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个团对阵10个师团，这种仗只有薛岳敢打，可这次，他确实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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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底，第9战区参谋主任赵子立晋升为战区参谋长。

战区参谋长是什么级别？

如果要下部队带兵的话，资历深厚者能当集团军总司令，资历稍浅者至少也是个军长。如第3战区参谋长黄百韬就是以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出任第25军军长的。

那赵子立什么资历？黄埔6期生。

在1943年，连黄埔4期生的资历都当不上军长，可赵子立一个黄埔6期生竟然能当上战区参谋长，而且还是抗战正面战场上尤具实力的第9战区参谋长，这就不是简单地越级提拔的问题了，而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去的问题了。

由此可见蒋氏对赵子立的信任和倚重。

如果换成其他人，受到如此重用，早就弹冠相庆了。可赵子立却表现得忧心忡忡。

这并非是赵子立在故作姿态，而是确实存在着隐忧，因为随着赵子立的官越做越大，他与薛岳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差起来。

原因有三：

一是，赵子立刚到第9战区的时候仅是作战科长，虽然后来陆续担任了作战副主任、主任，但在薛岳眼里，赵子立只不过是个毕业于黄埔6期的毛头小子，是个后生晚辈。

即便赵子立提出不同见解，甚至有顶撞自己的时候，薛岳也能以一副前辈欣赏后辈的姿态接纳。

可自从赵子立接替吴逸志担任参谋长后，在第9战区的地位已经与薛岳接近，情况大不一样了。

为何？

薛岳能接受一个后辈对自己的冒犯，可对于一个地位接近的人的挑战，薛岳又岂能听之任之？

其二、薛岳是个专断的人，在第9战区，参谋人员在更多时候就是听吆喝的，连吴逸志都不例外。

而赵子立很明显不是一个能听薛岳吆喝的人。

其三，自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薛岳名声大噪，已有功高震主之嫌，换掉吴逸志，改派赵子立当战区参谋长，难道是为了就近抗衡我吗？

很显然，从赵子立就任第9战区参谋长之日起，就是二人的关系破裂之时。

这还仅是赵子立的隐忧之一。

更让赵子立感到不安的是，自第3次长沙会战后，从蒋氏到薛岳再到各战区，都把“天炉战法”视为抗战克敌制胜的不二法宝。各战区无论条件是否具备，无不效仿“天炉战法”。

可战果却并不如人意。

作为从作战科长、作战副主任、主任、参谋长一路升迁上来的第9战区老兵，赵子立太清楚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他就是“天炉战法”的设计者之一。

在赵子立看来，前三次长沙会战虽然第9战区都获胜，但更多的是战略上的胜利。

首战长沙，双方其实是打了个平手；二战长沙，其实第9战区是败了，长沙已经沦陷。只不过在第6战区“围魏救赵”策略的打击下，阿南惟几不得不撤兵。

至于第3次长沙会战的大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天炉战法”。但事情都要分两面看，不能因为获胜，就只看主观因素，不看客观因素。

第3次长沙会战日军之所以大败，虽然是“天炉战法”成功运用的结果，但阿南惟几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由牵制性作战突然变为进攻性作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阿南惟几突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得日军在兵员数量、作战物资的准备方面都不充足，以至于在第6师团刚加入战场1天后就仓皇撤退，后在中国部队的尾随追击战中损失惨重。

可薛岳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于这些客观因素要么视为不见，要么有意回避，把胜利都归功为“天炉战法”，认为“天炉战法”是“放至天下而皆准”的战法，严重轻敌。

这是赵子立的隐忧之二。

其三，豫中会战结束后，日军接下来发动湘桂作战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可薛岳对于岳阳周边大量集结的日军不以为意，认为日军的主要力量仍然会放在南洋作战，根本不敢对第9战区发起进攻。

即便来了，不是还有“天炉战法”吗？

可赵子立很清楚，第9战区看似兵强马壮，但实力比全盛时期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在1938年11月的时候，第9战区拥有6个集团军52个步兵师，如果在加上特种兵和游击部队，能有60个师180多个团。

可在1944年初，偌大的第9战区只剩下60个团，兵力只有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

可能有人会问，那60多个团哪去了？

还能到哪去？调到滇西去了呗。

而且，抽调走的19集团军罗卓英部、15集团军关麟征部都是精锐，只留下了滇军、川军在撑门面。

仅有的一支嫡系主力第十军也因在常德会战赴援途中被日军伏击伤亡过半，战斗力远未恢复。

以这样的兵力应对接下来的大战，真的有把握吗？

这是赵子立的第3个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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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隐忧，赵子立又岂能高兴的起来？

事后证明，赵子立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1944年初，日军在豫中会战中轻取1战区蒋鼎文部和汤恩伯部。

对于日军接下来的动向，时任作战厅长的刘斐判断，日军正准备在1944年发起一场贯通南北交通线的大战。

豫中会战后，下一步日军势必要对第9战区发起进攻。

对于刘斐的判断，薛岳不以为然。

薛岳对新桂系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见，尤其是对白崇禧，薛岳从内心深处反感。

在薛岳看来，白崇禧就是个动嘴的，论打仗，差得还远呢。

而刘斐呢，则是因城门失火被殃及的池鱼。

可薛岳不重视刘斐对敌情的判断，赵子立却不能不重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此次日军对第9战区发起的进攻，兵力异常雄厚，别说打到长沙了，恐怕打到衡阳，战力都未必能达到底线。

若不及时请兵增援，不仅长沙不可保，衡阳也危险。

那么，赵子立的判断对吗？

就在薛岳和白崇禧、刘斐以及赵子立在如何应对日军进攻的策略问题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日军也在盘算着如何进攻长沙。

当时，负责制定湘桂作战计划的是日军一个叫岛贯武治的家伙。

岛贯武治认为，日军之所以连续3次在长沙铩羽而归，主要犯了3个错误。

其一、兵力不足

首战长沙，日军看似来势汹汹，但出动的兵力其实并不多，都是以旅团为基干的支队打着师团的旗号。

况且，日军还兵分三路，搞了个分进合击的战术。这种战术看似唬人，但只要是被对手识破，也没有啥了不起。

二战长沙，阿南惟几倒是发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才从宜昌周边调了第4师团和13师团的一个支队参战。可如此一来，宜昌兵力空虚，所以才造成了被第6战区来了个批亢捣虚，只能仓皇撤退。

三战长沙同样如此，阿南惟几本来是要牵制性作战，却突然改变作战目的，临时决定突袭长沙，自然兵力不足。

其二、来自中国部队东西两面的侧击，尤其是来自东面的侧击。

其三、给了中国部队从容向两翼转进的机会，从而对日军实行反包围。

为了打破前3次失败的“怪圈”，岛贯武治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日军此次进攻长沙，罕见的集结了10个师团，分别是第3、13、27、34、37、40、58、64、68和116师团。

为了解决来自中国部队侧翼攻击的问题，日军此次把战斗力强悍的第3和13师团都放在了东路。

因为前3次长沙会战的经验证明，日军更多的伤亡都来自于东路，因为东路紧挨幕阜山，中国部队依托山脉可进可退。

至于西路，日军并没有过多在意，因为西路靠近洞庭湖，大部队展开不便，又没有太多适合藏身的地方。日军在西路派出的兵力也少，大多数是一些用于牵制性质作战的小部队。

为了不给中国部队从容向两翼转进的机会，日军的企图是，要先攻占东西两路的轴线端点，东线是浏阳，西线是宁乡。

在日军来看，若攻击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时候，中国守军会退往幕阜山。而攻击捞刀河、浏阳河防线的时候，中国守军只能撤往浏阳、宁乡两线重新集结，然后迂回穿插到日军侧背发起进攻。如果提前占领浏阳和宁乡，中国守军势必大乱，长沙失去外线配合，定将不守。

但岛贯武治也有隐忧，那就是此时中国空军已经掌握着制空权，若白天行军，势必会遭到中国空军的猛烈打击。

因此，岛贯武治提议，攻势应该于5月下旬发起，因为5月的月亮明亮，可为夜晚行军的日军照亮道路。

日军频繁的调动引起了赵子立的警觉，当他得知对面竟然出现了日军10个师团番号的时候，立即向薛岳建议，以此时第9战区的战斗力不足于单独对付日军，应立即求援。

可薛岳仍然不以为意，认为赵子立仗打得越多，胆子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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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赵子立并没有屈服于薛岳的意志，在他看来，以60个团对阵日军的10个师团，这种仗也只有薛岳敢打。可对薛岳的勇气佩服的同时，赵子立仍然坚持认为，现在第9战区要做的，一是要求援，二是要把决战地区由长沙改为衡阳。即使这样，赵子立仍然认为不保险，在他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即使打到衡阳也未必是用到底线，要提前做好在桂柳一线决战的准备。

可薛岳不听，对白崇禧来电话劝告撤离长沙，改为在桂柳一线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嗤之以鼻，坚决要在长沙与日军决战。

由于薛岳有在首战长沙时战场抗命守住长沙的经历，白崇禧对薛岳的抗命也无可奈何。更何况，薛岳之所以拒绝撤到桂柳一线还有其他心思，那就是他不想把部队来替桂系看大门。

可湘桂会战一打响，薛岳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

日军先头部队第68和116师团在连续突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防线后并没有攻打长沙，而是从长沙西北绕过直奔衡阳。

按照“天炉战法”的打法，此时中国部队应该从两翼杀出夹击日军的，可在第68和116师团背后突然又杀出了第34和58师团，把准备夹击日军的中国守军夹在了中间。待到把守军击溃后，第58师团负责进攻长沙，第34师团负责进攻岳麓山。

在东线，日军13师团在前，第3师团在后，对平江至浏阳一线进行“扫荡”，刚从新墙河一线撤退下来准备进入幕阜山的第27集团军遭到日军来自南北和东面的三面夹击，损失惨重。

这下子，长沙自抗战爆发以来第4次成为了危城。

薛岳慌了，他为之前的托大付出了代价。

当时，负责防守长沙的是粤军的第4军。

本来，第4军守长沙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驻防在长沙，哪里有大战来临换人的道理？

可薛岳的表现却很反常，他不断询问赵子立，“让哪个部队来守长沙呢？第4军这个部队长于进攻，不善于防守。”

此时的薛岳已经不是抗战爆发初期的薛岳了，那时候，每逢恶战，第4军都是冲在前头，守在危险的地方。

而这次，薛岳反复询问赵子立的目的就是想要把第4军撤下去，改由第十军来守长沙。

可赵子立虽然听出了薛岳的话外之音，但始终在那里装傻，就是不搭这个茬儿。

其实，此时的薛岳已经预判到此次会战长沙要守不住了，把第4军留在长沙，结局定然不妙。

而赵子立不搭这个茬儿，也有他的道理。

对于白崇禧提出的要在桂柳地区决战，赵子立也是不太同意的。

赵子立希望的是在衡阳与日军决战。毕竟，他是第9战区参谋长，如果撤到桂柳，就意味着第9战区战败了，他这个战区参谋长的脸面也不好看。

而用第4军守长沙，就是想要依靠第4军的战斗力多坚持一点时间，好让他有相对充分的时间在衡阳排兵布阵。

而薛岳呢，由于嫡系的第4军留在了长沙，为了不让第4军被歼灭，也只能同意赵子立提出的在衡阳决战的建议，而不是撤到湘东南。

如果此时的战区参谋长是吴逸志，相信他会立即同意。可此时的参谋长是赵子立，薛岳再不情愿，也不能逼着赵子立签署作战命令。

而就在这时，蒋氏的电报到了，“驻衡山的方先觉第十军担负守备衡阳的任务，不得用于长沙方面。”

很显然，这是赵子立暗中通知蒋氏的结果。

但也由此，薛岳对赵子立的意见更大，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战事中，薛岳虽然派赵子立、第4军军长张德能、第9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指挥作战，可却没有规定由谁负责。由此可见，赵子立已经被薛岳架空了。

可谁也没想到，赵子立竟然因祸得福。

在长衡会战的追责阶段，由于赵子立在防守长沙时并没有负实际指挥责任，只是被免职。而张德能，则被蒋氏下令毙了。

以60个团对阵日军10师团，这种仗只有薛岳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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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人，薛岳勇气可嘉。可作为一个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这种不顾双方实力悬殊的差距，偏要硬打，这就不是“勇”了，而是“莽”了。

当然，这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掺杂太多的人事问题和利益问题。

如果薛岳抛开成见和利益纠葛，能够听取赵子立的意见，即便长沙不守，也不至于只守了3个小时就沦陷。

因为岛贯武治的计划并没有完全执行下去，第9战区并非没有挡住日军并且反败为胜的机会。

在宁乡一线，第74军的猛烈反击保住了第9战区调兵轴线的西端；在浏阳一线，杨干才的第20军和傅翼的第72军仍然死死咬住南下的第3和13师团不松口；在浏阳城内，王泽浚的第44军与日军两个师团展开了惨烈的巷战，虽伤亡惨重也死战不退。

只要长沙能够坚持住，从各战区增援而来的部队就会呼啸杀至，未必不能再现第3次长沙会战的局面。

可这一切，都随着长沙只守了3个小时就沦陷而结束了。

此役过后，直至抗战胜利，第9战区始终就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而薛岳，他的精气神再也没能恢复过来，抗战名将的“光环”也在逐渐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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