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伟人，发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他甚为推崇的

重读伟人，发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他甚为推崇的，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伟人的知识分子政策。

顾炎武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负，也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际会而已。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其心血之作《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书生的空泛之论。

毛泽东于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未为《日知录》写的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期期向往之意，见诸笔端。

毛泽东如此推崇顾炎武，可视为他后来作为理论和实践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历代知识分子在这谏述方面的建树，对切中时弊能给人启发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作些发挥。

毛泽东读李斯献给秦王赢政《谏逐客书》，他觉得“有很大的说服力”。读西汉时贾谊向汉文帝进的《治安策》，他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的体会是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读东汉末年李固致黄琼书，他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读唐代李百药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他总结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马周贞观十一年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认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读朱敬则就“览秦、汉之得失”，“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等问题给武则天的上疏，他批注说“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读姚崇奏对唐玄宗的十条建议，他认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读姚崇劝谏皇帝节制佛事、削减僧尼的奏对文字，他赞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则赋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刘在唐文宗测试贤良时关于铲除专权宦官的对策，也赋诗称道“中唐俊伟有刘蕡”，“万马齐喑叫一声”。

毛泽东读《明史》，朱升本为教书先生，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说朱升“很有见识”,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几年后便疏于朝政,御史杨爵沉痛谏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毛泽东读后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

对那些空泛之文，毛泽东则很不以为然。读马周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时，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书策，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个看法不是随便提出的。

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散文家，毛泽东读其《朋党论》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批注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也”。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读苏洵的《谏论》，他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对文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泽东爱读古代知识分子的史论、政论文章，自然与他想从中体会和梳理出一些为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关。而他的评点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贬、所扬所抑，也明显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在从政言政时所寄予的期望与要求。宋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也搞些政治，有的还做到很高的位置，但毛泽东明显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

重读伟人，知行合一。（作者：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