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宋朝士大夫：为富人说话，就是替穷人说话

原创 吴钩

大约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一句“为富人说话”，让许多人士非常不舒服，茅老先生也因此被人贴上“权贵代言人”的标签。

今天，在“民营企业离场”论调中，在“40万豪宴”激起的仇富声音中，想想茅于轼先生的那番话，会觉得十分可贵。

如果茅于轼生活在宋代，应该就是一名有很多知音的主流士大夫了。宋朝工商业繁荣，不但诞生了一大批富民，“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同时，也催生出“为富人说话”的社会思潮。

有人以为“仇富”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包括茅先生也未能免俗，认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均贫富”是儒家心底的梦想。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真实，至少不合宋代历史。

历代统治者受法家“民富则轻赏”理论的影响，确实有敌视富民的心理，但宋代的立国思想不是这样，宋太祖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富室被视为是一个国家的根基。王安石看到，“兼并之有，一岁坐收息至数万贯，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之外，于国有何功而享此厚奉？然人情未尝以为此辈不当享此厚奉者，习所见故也。”可见宋代社会并无仇富之风。

孔子也确实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但这里的“均”，非指“平均”，而是“各得其分”的意思，所谓“患不均”，是指反对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而不是主张所谓的“均贫富”。在宋代儒家看来，贫富不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年轻时的苏辙，是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曾向宋仁宗提议：“臣愚以为当今之势，宜收天下之田，而归之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夺豪民假贷之利，以收游手之用。”即将土地国有化，然后分给无产农户。但年岁渐长之后，小苏转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贫富有别，乃天经地义。他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

许多宋代的思想者都反对政府以“抑兼并”的名义“劫富济贫”、抑制富民，苏辙斥骂标榜“劫富济贫”的王安石：“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司马光也坚决反对压制富民，他对王安石打着“抑兼并”旗号的变法表达了深切的忧虑：“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

南宋的叶适也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这样的政策不可实行。因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所以，叶适提出，“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俗吏想“劫富济贫”的馊主意可以打住了。

这些为富人辩护的声音——学者将其概括为“保富论”，在宋朝大量出现，反映了一种时代性的要求：“商品经济要想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对财产的保护和对合同的保护。”（约翰o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换言之，“保富论”不仅是保富民，而是想保护人民对于财富的权利、保护市场的自由。也因此，几乎所有持“保富论”的宋人，都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不管是当事的司马光、苏辙，还是作为历史观察者的叶适，因为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强化国家干涉，剥夺经济自由。

叶适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市易法：“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意译一下：商品的定价、交易之权，向来不应该由官府的“看得见的脚”来掌控，而是分散于市场上的企业家与大商人群体中，由“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调适，这是千百年来市场形成的惯例了，官府怎么可以遽夺过来呢？夺过来也就罢了，你又怎么好意思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旗号呢？

——叶适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八百年前的市场经济宣言。我想，茅于轼先生应该会赞同叶适的看法吧。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