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老首长仅为大校，开国中将流泪：这不公平

1955年的深秋，京广线上，列车风驰电掣，飞快南行。车厢内，人们三三两两，或看书，或交谈，热闹非常。

软卧车厢里，一位中将倚窗端坐。他熟悉窗外掠过的每一架山，每一道河，每一个村落。这一切都勾起了他难忘的回忆。

1931年一个冬日夜晚，在湖北老君山一带坚持斗争的鄂东北道委特务营正在山洞里开会。开国中将当时还是通信员，在洞外放哨。

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天快亮时，敌人悄悄包围了山洞。队伍里出了叛徒，把敌人一直带到了这里。

通信员发现敌人时，报信已来不及了，慌乱中甩出了唯一的手榴弹，几个敌人倒地，更多的敌人冲了上来。

教导员和战士们冲出洞口，和几十倍于己的敌人交上了火。

四面都是敌人，退路已被切断，教导员心里明白，硬打下去，弄不好就将全军覆灭，断然命令突围。

寒风中，教导员把手一挥：“我掩护，其余同志随营长赶快突围！”说完，也不和营长打个招呼，就率领几个游击队员从西边小树林里往外冲，想把敌人吸引过去。

但是狡猾的敌人并没有上当，他们死死咬住东面的游击队员不放，集中火力猛打，一场恶战延续到天亮。

拂晓，教导员和突围出去的部分同志接上了头。

“难道同志们都牺牲了吗？特别是那位机灵的通信员。”教导员决定重返洞口，一个个清理了战友的遗体。

当从死人堆里扒出那个放哨的通信员时，队长眼泪模糊了视线：“他还是个孩子，参加革命才几个月，难道就这样牺牲了吗？”

教导员无论如何不相信，不由地俯身把耳朵贴在通信员的胸口，听着，听着，像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微弱的声音。

“他还活着！”教导员不觉叫出了声，赶快脱下上衣，包裹住通信员那几乎僵硬的身体，然后轻轻地抱着他，踩着横七竖八的敌尸，悄悄地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难忘的山坳……

火车隆隆南行，再过一刻钟就到武汉了。将军依然隔窗眺望，不觉中他的两眼湿润了。二十四年前，就是教导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回去，送他参加了红二十五军。

从此以后，枪林弹雨，疆场驰骋。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再见到老领导。

上个月在北京开会，偶然间听说了教导员的消息，将军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专程到武汉看望他的老上级。

在武汉市江汉区一间破旧低矮的平房里，将军见到了昼思夜想的老首长。老首长依然是那么乐观豁达，直爽风趣。

但是，当中将的眼光落到老首长肩章上时，流泪了：“老首长，你怎么才是大校？论资格，讲贡献，这不公平哇！”

这位老首长就是今天本文的主角——开国大校罗厚福，开国中将为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林维先。

说起罗厚福将军，读者马上想到——唯一一名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大校。

其实，他最大的贡献，就是4次主动请缨留守，使大别山红旗17年不倒。

1932年秋天，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失利以后，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红二十五军也转移到外线作战。一时间无数村庄成了残墙断壁，一片焦土。

一天夜里，在华家河召开了中共黄安县委会议。几十名干部围着一盏煤油灯，盯着罗厚福严峻的面孔，听他传达道委的指示。

突然枪声大作，叛徒领着保安团包围了屋子。一番激战过后，只有罗厚福和少数几名干部突出重围。70多名干部战士基本牺牲。

黎明时，在峰峦叠嶂的光麻边界，他们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

郑位三带给他们的消息并不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少数赤卫队员被逼躲进深山，苏区群众惨遭迫害，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叛变了革命……”

罗厚福猛地从地上站起身来，紧紧抓住道委书记的手：“我回黄安去！把队伍再拉起来！”

郑位三想了想，摘下腰间的手枪：“只剩下十三颗子弹了，你们先省着用吧。”

罗厚福说到做到，1933年春，罗厚福以黄安老赤卫队员为基干，重新组建了约200人的鄂东道委挺进军，继续活跃在老根据地。当年6月与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胜利会师。

自1933年秋起，国军又调动十四个师又四个旅，向大别山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主力奋战半年，损失惨重。鄂豫皖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

至1934年秋，鄂豫皖根据地被分割成鄂东北、皖西两小块游击区域，红二十五军从原来的一万人锐减到不足三千人，不得不于11月离开根据地长征。

红二十五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前，道委书记郑位三挑选二十名精干的战士，交给罗厚福：“主力红军走了，黄麻一带不能没有种子哇。”

这是罗厚福第二次留守大别山。

黄安县境内的老君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罗厚福和游击队员们三五人为一组，以老君山为依托，晚上越过敌人封锁线，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敌人的据点之间。

剿匪督办刘镇华恼羞成怒。于是，他增加兵力，把公路从礼山县吕王城修到老君山，并调来独立三十四旅，加上红安县的自卫团和地主反动武装，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将老君山层层包围。

游击队出击受阻，环境越来越险恶。隆冬一到，大雪封山，漫山遍野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游击队下山，一不小心留下痕迹，敌人就会跟踪而来。

刘镇华

老君山周围，乡保人员时不时地敲着锣，高叫着罗厚福的名字咒骂，悬赏捉拿。

1935年除夕的深夜，国军士兵忙着过年，守备松懈，罗厚福抓住时机，带游击队员化装成山民，分多路下山打土豪，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3月，国军撤出了老君山。罗厚福带着已成野人的游击队员出了山，见到高敬亭时痛哭不已。

1935年夏，国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六次大规模清剿，为减小目标，罗厚福率领部队到孝感县的一带昼伏夜出，出其不意袭击伪乡公所，频繁打击敌人，搞到了不少粮食财物。

11月，游击队利用国军主力东进皖西清剿红二十八军之机，奇袭七里坪，歼灭300民团，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民团队长，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粮食。

这是主力红军撤走后，游击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消息一出，老百姓纷纷奔走相告：红军又回来了。

罗厚福不失时机地公开打出鄂东北游击师的旗号，在国军追剿部队四面临近时跳到河南新县，继续和敌人周旋。

说是游击师，实际上只有三百来人，百支破枪。而敌人却有两个师，加上地方民团，共好几万人死死咬住罗厚福他们不放。形势十分危急。

罗厚福在敌人眼里，也是太可怕、太可恨了。主力红军 撤离鄂豫皖之后，面对一片白色恐怖，罗厚福和几个党员在 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硬是竖起了红旗，两次拉起了队伍。

这自然也惊动了远在汉口的国民党武装行营。

数万国军开进大别山，恨不得一口吞了罗厚福和红军游击师。

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敌人印出一张又一张的战报，先是说罗厚福被俘，押到武汉正待处决；后又说红军游击师被“剿”尽了。

然而，罗厚福和他的游击师反倒越打越大，越战越强。1937年5月，敌人不得不把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两个师急急调来，又收集了鄂豫皖边界几个县的土顽武装，团团围住了游击师，扬言两个月内全歼“残匪”。

在敌人重兵围攻时，罗厚福带着游击师在大山里跟敌人捉迷藏。他把部队分成几小股，全部轻装。在群众的帮助下，声东击西，指南走北。

早晨还在黄安的老君山，晚上就到了河南经扶蓬塘山；等到敌人得到情报，游击师又到了湖北礼山县的东大山。

3个月过去了，敌人连游击师的影子都没见到。此时，淞沪抗战打响，国军被迫匆忙结束围剿。

转眼到了1938年3月，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鄂东北游击师四百人马编为四支队九团二营，开赴抗日前线。

师长罗厚福没有随部队东进，而是第三次留守大别山，担任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副主任兼干部连连长，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任指导员。

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数十万国军沿着长江两岸、大别山麓，象溃了堤的洪水一般，节节败退。

从城镇到乡村，从山里到山外，到处都是残兵败将，沿途尽是丢弃了的枪支弹药。

罗厚福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派干部联络流散红军、游击队员，至1939年春，拉起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改番号为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活跃于黄陂、孝感地区。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为了稳固对湖北的统治，拼凑了大量伪军，其中盘踞在孝感、黄陂一带的是伪华中人民自卫军第八军，军长李汉鹏，原国军杂牌师长，投靠日军后官升两级，成为军长，拥兵两万多人，下辖三个师，两个旅。

其中，伪二十一师、二十五师驻孝感；二十三师驻黄陂；伪八军军部三千余人驻毗邻武汉的蔡甸。此外，蔡甸还设有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机关。

李汉鹏自恃实力雄厚，每次出门都带有卫队、护骑一百多人。前面四挺机枪开路，中间有几十支短枪，左右是贴身保镖，活脱一个兵痞、土霸王模样。

但是，李汉鹏又心虚胆小，平时总躲在军部里，除非不 得已才岀来活动。

情况很清楚，一千人对付两万人，确实是块硬骨头！

与日寇握手者为伪华中人民自卫军第八军军长李汉鹏

“我没高招。依我看，擒贼先擒王，用小股部队专打它的军部，掏李汉鹏的心肝儿！”在作战会议上，罗厚福用拳头使劲往桌上一砸，险些震落桌上的茶碗。

蔡甸是黄陂西北的小镇。它背靠大别山，面向鹿架山， 东临汉宣公路，西接平汉铁路。

李汉鹏在这个巢穴附近修筑暗堡，深挖堑壕，密布重兵，军部正面十几里的地面上就有两个团的兵力把守。

他自以为兵多将多，每日带着小老婆吃酒玩钱，和军直几个旅长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

吃过晩饭，第六大队全部轻装，悄悄地离开了驻地，以强行军的速度，一连摸了伪军几道哨。凌晨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三个方向插入了蔡甸。

深夜，军部里吵吵嚷嚷，李汉鹏还在和部下打麻将，一会儿怪叫，一会儿狂笑。

新四军战士们则悄悄摸进营房，把枪收拢以后，点燃灯火，命令投降。

大部分敌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从被窝里钻出来就当了俘虏。几个胆大的刚要顽抗，新四军手起枪响，敌人应声倒下，其余的就再也不敢妄动了。

尖厉的枪响传进大厅，军官们全乱了套，有的想夺路逃跑，有的想趁机抓钱，有的想举枪顽抗，有的大叫大嚷气没等他们清醒过来，一排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胸口。

蔡甸一战，新四军第六大队成功捣毁伪第八军军部，以两人轻伤的代价，歼灭伪军两千多人，手榴弹、子弹、步枪堆积如山，俘虏军长李汉鹏、军直两名旅长，三名团长。

1946年6月26日，三十万国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原局要求江汉分区所属部队除留少数武装就地坚持外，立即挥军入川，开辟川鄂革命根据地。

已任江汉军分区司令员的罗厚福亲自率四个团强渡襄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宣城、南漳、保康、竹溪、 竹山近十座县城，胜利地到达鄂西北。

战争环境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正当部队抵达竹山、突 击镇平、挺进四川之际，突接中原局急电：要求江汉军区部队立即东返，接应中原突围左路纵队，并归该纵队指挥。

情况明摆着，部队经过了生死战斗，已经突出重围，回首东进，极有可能钻进敌人包围圈，弄不好可能要吃大亏。

在这全局和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的关头，罗厚福主张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立即东返。

当时，他的意见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不少干部指责罗厚福死板、教条，机械执行上级命令，不顾部队死活和战士的疲惫劳苦。

没想到，这为后来罗厚福坎坷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鄂西北的盛夏，骄阳似火。罗厚福率领部队，沿着崎岖 的山路，长途跋涉，日夜兼程，打打走走，于1946年9月27日与王树声率领的中原军区左路纵队会合，组成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罗厚福任副司令员。

但是，鄂西北根据地形势愈发严峻，国军集合了四个整编师进行大规模清剿。到1947年1月，鄂西北五个军分区，除四分区仍在坚持外，其余全部撤出。

2月，鄂西北军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四分区部队南渡长江，到外线牵制敌人，罗厚福率部分人马坚持游击战争。

冬夜，北风呼啸，飞雪弥漫，部队长期脱离根据地，弹药粮草得不到补充。因而，面对几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 民党正规军，一个月来没有同敌人正面接触，只是虚与周旋。

这样，虽然敌人虽被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罗厚福他们也是精疲力竭，人困马乏。

不久，部队登上摩天岭。摩天岭居中雄峙，地势险要，两边是悬崖峭壁，唯一的通道由于常年被洪水冲刷，寸草不生，眼下被大雪覆盖着。

紧紧咬着他们不放的是整一八五旅的一个团。

打他一家伙！按罗厚福的布置，部队在摩天岭布下了三道火力网：

第一道是集中全营的好射手和子弹，规定专瞄当官的打，不许远距离放枪，不许放空枪；

第二道是集中全营手榴弹，等敌人逼近再显身手；

第三道是主力阵地，在陡峭的坡台上，堆满石头，等敌人上到最险处，才能显示石头阵的威力。

下午二时，匆匆追来的敌人发起了进攻。

“弟兄们，往上冲啊！”

谁知喊声没落，突然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枪声，一下子撂倒十几个，大部份是当官的。

敌指挥官用手枪顶着士兵们步步逼近前沿阵地，距离一百米，七十米，五十米……

罗厚福沉着地站在堑壕里，一动不动。敌人已扑到一营前沿阵地三十米处了，只见罗厚福把袖子一捋，挥手喊道：推石头！

话音刚落，轰隆隆一阵巨响，石块象突然爆发的山洪一般咆哮着朝山下飞滚。

敌人的阵势被砸得七零八落，一群群敌人被石块击得血肉横飞，抱头窜下山去。

摩天岭一战，我军全歼整一八五旅两个营，毙俘团长以下一千余人。

此战过后，国军团级兵力再也不敢深入根据地，罗厚福吸收了当年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经验，把部队化整为零，逐步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多个小块根据地，弄得敌人几个师撤又撤不得，留又留不住，终日不得安宁。

1947年5月2日，张才千的江南纵队与罗厚福胜利会师，随后一起北上豫皖苏，组建中原军区独立旅，罗厚福任副旅长。

1947年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留一纵十九旅组建鄂豫军区三分区，罗厚福任司令员，这是罗厚福第四次留守大别山。

两个月后，罗厚福不负众望，凭借在大别山的积攒的威望，为刘邓大军顺利筹集到了三万套冬装。

1948年夏，罗厚福发起攻势，连克七里坪、黄安、孝感、黄陂、礼山。1949年除夕猛攻宣化店，全歼两个保安团，到3月，三分区十六个县全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