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范汉杰病逝，数年后他的子女回国，将他的骨灰分置两地安葬

1987年11月5日，美国华文报纸《中报》以繁体字的形式连篇刊载范汉杰的回忆文章《辽沈战役亲历记》。

当时，范汉杰已经故去近十几年，但报纸上突然刊载出这篇文章，一时之间给人的印象，仿佛范汉杰仍然在世。

范汉杰在解放前可以说是国民党军之中声威烜赫的将军之一，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虽然与杜聿明以及我党高级将领徐向前、陈赓同届，年岁上却要大不少。

早在进入黄埔之前，范汉杰已经升任桂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粤军第六路军司令，挎着少将军衔（也有一说是上校），后来进入黄埔后，因黄埔缺教官，加上范本人还是测绘学校毕业，所以还兼任了地形学教官，这种又当教员又当学生的情况，在黄埔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不过，范汉杰后来在辽沈战役时被我军俘虏，1960年获得特赦，直至1976年病逝，长达16年时间的经历，却始终不为外人所熟知。

一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范汉杰被我军俘虏。

在不少的文章中，信誓旦旦的称范汉杰对我军战略战术的钦佩，包括后来进入功德林后，也服从改造，也被认为是对我党我军的服气。

可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并不符合实际。范汉杰被俘之初，一度很不服气，这与绝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并无任何不同。

据说当年锦州城破，范汉杰被押送到锦州城北30多里处的一个小村子牤牛屯，在得知这是我军指挥部所在后，还有些懊恼。

“原来林彪在这里啊。”

范汉杰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早知道这个消息，就该派飞机把此地炸平了。

开国少将、原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代政委、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中权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他在时隔多年后与老战友詹才芳一起还回忆了当年审问范汉杰时的经历，读之颇为有趣。

事实上，早在辽沈战役前，东野政治部就下发了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的范汉杰的照片，以便于全军指战员辨认。

1948年10月14日，锦州战役总攻打响以后，范汉杰就自觉守不住，计划化装出逃，在逃向西南葫芦岛方向时，被我九纵指战员在公路上活捉。

被俘之初的范汉杰并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只说是在北方做生意的南方人，想回南方去。

不过，范汉杰的照片当时就已经下发至全军，即便是他想否认也不可能，很快根据九纵民运部长王柬辨认后，确定此人就是范汉杰无疑。

范汉杰迫于无奈，只好承认自己的身份。

李中权接到消息后，立马派人去请司令员詹才芳，并同时报告野司，随后两人就在九纵指挥部办公室审问了范汉杰。

从范汉杰口气中，不难看出他内心其实还是以不服气居多，虽然他很钦佩我军战略战术上的运用，但却很埋怨卫立煌、杜聿明见死不救：

“我们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装备是精良的，是能打仗的，只是我们高层指挥的失着乃有此惨败。”

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已经失利，但范汉杰并不认为是惨败，至少他认为国民党当局在南方还占有大片国土，只要运用得当，胜负仍然是未知。

“这……今天我们是战败了，贵军是胜利了；但我深信我们还有广大的国土，还有众多的人民，还有美国的国际援助，我们是还可以再战的，这点想必贵军也是知道的！”

气得李中权直接驳斥他：

“范汉杰！你别做梦了，人民已不再是你们的人民了，国土也将不再是你们的了，你们的反动政府、蒋家王朝是要被彻底推翻的，好戏还在后头哟！”

不久之后，范汉杰随同卢浚泉等被俘将官一起押送至野司。

二

对范汉杰被俘后的经历，我们有不少当事人回忆，应该最符合实际。

据范汉杰次子范大英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下午四时，混入难民潮中，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前进。走过西海口和高桥至锦州之公路时，被潜伏之共军哨兵所截获，并入被俘队伍同行，经机场向班吉塔方向进行。中途休息时，汉杰自思身为方面指挥官，丧师失地，愧对国家，乃自报身份，请求速死，以免连累部属受到酷刑折磨。共军随即以坐骑将汉杰驾走，将妻林剑峰女士推倒在地，绝尘而去，同行部属则多人幸获平安脱险。”

当然，双方立场本身不同，在细节上描述有大致出入也属正常，范汉杰并不是自袒身份，而是被认出后无奈承认。

范大英在他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或许是人为也或许是资料有限，人为加入了很多不符合史料的细节描述，这里不再多谈。

对范汉杰后来情况如何，范大英也只有依靠有限的消息去推测。

范汉杰被俘之后，先是被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到1957年后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来留下来不少趣事。

当时在功德林中，关押着许多原国民党军将领，像杜聿明、黄维、廖耀湘、宋希濂、康泽、沈醉等等。

这一类人虽然身份各有不同，但对蒋介石多少存了一些愚忠的思想，比较特别一点的如王耀武，他是属于比较灵活的一类。

王耀武在改造初期，说没有顾虑那是假的，后来也是因缘际会之下，了解了毛主席对他的态度，他才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1959年1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像杜聿明等人，是在感受到我党对他们宽大的政策后，加上逐渐认清蒋介石真面目，逐渐在思想上得到改观，这一点上与王耀武又不同。

至于像黄维这样，采取强硬的态度坚持不肯接受改造的，无疑算是第三类人。

唯独范汉杰比较特殊，他哪一类人也不属于，从他行为上去看，倒像是棉花一般，软的硬的都不吃。

范汉杰过去军旅生涯中，他的气度与心胸就要比别人宽阔，要知道在进入黄埔时，他军职最高，年龄甚至比许多教官都要大，但他并没有趾高气昂，哪怕是后来诸如杜聿明、王耀武等这些黄埔同学比他晋升快，他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在功德林期间，范汉杰表现中规中矩，他没有像黄维一样强硬的表示愚忠，也没有如王耀武一般服从，甚至与杜聿明也不一样。

简而言之，管教干部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那时功德林根据管理方面的需求，要求战犯们每次上厕所都喊报告，但这些战犯们过去都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对这个要求难以接受，当他们都不敢反映，怕被说有抵抗情绪。

范汉杰不一样，他一没有反映，二也没有私下低谷，而是遵守规定，每次上厕所时必高声喊叫：

“报告，小便！”、“报告，大便！”

显然范汉杰是在表现他无声的“抗议”。

一开始战士们不明所以，后来才搞清楚原委。

一次，范汉杰又高喊，战士们板着脸问：

“你给谁报告？”

范汉杰笑嘻嘻地说：

“给你啊！”

战士们怒气冲冲的说道：

“以后不准报告！”

我们在看《特赦1949》这部电视剧时，总觉得战士们对这帮人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是带入主观情绪，要放在那个时代看这个问题，战士们算是表现比较好的，毕竟大家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过去受尽了压迫，对他们的阶级仇恨，是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看。

三

范汉杰看似表面嘻嘻哈哈，实际内心也有很深的执念，只是从来不表现出来。

1959年12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特赦，众人公推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范汉杰上台宣布这个消息，只有范汉杰不以为然，而是推举杜聿明上台读。

管理干部一开始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范汉杰始终不说话，没办法只好叫杜聿明去读报纸。

事后有人问范汉杰：

“你为什么不上去读报纸？”

范汉杰答：

“第一批特赦的肯定没有我，我还去凑什么热闹，让光亭去读是最合适的。”

事实后来果然如范汉杰所料，众人都赞他料事如神，只有范汉杰内心感到苦涩。

据说范汉杰的名字本来是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但报上去以后，遭到了不少民主人士反对，第一个反对的就是蔡廷锴。

有消息称，蔡廷锴因为当年福建事变一事，对范汉杰耿耿于怀，当年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率领十九路军反蒋，范汉杰时任十九路军司令部参谋处长，把参谋处所有的密码电报派人送给了戴笠，所有军事行动蒋介石了如指掌。

不过，福建事变本身存在机事不密的情况，十九路军包括当时成立的福建省人民政府也存在反对声音，加上蒋介石出钱收买十九路军将领，失败已经注定，不能完全怪到范汉杰身上。

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第二批获得特赦，亲自到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蔡廷锴家和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鼐家“负荆请罪”。

范汉杰获特赦后，自称在老家广东已经没有亲人，在北京南郊红星农场劳动半年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

那时范汉杰负责撰写回忆史料，过了一段安生日子，其中包括《锦州战役回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序幕》《胡宗南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经过》等等，还翻译了《德国步兵动作》小丛书。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据范汉杰儿子范大英回忆，他父亲在撰写这些稿件时，心境并不是那么愉悦。

“迁居以来生活本不错，但近来脑筋不好，写东西组织无条理，写起来很乱，使人看不懂，因此很费力，还是写不好，虽然有人帮我“修改整理”，终觉心里难过。”

范汉杰在写这些资料，无异于是在伤口上撒盐。

1964年，范汉杰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此后历经那个特殊时间段，虽然有所波折，但总算是安稳度过。

范汉杰一生娶妻颇多，子女也众多，当年在功德林登记个人信息时，曾幽默称自己是“妻子半打，孩子一班”，不过这些妻子儿女大多都散居海外，只能通过书信往来。

1976年1月，范汉杰哮喘症复发，被送到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然而在治疗康复阶段，不幸病情发作去世，享年80岁。全国政协为范汉杰去世，特地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干部达百余人，并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据说有这样一个说法，范汉杰曾写信给子女，说自己百年以后，想和昔日的袍泽葬在一起。他的儿子们后来领悟了父亲这个意图。

范汉杰的儿子范大胜在多年以后回国，将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中取出一半带去台湾。

有说法称范汉杰这一半骨灰葬在了台湾，但据范大英回忆，范大胜将父亲骨灰取出一半后，与母亲林氏（林剑峰）的骨灰一起葬在洛杉矶太平洋海滨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