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97岁时，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

著名书法家、金石篆刻家高式熊于2019年1月25日早晨安详辞世，享年98岁。

高式熊生于1921年，是浙江鄞县人。他曾是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上海市书协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民建书画院院长、棠柏印社社长 。其父高振霄乃晚清翰林太史、新中国上海市第一批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书法家。

高式熊书法作品

他幼承家学，书法得到父亲亲授，20岁时获海上名家赵叔孺、王福庵指导，擅篆刻、书法及印学鉴定，书法出规入矩，端雅大方；后又喜摹印作，对历代印谱、印人流派极有研究，27岁加入西泠印社成为当时最年轻会员。

其书法楷、行、篆、隶兼擅，清逸洒脱，尤以小篆最为精妙，与篆刻并称双美。还著有《西泠印社同人印传》、《高式熊印稿》等专著。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发表。

高式熊书法作品

2018年中国文联专门设立“中国文联终身成就艺术家”荣誉称号。中国书法家协会结合书法界实际，经中国书法家协会七届主席团三轮民主投票推选，并报中国文联批准，授予高式熊、张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

当时对高式熊的评语是：“97岁的老人，阅尽沧桑，见证了现、当代书法篆刻发展之历程。其书风印风，以赵叔儒、王福庵为根基，出规入矩，典雅高迈；一笔一划，一刀一刻，由技入道，以“无我”姿态达“有我”之境界。

几十年来，他潜心书艺，心境超然，远离尘嚣，人书俱老。在当代书坛，其为人治艺，艺德兼修，为年轻一代书家树立了典范。”

高式熊书法作品

高老虽然九十多岁，但一直耳聪目明，反应速度较快，且极具童心。因长得似俄罗斯人，故而得了个“伊万诺夫”的绰号，对此高式熊生前说：“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说我长得像是毕加索的兄弟，还让我和毕加索的画像一起合影呢！”

高式熊

除了书法金石，他也爱好收藏名牌相机、圆珠笔等。高老身上有一股活力，他九十多岁还学开汽车，非常随意，他平时也喜欢拍照片，抽雪茄。活得比年轻人还要有朝气。

高式熊篆刻作品

高式熊不仅篆刻、书法造诣精深，也是著名的印泥制作大师，曾受教于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著名书法、篆刻家，收藏家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先生，得张先生真传。

张鲁庵1962年临终前，将“鲁庵印泥49号秘方”托付给高式熊，叮嘱其务必将鲁庵印泥的制作工艺传承下去，并将此秘方捐献国家。

高式熊书法作品

由于种种原因，鲁庵印泥原有的其它55号配方下落不明，“鲁庵印泥49号秘方”成为鲁庵印泥唯一传世的“血脉”。经过高式熊先生多年奔走呼吁，鲁庵印泥终于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报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先生也随后表示将把“鲁庵印泥49号秘方”无偿捐献给国家，其高风亮节令人感佩。齐白石先生曾长期使用高式熊的印泥，并能保证五十年不走色。

高式熊书法作品

有评论家曾经评价，赵叔孺、王福庵的作品不属于高式熊，丁敬身、吴让之的作品也不是高式熊的替身，高式熊就是高式熊，高式熊的“熊样”没有另一个书法篆刻家的作品能够替代，而是贴上了他个人标记的“高氏”作品。在工稳妍秀又质朴一路的书法篆刻作品领域，高式熊的作品保留了他的个性化的成份。

高式熊书法作品

90多岁的高式熊阅尽沧桑，见证了现、当代书法篆刻发展之历程。其书风印风，以赵叔儒、王福庵为根基，出规入矩，典雅高迈；一笔一划，一刀一刻，由技入道，以“无我”姿态达“有我”之境界。几十年来，他潜心书艺，心境超然，远离尘嚣，人书俱老。在当代书坛，其为人治艺，艺德兼修，为年轻一代书家树立了典范。

高式熊访谈录

问：您是西泠印社的元老了，是否能首先谈谈您的从学经历以及您与西泠印社的渊源关系。

高式熊：

这些见诸各种报刊文章都已很多了，最好西泠印社能把它都整理出来，有什么不足或不准确的，我再来补充改订。

这里，我就简单地说一说。我出生书香世家，父亲高振霄是晚清进士翰林，我从小受家庭熏陶，《说文解字》写过好多遍，后看见家里有许多印章石头，就想着要刻了，那时大概十五六岁。我家并无人刻印，我只是喜欢，无师自通，刻着玩而已。赵叔孺先生和我家一直较熟，1941 年，我21 岁时拿了自刻的印章去向他请教，赵先生就向我介绍了他的学生张鲁庵。赵先生说：“张鲁庵藏的印谱很多，你可以去看。有一部印谱很好，你一定要有，就是《黄牧甫印谱》。”看来赵先生嘱咐过张鲁庵了，没多久，张鲁庵到我家来，就送给我这一部两册的《黄牧甫印谱》。他对我说：“你喜欢刻印，我家藏有许多印谱，你可过来看。”那年他42 岁，正好大我一倍。他每次带来一大包印谱，开个清单，送到我家，看完了我打电话去，他再给我送来，这样看了有两年多，他收藏的四百多部印谱我几乎全都看了。

高式熊篆刻作品：茶之略

我认识王福庵先生也是在21 岁那年。赵叔孺、王福庵、张鲁庵三人，我差不多是同一年认识的。王福庵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住四明村3 号，离我家很近，所以与我家来往频繁。

我刻印并未向他正式拜过师，只是叫他“王老伯”。他经常到我家来，看我刻印。我有许多印也是写好了印稿，拿去请他看过后再奏刀的。

王福庵先生对我比对他的学生还要严格，有些字稍觉不妥，就要重新考证，解惑释疑，一丝不苟。我们虽不是师生关系，但比师生还亲密，在篆刻艺术上，他对我的帮助最大。

我一生都没有受过那种老师与学生间授课式的指导，我从王福庵先生那里受到的教益，都是通过平日交往、耳濡目染得到的。

什么叫老师？这就是老师。首先是我想学，去求学，我到王福庵先生家里去求教，就是上课，我就是这样学下来的。我有缘结识王福庵、张鲁庵这样的名家，是我的幸运。

1947 年重阳节，我随丁辅之、王福庵乘火车到杭州，参加了西泠印社补行40 周年纪念活动。随后，丁、王二位前辈就介绍我加入了西泠印社。当时合影中的立者右边第4 人就是我。

1947年秋，印社举办补行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社员合影

图中立者右边第4位为高式熊

问：张鲁庵对西泠印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泠印社藏品的大半都是他捐献的，但现在年轻的篆刻爱好者对他知之不多。

高式熊：

我不止一次地呼吁过，对于篆刻界，张鲁庵是不可忘却的人，他对西泠印社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西泠印社应该大力宣扬他，要树立这样的榜样。这绝不仅仅是出于我自己的感情。

张鲁庵是浙江慈溪人，西泠印社老社员。他久居上海，是上海的小K，有房地产。他在上海开有药铺，叫“益元参号”，在南京路的哈同大楼里。他还是杭州张同泰药店的老板，他的家族是杭州四大家族之一，当时的杭州张同泰药店我也曾去过。张鲁庵对经营药店没什么兴趣，却把所有的兴趣都放在了收藏印谱、印章之中。他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张鲁庵的老师是赵叔孺，还有丁辅之、王福庵、陈巨来、方介堪等名家都是他的朋友，他篆刻的眼光当然好。张鲁庵有那么多印谱，但决不自秘，他要我为他编写一部《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这是我在上世纪50 年代时编就的，每一本印谱的尺寸、版本、何人作序、出版时间都一一详记，编成后油印成册，分送同好。

张鲁庵说：我有那么多的藏品，但不是我私有的，我一定要捐献给国家。他叫我去找上海有关部门谈，但上海方面当时不够重视。1961 年，他又要我与北京中央文化部联系。最终这些珍品归藏于西泠印社，我认为是最理想的选择。希望西泠印社能把张鲁庵捐献的文物编目整理成册印行。

张鲁庵把一生的心血都扑在了印学上，把钱都慷慨地用在了印学上，他有这个条件，他是一个为印学而不惜成本、真正慷慨的人。我还没有遇见过像他那么执着的人。这样的人很少！

问：在与张鲁庵的交往中，还有哪些给您印象深刻的事?

高式熊：

上世纪40 年代时，我常去益元参号内张鲁庵的办公室，那里是他每天必去的。50 年代他身体不好后，我就常去他家里了，每星期总要去几次，我们刻印、做印泥、看印谱，如“西泠八家”和“徽派”，从早到晚在一起，无话不谈。张鲁庵喜邓完白印，临仿过其不少作品，我们常在一起切磋。

他把漳州印泥买来，是最贵的名牌“魏丽华”，几十块银元一两，还请了个化学工程师帮助分析里面的成分，以便提高制作质量。他做印泥肯花钱、肯钻研。1962 年4 月他病重住院，我去看望他，告诉他，我要到西泠印社去。没想到这竟成永诀，回来后，他已去世了。

我学习的资料都是张鲁庵提供的。在圈子里，他藏的印谱堪称第一，从秦汉印到流派印，我随时都可以看，这是一笔不得了的知识财富啊。像张鲁庵这样在上海收藏界中的富翁，他藏的那部《十钟山房印谱》，当时的价格是800 两银子，是吴湖帆卖给他的，共有192 册，这么贵重的印谱他也送来给我看！

我要看赵之谦的印章，他就把印章拿出来洗干净，涂上墨，再填些粉，用放大镜照着，仔细研究赵之谦的刀法究竟怎样。现在的人哪还有这样的眼福！他把心思都用在印学上了，真正的藏家不可能把那么贵重的印章让我这样地把玩。这么真诚的朋友我真的是没有遇到过！

第一次认识张鲁庵时，他给我做的印泥，我现在还留着。我用的刻刀也是张鲁庵送给我的，这把刀是他自己用封钢做的，刀身用胡琴弦捆扎起来，这是他的特点，手拿着比用丝线扎的要牢固方便得多，我从1941 年一直用到现在。睹物思人，这两件遗物是我对他的纪念。

问：您为张鲁庵先生遗藏捐献西泠印社之事，不辞辛劳，来往奔波，做了许多工作。

高式熊：

作为老社员，能为西泠印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理所应当的。1962 年5 月，杭州市文化局的王树勋、朱德班来到上海，找我商量在张鲁庵去世后，动员其家属将藏品捐献给西泠印社之事。我与他们一起去做张家的工作，张鲁庵家属深明大义，一致同意将藏品捐献给西泠印社。

此后，杭州市文化局多次来人看过张家藏品。清点交接期间，我请了假，去帮助张家整理印谱等，共整理了三天，整理清点完毕，贴上封条，运去了杭州。1962 年12 月15 日，我参加了在杭州饭店举行的张鲁庵藏品捐献大会，我代表张家家属发了言。

为了捐献藏品之事，当时杭州有多少人到张家来看，清点时有多少人在场，都有原始记录和照片的，你可以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不清楚的，我再来补充。

西泠印社在王萍担任书记时想要恢复生产印泥，他们请我帮忙，我也很乐意为印社做点事。我请来了张鲁庵的儿子张永敏，一则他在杭州大学化工系工作，是搞化工的；二则曾帮助其父做过印泥，他也想把他所掌握的资料交给印社。我们和印社领导及有关人员一起吃晚饭，在我介绍了张永敏后，一位领导语气轻慢地问道：“你的‘鲁庵印泥’有什么好处呀?”好像是张永敏在上门兜生意，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我按照张永敏写的49 号配方做出的印泥，质量完全达到了鲁庵印泥原有的水平。张鲁庵是印社老社员，鲁庵印泥只有在西泠印社制售才最适合，上海印泥厂不适合，对此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了。西泠印社自恢复以来，开理事会，发给我一本小本子，我每年用这本子作记录，每年开会每年讲，形式化，有啥用！

1963 年，西泠印社60 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

即组织部分社员参观游览。

图为社员在参观新安江水库大坝（高式熊摄）

问：请您介绍一下您创作的两部印谱《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西泠胜迹印谱》的情况。

高式熊：

《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以印社同人每人为一印，边款刻小传，共计220 方，刻成于1948 年，那年我28 岁，当时仅拓一部捐给了西泠印社。当年王福庵先生、张鲁庵、秦康祥和我常聚在一起，商议此谱的创作。

秦康祥负责撰写所有的同人小传，张鲁庵提供石章、印泥等材料，篆刻由我负责。我写好印稿后，拿去给王福老看，根据他的意见再作修改。王福老要求很严，最多的一方，我反复刻了五遍才完成，就像毕业考试一样地精心构思，竭尽全力。这部印谱既是同人名录，也是小传，艺术性与史料价值集于一辑，是我们四人通力合作的结晶。

1962 年，为了向西泠印社60 周年献礼，我们匆匆拓制了一部四卷本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由我捐给了张宗祥社长。“文革”动乱时期，这部印谱的原石我损失了不少。1955 年，由我的学生联系上海朵云轩，专门组织班子钤拓出版了四卷本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此版收存印157 方、补刻印7方，合164 方。那年我75 岁，朵云轩为此共出版《印传》75 部。

《西泠胜迹印谱》是我三十多岁时的作品，是在王福老精心指导下完成的，许多印稿还是王福老亲笔批改的，这些印稿我至今还保存着，是我早期学习历程的珍贵资料。这部印谱刻好后，没有装订成册，只拓过零星的印稿，因为王福老听说韩登安也刻了同一题材的印谱，便嘱我将印谱暂缓面世，其心地忠厚，让我钦服。

问：您是跟王福庵先生学的篆刻，因而有人认为您的印风承继了浙派的正宗，请谈谈您的艺术创作观。

高式熊：

我刻印从秦汉印出，并不是单纯学浙派，浙派只是清乾嘉年间的特殊产物，实际上浙派也是从秦汉印出来的。

像我这样，能看到这么多印谱的人是很少的，张鲁庵能把那么多贵重的印谱都让我带回去看，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是我的努力精神得到了他的认可，这是互相的，我非常珍惜、决不放过这一机会。高鱼占先生要我刻象牙图章，象牙章可不是那么好刻的，他看过我采用《礼器碑》刻的边款后，大为赞赏，就把他藏的《礼器碑》明拓本给我看。

所以，凡是大收藏家，只要遇到了真正的知己，他是愿意拿出他的精品放心地交给你看的。我对我的学生是很严格的，在艺术上新一代要超过前人。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急功近利。我说一个人要有奋斗精神，就是要出风头，但这不是吹牛，是要拿出东西来的，要搞就搞出第一。

问：您对西泠印社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与期望。

高式熊：

西泠印社社员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印社，要拿出自己的精品来，不能有一点马虎。在日本，西泠印社的名声很大。我以西泠印社副秘书长的名义去日本访问时，梅舒适先生对我说：我只要西泠印社社员，其他的头衔都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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