活动。之后，各部委也相继出台了鼓励电竞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比如，7月13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以电竞产业等为重点引导消费引领性的健身休闲项目发展；9月6日，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将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新增到了“体育类”专业中而纳入为13个增补专业之一；9月21日，文化部发布《关于推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要“支持打造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游戏游艺竞技赛事，带动行业发展”。

这时候，电竞甚至成为爱国主义话语接合网络中“缝合”（suture）不同政治主体的“交叉点”（intersection）（Hall，1996：2；Heath，1981：106）。也是在这一年，原本封杀电竞的央视也终于开了绿灯。2016年8月14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第6届《DOTA2》国际邀请赛（TI6）总决赛上，中国参赛队伍Wings以3：1战胜DC，赢得了TI6的总冠军并获得超过912万美元（约6049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8月15日中午，央视三大频道CCTV1、CCTV2、CCTV13都报道了中国队夺冠的盛况，而且在报道中，这些电竞参赛队伍已经被冠上“国家”之名，以“中国战队”的身份出现在国家电视台，并被肯定为“捍卫了中国的荣耀”。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电竞团队参加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国际版）《皇室战争》三个项目并获得2金1银的战绩，对此，《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恭喜！亚运会〈英雄联盟〉决赛，中国队夺冠》的推文，而且推文在30分钟内的阅读量便突破“10万+”。推文除了简单介绍比赛情况，主要是7张图片，其中3张是队员穿着印有国旗的国家队队服，2张是现场观众挥舞着大小不同的国旗，2张是赛后队员戴着奖牌举着国旗。而我们知道，国旗是天然内嵌了甚至本身就代表了爱国主义话语的（Billig，1995）。

有趣的是，之前对电子游戏大加挞伐的《人民日报》，其旗下的人民网这时却把“人民”冠到了“电竞”头上，推出了“人民电竞”的社交媒体公众号，并在2019年的国庆期间，连续四天发布四篇推文《人民电竞国庆特别企划：电竞赛场上国旗飘扬的那一刻》，不仅一语双关地突显“人民电竞为祖国母亲庆生”，还追溯历史，不断地把电竞与具有爱国主义象征意义的国旗接合起来。这时候，如于海青的研究所指出的，中国电竞已经成为一个“展示精心打造的民族主义和中国软实力”（Yu，2018：93）的平台；相应地，电竞冠军被象征为理想的爱国公民，激励更多的年轻玩家“为中国梦奉献自己的身心”（Yu，2018：93）。

但是，电竞的爱国主义接合并不必然意味着取消或者消解差异性，“不同实践之间的接合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变得相同或一个会消解到另一个当中。每一个都保持了其特定的决定性和存在条件”（Hall，1985：112）。因此，接合中的差异性甚至是矛盾性是一直存在的，永远有不同方式、不同指向、不同时刻出现的矛盾（Hall，1980）。因此，电竞爱国主义的这一话语接合始终是充满矛盾和反复的。2017年腾讯出品的《王者荣耀》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游戏和电竞产品时，新华社便连发三篇评论，批评其“没有责任血液”等；人民网则发出重磅“三评”并呼吁“监管刻不容缓”，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腾讯相应调整部分游戏内容并发出游戏“限时令”，之后不断升级其防沉迷措施和实名检验工作。

由此可见，尽管电竞借由“体育运动”与国家接合甚至成为“爱国主义”的一个舞台，但是，电竞的“电子游戏”面向又使国家对此关联有所克制、保守甚至矛盾。因此，国家权力在电竞爱国主义的话语接合中扮演了非常复杂和历史性的角色，包含一系列复杂的话语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或者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话来讲，这种话语接合“需要被持续地更新，会在某些情况下消失或被颠覆，从而导致旧的连接被消解而新的联系——再接合——被锻造”（Hall，1985：112）。而且，这种国家话语接合是一个暂时的、松散的、流动的过程，不同话语在不同的阶段临时性地处于主导地位并发挥关键作用。但是，这一接合状态并不是完成式的，而是解接合和再接合的一个争夺过程，其他差异性话语也会在新的条件下解接合并进行新的再接合。这一解接合和再接合的转换过程呈现为一个动态的有机统一体，一是凸显了不同阶段不同话语相互博弈、相互连接、相互转译的过程，二是呈现了话语接合而成的接合形态和话语组合的动态性、异质性、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三是暗示了这种接合形态是变化的、临时的、偶然的甚至反复的。

五

行业资本：数字话语和

利益联盟的合法性接合

在国家权力对电竞爱国主义进行复杂的话语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的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在不同阶段也发挥了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的关键作用。实际上，接合理论一直就强调不同行动者在话语接合中动态的、相互的、非必然的和不均衡的关系，即不同行动者动态地充当“车头”（驾驶室）或“车身”（拖车）而形成支配与被支配、主导与附属的相互关系（Grossberg，1986），同时又能接合其他要素并在各种具体实践和效果之间建立起联系，“将这个实践与这那种效果联系起来，将这个文本和那个意义联系起来，将这个意义和那个现实联系起来，将这些经验与那些政治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本身都被接合进更大的结构中”（Grossberg，1992：54）。具体而言，电竞爱国主义话语接合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上述国家权力场域内的不同行动者，还包括国家权力场域之外的电竞行业行动者。电竞行业某种程度上甚至发展膨胀成为能与国家权力相博弈的另一大行动者，而且两者之间形成或明或暗，或主动或被动、或主导或跟进的动态联系，共同接合进电竞爱国主义的结构中。

首先，电竞行业培育了一批数据公司及社会组织并发布各种“行业神话”。比如，国际调查公司NewZoo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电子竞技产业创造近13.8亿美元的营收，并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18.6亿美元，全球电竞观众预计也将从2022年末的5.32亿人次增长至2025年末的6.408亿人次。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的报告数据则显示，2020年电竞游戏市场营收已经连续6年保持扩张，规模达1365.57亿元，用户达4.88亿，而最新报告数据则显示，2022年的电竞游戏市场营收已经达到2658.84亿元，与2020年相比接近翻倍；用户达6.64亿人，较2020年增长36.1%。

其次，电竞产业还吸引了巨额资本入驻并创造各种“流量神话”。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2018至2022年的五年间，电竞产业已经获投资接近212起，金额接近 700亿元（678.98亿元）。而电竞资本的背后是天量的游戏营收，比如2022年腾讯游戏业务收入达1707亿元，其中《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电竞游戏的贡献功不可没。巨额资本投入与天量营收总额的背后则是“流量神话”的职业联赛，比如，2021LPL春季赛微博观赛数据上，相关话题总阅读量超456亿，赛事讨论量5125万；2022年英雄联盟S12全球总决赛成为全球收视率最高的电竞赛事，累计有近1.42亿小时的观看时长。

最后，电竞行业还创造越来越多的“职业化”岗位并传播各种“收入神话”。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电子竞技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电竞行业从业规模已经超过50万人（预计2023年需求量近200万人），而且预计86%的电竞从业者（电竞选手、电子竞技教练、电竞数据分析师以及电竞项目陪练等）薪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1-3倍。而明星选手的天价转会费更甚，2017年4AM团队从斗鱼转签约虎牙的转会费为1500万元，2018年GK电竞俱乐部招募“老帅”（张宇辰）的转会费为1000万元，而2018年UZI（简自豪）签约虎牙的签约费高达1亿。

电竞行业这一组组铺天盖地的“数字话语”，在极力证明和宣泄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以这种行业高速增长带来的绩效合法性，进一步强化其行业的政治合法性。电竞场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场”，而是一个“名利场”和“资本场”，电竞爱国主义不仅仅是国家权力话语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的治理术，同时还有电竞行业巨大的经济、资本和商业利益驱动。而且，电竞行业资本对于电竞爱国主义的接合同样是开放的，不仅接合了行业内部的不同行动者，比如游戏开发商、代理商和运营商，赛事承办商、运营商和赞助商，以及周边的硬件提供商、电竞俱乐部、各地方产业园区、电竞小镇和社会团体（如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等，还不断“跨界”与其他行业和领域接合形成“利益联盟”。这种利益联盟的接合具体是通过一系列“电竞+”的话语和实践将不同行动主体联系在一起，不仅指向话语层面的语言和符号表征，更是指向了实践层面的行动和具体活动，目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将不同利益主体连接起来并积极地维持这种联系；不过这种“电竞+”接合实践并不意味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变得相同或者融为一体，而是各自保留着独特决定因素和存在条件的“差异化统一体”（unity in difference）（Clarke，2015：276）。

比如在“电竞+影视”领域，近几年国内出了《微微一笑很倾城》《亲爱的，热爱的》等一系列电视剧、院线电影、网络电影和网络电视剧等，甚至连张艺谋也在2023年正式官宣将参与网剧《英雄联盟》的拍摄；比如在“电竞+综艺”领域，腾讯推出了《超越吧！英雄》《集结吧！王者》《王者出击》《终极高手》等一系列综艺节目，邀请了大司马等电竞知名主播以及林志玲、杨颖（Angelababy）、贾玲、田亮等明星作为嘉宾加盟节目；比如在“电竞+文旅”领域，腾讯《王者荣耀》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合作冰雪文创景区，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合作花车巡游及大汇演，与北京合作“守护长城、共逐荣耀”修缮活动、与敦煌莫高窟合作敦煌飞天皮肤等等。

由此可见，电竞行业不仅有一套“数字话语”，还是一个“利益联盟”。实际上，接合理论已经指出，正是基于种种接合实践，不同行动者才得以将一系列碎片化的诉求接合到一个“等同链”（chain of equivalences）之中，成为一个统一的阵营与另一阵营博弈（Laclau，2005：118）。这对电竞行业资本的接合实践而言，就是形成这样一系列的“电竞+”利益联盟以壮大己方，在此基础上或明或暗地“推动”而非Ernesto Laclau所讲“对抗”国家话语，小心翼翼地寻求行业的合法性接合。这种数字话语和利益联盟的电竞爱国主义合法性接合在央视和腾讯合拍的纪录片《电子竞技在中国》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是强调产业的经济价值和绩效合法性。比如强调电竞产值已经超越电影：“2017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为559.11亿元，同年，中国电子竞技市场规模达到770亿元人民币，电子竞技超越电影，成为中国娱乐产业的主要支柱。”二是关联电竞发展与国家成就。比如介绍1998年游戏星际争霸发布时强行关联北京申奥成功、国足世界杯出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介绍2003年电竞成为第99个体育项目时强行关联神舟六号成功发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歼20试飞成功、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三是突显电竞选手为国争光。比如介绍雅加达亚运会时：“电竞国家队的选手，终于能穿上国家队的战袍为国出征……不仅是为了奖金，不只是为了前途，只为了在世界的注目下，升起鲜艳的旗，唱响庄严的歌。”四是突出中国电竞对文化输出的贡献。比如，腾讯自诩要“去创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而其《王者荣耀》正是“以游戏为载体，实现文化输出的一个起点。” 由此可见，在国家权力对电竞爱国主义进行话语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的对面或者说背后，另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已经崛起，即电竞行业本身也在基于一套“数字话语”和“利益联盟”积极进行其自身的合法性接合，而且，这种合法性接合最终也落点在爱国主义上。前人研究已经有“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和“经济爱国主义”（economic patriotism）的相关概念（Clift & Woll，2012；Rosamond，2012），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而中国电竞行业却主动诉诸行业爱国主义，作为另一种政治策略以期自下而上地影响国家政策。这固然体现出行业资本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但其极力向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以寻求合法性的强烈意愿，又暗示一定的妥协性和战术性；实际上，“合法性”和“求生欲”之间可能只是隔着一层面纱。

在这个或主动或妥协的合法性接合或者说求生欲挣扎过程中，腾讯电竞形成了一个笼罩整个电竞生态体系的“伞型平台”（umbrella platform）（Zhao & Lin，2021），承担拉动整个电竞行业并以此推动政府相关政策改变的接合“车头”，而其他行动者则处于从属性、配合性的甚至“坐享其成”的“车箱”接合地位。在腾讯电竞的主导下，差异性的接合话语基本都有机接合在一起。这种对差异性的有机接合统一，尽管仍然在一个复杂结构下并仍有着一定的支配性与被支配性的结构关系，但却不再有那么紧张的张力关系，因为首先都要寻求整个行业的整体合法性；这让我们看到了话语接合中“差异中的同一”和“同一中的差异”的辩证关系（Rojek，2003：123），即“在差异中产生同一，在碎片在产生统一，在实践中产生结构”（Grossberg，1992：54）。

六

个人梦想：“冠军梦”和

“中国梦”的双向接合

电竞爱国主义的话语接合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国家权力和行业资本，也体现在微观的个体层面，特别是电竞场域中每位选手的“冠军梦”（Lin & Zhao，2020）；实际上，宏观的话语最终得渗透和作用于每个具体的个人，因为每个活生生的人才是爱国主义话语的最终目标和载体。而且，当这种宏大话语内化于具体个体之后，电竞选手们也自觉地挪用这种爱国主义话语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背书，对抗传统社会对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的误解与污名化（Taylor，2012；Witkowski，2012），甚至可能自我塑造一种“为国争光”的迷思并将其建构为某种自我认同（Yu，2018）。实际上，作为90后甚至00后的电竞选手，其成长和教育阶段与90年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在时间上是基本耦合的（Cheung，2012；Guo & Yang，2016；Zhao，1998），因此，已有研究指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世代是有相对较高的爱国情怀和认同的（Guan & Hu，2020；Zhai，2018）；成长于爱国教育历史时期的电竞选手不仅内化了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和认同，还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挪用这种爱国主义话语“为我所用”。换言之，电竞爱国主义在接合过程中，不仅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话语渗透，同时也是一套自下而上的话语挪用；这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个人的“冠军梦”与国家的“中国梦”的双向接合。实际上，于海青等人的研究已经指出了电竞作为爱国主义展台，中国梦激励电竞选手，而电竞选手又将“中国梦”内化于自身“冠军梦”的连续接合关系（Lin & Zhao，2020；Yu，2018）。

当然，行业资本在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接合过程中，也起到重要的中介桥梁作用。“梦”“梦想”和“国家”一样，同样是《电子竞技在中国》纪录片的高频词汇，不仅用于宣扬“中国电竞人最初就有很明确的目标和纯粹的梦想”，更被融入各种电竞故事特别是关于“青春”“职业”“明星”“热爱”“幸福”“自豪”“欣慰”“灵魂”“希望”的叙事之中，比如：

“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第一集）” “他们不是网瘾少年，他们需要天赋，更需要刻苦，他们有青春却成熟的灵魂，有稚嫩却可见的梦想。”（第二集）“虽然没能夺冠，但也让年轻的经理看到了希望，真真继续追逐着不大的冠军梦想。”（第二集）“我从小也有职业梦想，想成为电竞明星，打职业。”（第五集）“对于这6年我真的充满了感恩，能有一段无悔地朝梦想前进的青春，做着自己热爱的，见证自己热爱的行业发展得越来越好，真的是件无比幸福的事。”（第五集）“这一切都会让我忍不住的自豪和欣慰，毕竟虽然力量绵薄，但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第五集）

而且，这种叙事还主要是通过“倾听”电竞选手的“梦想故事”来进行话语接合，这是因为，“接合的实践不仅仅是参与、交流和连接的工作，还需要倾听的工作：关注信息的流动、关注重要的事物、关注已经形成的连接”（Clarke，2015：284）。当然，这种梦想接合还意味着人们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通过接合不同的元素来创造意义和连贯性，特别是“人们在非自己创造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Trimbur，1993：38），并讲述这样的历史：

十几岁就离开广东老家，开始为自己的电竞梦而四处奔走。经历了青训、转会、解散，当现实照进梦想，职业选手这个方向似乎不再有出路。林炜毫说：“青训的时候出现了点小状况，整个队伍就解散了。目前是想做一个好的主播，也是靠游戏生活。”直播又让梦想照进现实。小八有了稳定的工作，也并未远离最初的梦想。这是小八的新榜样，2018年最红的主播。武汉人张大仙被称为王者荣耀主播一哥，他的粉丝量已经突破千万，身价也高达4千万。2017 年他还推出了自己的单曲《最强王者参见》。（第五集）

这些电竞故事的话语叙事说明，电竞行业特别是其中主导性的腾讯电竞，不仅要向上、向国家展示“数字话语”和“利益联盟”以进行合法性接合，还要向下、向社会和选手讲述“冠军梦”，以及其背后代表着的“价值”“责任”等等，这在访谈中也很明显体现：

“我的三大目标：第一个，我想要把个人生命价值最大化。第二点，在我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社会价值也会跟着最大化，包括物质上的交税，以及精神传播来影响更多人的人生路线。第三点那是非常微观了，是肩负起家庭责任，毕竟有家才有国。”（受访者A）

这种叙事将原本与电竞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同元素（生命价值、社会价值、家庭责任）接合在一起以创造意义、连贯性和社会身份；实际上，“接合理论描述了人们如何创造一个既非必要也非预先确定的统一体（Trimbur，1993：41）”。这意味着人们将不同的实践、目标、价值和话语关联在一起，以创造一个有意义和连贯的整体性和身份认同。对电竞选手而言，这最具连贯性意义的身份便是“冠军”：“起初打职业电竞的时候是没有压力，就想着打打看，后来拿了一个冠军，压力就来了。有那种荣誉感的（压力），毕竟还是想向上走的。”（受访者B）访谈中甚至有“目标就是冠军。只要不是冠军，其他都是垃圾。”（受访者C）这样极致甚至极端的话语，表明“冠军梦”成了电竞爱国主义话语关键“历史时刻”接合中的重要“观念”：“接合指的是那些特定历史时刻，在这些时刻中，某些观念被表达并结合成能够将主体以社会身份和运动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力量”（Trimbur，1993：42）。

实际上，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下，“冠军梦”一直对中国电竞选手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Lin & Zhao，2020）。电竞因为其与电子游戏天然的内在联系，往往遭受一定的负面刻板印象甚至是污名化（Taylor，2012；Witkowski，2012），而且这在中国尤其明显和严重（何威，曹书乐，2018；洪建平，2018；Lu，2016；施畅，2018；Yu，2018）。因此，不仅电竞行业本身需要接合爱国主义话语而获得政治合法性，电竞选手同样也有借此进行去污名化和自我合法化的需求（戴焱淼，2019；Jonasson & Thiborg，2010）。这种需求甚至成为个人的某种“执念”：“我是希望能变成世界级选手的。之所以这么坚持世界赛，都是执念，放不下的执念，人活着就是为了点执念。”（受访者D）但这种个人层面的 “执念”又会在话语上与国家层面的“夙愿”接合在一起：“这种赛事可能我觉得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去看待比较好，就IG夺冠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作为这款游戏的参与者，或者作为这款游戏的使用者，也算是一种夙愿。”（受访者E）

由此可见，电竞选手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挪用国家宏观的“中国梦”话语，这是因为在“中国梦”时代结构中，个人梦想已经与“爱国主义价值”乃至“中国梦”接合起来（Hizi，2018：1）。在我们的田野和访谈中，经常听到“国家荣誉”“为国出征”“为国争光”的话语，典型的如受访者F讲述的：

因为我们的运动员或者我们电竞，它有的是会代表国家的，她（粉丝）喜欢你更多的除了本身对你的技术好，其实很多成分也是因为你是代表了中国，也代表了我们这个行业，有国家或者荣誉的一种东西在里面。她不是单纯的喜欢你的样子。……我们电竞在MOBA类上一直被韩国压着打，然后包括我们以前的第一个电竞项目星际争霸也是被韩国压着的，就打的是没脾气，然后拿了一个世界冠军，也对中国很多电竞选手和爱好者他就（觉得）中国人是可以的，我们中国人是牛X的，是不是？我们就干得过你。这真的就是一种民族的一种自豪感，虽然可能这个东西有些人觉得它只是一个游戏。（受访者F）

以上访谈综合起来看表明，中国电竞选手倾向于依赖某种专业性、竞争性甚至精英主义的话语来证明和激励自己（Lin & Zhao，2020），具体包含了为自己（“个人生命价值”“个人价值”“有成绩”“名气”“凤愿”）、为家庭（“家庭责任”“赚到钱”“赚更多的钱”）、为社会（“社会价值”“交税”“代表我们这个行业”）乃至为国家（“代表国家”“代表中国”“中国人是牛X的”“民族的一种自豪感”）“争光”的“冠军梦”话语，以此来应对社会刻板印象的负面声誉甚至污名，寻求自我合法化、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并将个人的“冠军梦” 话语与国家的“中国梦”话语接合在一起。在“冠军梦”和“中国梦”的这个双向接合过程中，不同于传统研究强调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向民族主义的“对立”，特别是后者对前者的挑战和抵抗（Gao，2015；Gries，2004；Zeng & Sparks，2019），与行业资本或主动或妥协的合法性接合类似，个人梦想层面的双向接合也体现出另一种奇特的“官方+民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关系，即后者不仅不挑战和抵抗前者，反而还极力靠拢、顺从、示好、迎合和依附前者，并以前者为荣。实际上，在“中国梦”的治理话语下，“梦想”已经成为国家鼓励民众个体自我负责、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的治理术，从而实现了国家梦与个人梦的统一（Callahan，2017；Hizi，2018）；“冠军梦”和“中国梦”在电竞选手身上也实现了这样的内在接合。电竞行业也因此深嵌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这甚至被认为支撑着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数字强国的雄心（Keane & Yu，2019：4624）。

七

结语与讨论

聚焦中国电竞爱国主义话语接合的核心问题，本研究把“接合”视为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中争夺性地组合形成一个临时同一体的连接形式和实践过程，进而探讨电竞场域中爱国主义话语接合的可能、形式、过程和意义：首先是国家权力要渗透、吸纳并规训电竞，将电竞同时作为一个“治理对象”和“发展主体”，并借由 “为国争光”的爱国话语将年轻世代聚集的电竞场域打造成为一个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平台；其次是行业资本开始积极挪用上述国家话语，并联合其他利益相关者结成利益联盟，既合力推动电竞行业的快速野蛮生长，又以这种行业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合法性，争取和强化其行业的政治合法性；最后是电竞选手也会挪用这种爱国主义话语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背书，甚至会将追求自我梦想（“冠军梦”）与国家梦想（“中国梦”）直接联接起来，寻求自我合法化、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

不过，不管是电竞行业还是电竞选手等对国家爱国主义话语的挪用以及相应的自我合理化和合法化，最终又都将接着被国家所吸纳，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部门政策规划乃至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等，而这又将反过来被行业和选手等进一步挪用，继续服务于自我合理化和自我合法化，如此形成电竞爱国主义话语“三重接合”自我循环的内在动力。这种“三重接合”所体现出来的多元互动，使“电竞爱国主义”区别于以往的“粉丝民族主义”“嘻戏爱国主义”等，因此也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研究领域有所贡献。首先，以往民族主义研究多聚焦“官方”或“民间 /民众”，一是作为“官方宣传”的精英建构论（Zhao，2000：23），即官方对民族主义的建构与利用，二是民众对民族主义的挪用与重组，“民众的网络正在向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垄断发起挑战，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38），而电竞爱国主义展现了爱国主义话语实践中官方与民众之外更多元的主体和行动者，特别是行业资本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和行动者；其次，以往研究已经关注到自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义与自下而上的大众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新近粉丝民族主义等作为新兴大众民族主义的挑战性和抵抗性（Gao，2015；Gries，2004；Zeng & Sparks，2019；刘海龙，2017），而电竞爱国主义揭示了上述不同行动者之间更复杂和暧昧的相互关系和动态过程，特别是挑战了截然二分的“官方vs.民众”“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而是接合出一种 “双向奔赴”“上下同心”的奇特关系；最后，电竞爱国主义警示我们，在国家与民众之外，在新媒体技术与民族主义互动关系之外，行业资本特别是裹挟着新媒体技术力量的行业资本作为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场域中新兴而又强大的力量存在，有着强烈的合法性危机感和强大的能动性，从而在电竞爱国主义话语的三重接合循环中实质性地起到“车头”的主导性作用。以往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国家与民众对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的利用或挪用（刘海龙，2017；陆新蕾，琚慧琴，2021；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电竞爱国主义却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资本作为新兴且强大的力量，借由对爱国主义话语的挪用，在主动策略性地接合国家、民众与行业的话语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成为电竞爱国主义话语接合的主导力量。对这个接合过程，我们可以借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术语作为隐喻来理解：资本固然在“后台”运筹，让选手在“前台”表演，并请民众在“舞台”前观赏，但国家始终是最强有力的“剧作家”，创作并限定了爱国主义的“剧本”，并使之内化成为资本、选手和民众的共同规范、准则、惯例和依据，即所有行动者共同的“框架”；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行动者在“框架”内或多或少有应变和创作的空间，但整体上是服从并服务于“剧本”和“剧作家”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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