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叛变后为何被“灭门”？他一家知道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1931年，中共特科第三科（行动科，俗称“打狗队”）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幸亏“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消息，通知中央，才避免了中央机关被破坏。这段历史大家耳熟能详。

这里再补充讲一讲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片段中的精彩细节。

话说1931年4月，中央派遣张国焘、陈昌浩二人，经武汉去鄂豫皖根据地。护送他们的任务，由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科）负责。当时特科日常负责人，是政治局委员、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

周总理曾经是谍战高手

顾顺章曾有光荣的工人阶级斗争历史。二十年代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彭述之回忆：“担任这一机构（特科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是顾顺章，是上海三月武装暴动胜利后的纠察队队长。他原来是电车工人，同流氓（指青红帮）有关系，精明灵活，很能活动。”

但顾顺章进入中央核心圈层后，逐渐暴露出个人品质方面的缺陷，有自大自满，腐化堕落的倾向。这引起了实际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警惕。除了周恩来的话他能听进去几句，对其他同志的意见一概当耳边风。当时陈赓在特科负责二科情报工作，他对同志说：“我们两人不死的话，准能看到顾顺章叛变。”

陈赓大将曾经是特科骨干

这次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由顾顺章这位政治局委员亲自出马，也有考验顾顺章的意图。在派出顾顺章执行护送任务的同时，周恩来还派了一个人同去，既是协助，也暗含监督考察之意。

他就是当时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后来被大家称呼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

在出发前，周恩来单独与董健吾谈话，告诫他要提高警惕，在保证完成护送任务的同时，要保护好自己，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

资料图：百年前江上小火轮

顾顺章找了一条船，于4月1日从上海出发。陪同张国焘和陈昌浩乘船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张国焘扮成老板，陈昌浩和董健吾扮成伙计。同船的旅客见他们官不像官，民不像民，以为是贩卖大烟的。张国焘将计就计，装着一掷千金的样子，在船上打麻将一次输掉几百元毫不在乎。

张国焘成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到达延安，后叛变

顾顺章没在船上。他带着两个徒弟张增谦和陈莲生，于3月31日乘火车到南京，再乘船到武汉，比张国焘他们早一天到达，安排接应。

4月4日傍晚6时左右，趁敌人晚餐的空隙，轮船悄然驶入汉口港。张国焘、陈昌浩提着行李登岸，与顾顺章派来的交通员接上头，然后坐上黄包车，在一处隐秘的小楼上，与顾顺章会合。

4月7日晚，苏区派来的交通员来到汉口日租界联络处，与张国焘、陈昌浩见面，约定第二天就启程去苏区。

4月8日一大早，交通员领着张国焘、陈昌浩去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前往麻城李家集。顾顺章不便在车站露面，由董健吾送他们上车。张国焘二人在李家集与前来迎接的一支特务队汇合，顺利到达黄安。

按说任务完成，应该返回上海了。但顾顺章滞留武汉，竟然登台表演魔术。

董健吾见此，心急如焚，多次劝他赶快离开。顾顺章不为所动，甚至在与董健吾接头的时候，带着一位白衣女郎。这个女郎是顾顺章在舞厅认识的，带着她上台作魔术表演的搭档。董健吾劝顾顺章提高警惕，顾顺章不以为意。

顾顺章1935年被国民党枪毙

董健吾住在好朋友刘少岩家，他劝顾顺章也找可靠的社会关系居住。顾顺章不听，说住旅店方便、自由。他住进了汉口怡园附近的世界旅馆。董健吾将情况告诉了刘少岩。刘少岩在水电公司任经理，久居武汉，情况非常熟悉。他听说顾顺章住在世界旅馆，大吃一惊，说：“这家世界旅馆是武汉行营侦缉处长杨庆山的，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董健吾把刘少岩的话转告顾顺章。在董健吾苦口婆心屡屡劝告下，顾顺章搬到达智门附近法租界的德明旅馆。

顾顺章这样招摇过市，董健吾越想越怕。他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自己给自己发了一份电报：“祖母病危，速返沪。”

顾顺章看了电报，还是不走，理由竟然是演出合同在身，不能违约。董健吾你想走，你先走好啦。

顾顺章派人给董健吾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轮船是“建国号”，船期是4月24日早晨，并派徒弟送董健吾上船。

董健吾回去告诉刘少岩。刘少岩说，建国号速度太慢，也不安全，不如乘坐日本人办的轮船公司的“洛阳号”。

董健吾思索后说：换船更好，但“建国号”不要退票，另外买一张“洛阳号”的船票吧。

“红色牧师”董健吾

4月24日一早，董健吾穿上他的黑色牧师服，提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网篮，其实里面全装的废纸。顾顺章的徒弟来江汉关送行，看着董健吾上了“建国号”。

等到顾顺章的徒弟离开码头，船上响起催客铃声时，董健吾一跃而起，混在送客的人流中下了船。那个网篮“道具”还搁在他的席位上。

一上岸，他马上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日商码头，上了“洛阳号”。

“建国号”早两小时启航，“洛阳号”船快，到九江码头时，追上了“建国号”。

就在“建国号”停靠之时，忽然警报声大作。董健吾从船窗向外望去，只见码头上布满军警。这时他还没有想到与自己有关！

“洛阳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船长一问没有在九江下的旅客，为了避免麻烦，下令“洛阳号”不停九江，直开上海。4月27日，“洛阳号”抵达上海虹口NKK日商码头。

资料图片：武汉码头

董健吾这几天呆在船仓里，尽量不抛头露面。他心急如焚，巴不得立即到岸，向周恩来汇报情况。他尚不知晓，就在他离开武汉的当天下午，风云突变。

顾顺章在武汉新市场（今武汉民众乐园）演出魔术结束后，去同武汉交通站主任张崧生见面。二人接上头，正向法租界走去时，叛徒尤崇新带着特务，当街指认顾、张二人是共产党。特务们一拥而上，将他们逮捕。

徐恩曾时为调查科长，后为中统副局长

顾顺章被捕后马上叛变。他提出条件：你们级别太低，赶快把我送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我才说出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

抓获顾顺章这条“大鱼”，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侦缉处副处长（实际是陈立夫派驻武汉的调查科特派员）蔡孟坚异常兴奋，忍不住向调查科（中统前身）连发6份电报。

第一封电报：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我捕捉自首，准备解至南京。

第二封电报：将用兵舰将黎明（顾顺章）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据黎明口供，用兵舰太慢了。

第四封电报：事体重大，决定先派蔡孟坚坐飞机去南京报告，黎明（顾顺章）再用兵舰押来。

幸运的是，4月25日是一个星期六，主持国民党调查科的特务头子徐恩曾，离开南京去上海“花花世界”度周末了。值班的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被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同志。

钱壮飞破译电报后大惊，赶紧叫自己的女婿去上海报告。他自己不慌不忙，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第二天才离开。

“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当天晚上，周恩来接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他沉着、冷静、高效地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疏散隐蔽。当即决定由廖成云（陈云）接替顾顺章工作。

此时已是深夜，街上人迹稀少，派出去通知的人，暴露的风险非常大。周恩来想出一条妙计：让交通员穿上白衣、戴上白帽，伪装成家里死人出去“报丧”，及时将通知送到各个秘密联络点。

这里还有一个惊人的细节：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正住在顾顺章家里！

邓颖超回忆：“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情报后非常镇定，他有计划地安排其他常委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同时安排我陪这个叛徒（指顾顺章）的妻子立即转移一家外国旅馆去。这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措施，因为她知道党的秘密，也认识一些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她还不知道丈夫已经叛变了。”

顾顺章全家几乎都在组织内，包括他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等，有的是交通员，有的做后勤。这也是后来顾顺章全家被特科红队“灭门”的原因。如今网上有人阴森森地说，红队执行太残忍。试问，这种情况下，还有另外的办法吗？

我们还可以从敌人的角度来印证。中统头子（当时还叫调查科）徐恩曾撰述说：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顺章有所顾虑，不敢叛变……

青年周恩来和邓颖超

4月28日，国民党军警会同租界巡捕房，对顾顺章提供的地点进行大搜捕。结果全部扑空，一无所获。

但顾顺章叛变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他作为高级领导人，负责特科保卫工作，对党的重要机密一清二楚。中共中央不得不转移，周恩来、博古等先后去了江西苏区。并且，中共著名领导人恽代英因此牺牲。恽代英被捕后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党组织营救，即将获释出狱。由于被顾顺章出卖，恽代英于4月29日被杀害。

恽代英烈士画像

顾顺章叛变前后，接触最多的人，就是“红色牧师”董健吾。好在他有如神助，一招“金蝉脱壳”，换船回沪，躲过了搜捕。

董健吾回到上海，马上给秘密交通员打电话。经联系，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会见了董健吾。

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董健吾急切地向周恩来报告：“顾顺章在武汉违反纪律，频频抛头露面，我多次劝阻，他一点儿听不进去，再这样下去，被捕的可能性很大。我不得不一个人回上海来向你汇报。”

周恩来听罢，感叹道：“好险啊！幸亏你脱身快，否则会遭殃！”

董健吾疑惑地问：“为什么？”

周恩来告诉他：你离开武汉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就被捕了，当即叛变，并出卖了你和武汉的同志。为了捉拿你，国民党军警特务在九江拦截“建国号”进行搜查。没有找到你，又全船戒严，令该船九江以下各码头一律不停，直达上海。“建国号”比你乘的“洛阳号”晚两个小时到达十六铺码头，把全体乘客押到巡捕房，逐一盘问。如果你在这条船上，恐怕是难以逃脱啊！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