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一业务员骑车摔倒，侦察员一拥而上：封大哥，我找你好苦

1950年初春，一个阴雨如晦的下午，不久前刚在上海某公司谋得一个职员位置的谢某，突然收到一封挂号信。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国民党老牌特务，已经跟随毛人凤等军统头目去了台湾的封企曾会给他写信。

谢某和封企曾曾经同过学，但关系非常一般，他的信里会写些什么呢？

谢某忐忑不安地打开信封，不看犹可，一看竟使他心惊肉跳。一刹间，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血冲头顶，几乎晕倒。

他怀疑莫不是自己眼睛发花，看错了信？于是，他揉了揉双眼，睁大眼睛又仔细看了一遍。没错，一点也没有看错，那可怕的方块字仿佛是一颗颗烧红的铁钉，直扎得眼睛发黑，心口流血

谢某捧着信看完第二遍，像做贼似的连忙将信锁进了抽屉。感觉不妥，又将信取出来，装入一双旧袜子里，将袜子夹在一件旧衣服中，锁入了装衣服的皮箱最底下。

这才像患了一场大病似的，跌坐在一把破藤椅上。一摸发涨的额头，竟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谢某对这封信，为什么如此害怕呢？

原来，在蒋家王朝灭亡前夕，谢某受到一些人的胁迫，曾参加了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外围组织。

保密局交通员联络资料

虽然没有干过什么危害人民的事情，但也参加过一些会议。这时，他正为此事心神不安。

人民政府颁布的命令，广播里已广播多次。公司里也开过会，凡是解放前干过坏事，加入过反动组织的人，都要向人民政府作出交待。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件事是交待好呢还是不交代好呢？他正为此日夜焦虑不安。

偏偏就在这时，那个该死的封企曾又寄来了那封可怕的挂号信，白纸黑字写着，叫他“速报沪上各届动态，联络我党同志，策应国军反攻大陆，推翻共党，报效党国……”云云。

如果共产党知道了，那还了得？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他对那个早年就死心踏地投靠毛人凤的老同学封企曾，颇为了解。

此人颐指气使，刚愎自用，性格暴戾，在大陆时就杀人如麻。倘若不为他提供上海的社会各界动态，他是决然要报复的，弄不好性命难保。

但是，如果给他提供情况，这不是为台湾收集情报，和共产党、人民政府作对吗？

谢某左思右想，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茶饭不思，睡觉就做恶梦。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和煎熬。

于是，这位笃信命运的小职员，认为自己已是在劫难逃，他写下了遗书，又将那封挂号信从皮箱里取岀来，和遗书一起，悄悄地锁进了他卧室里的抽屉中。

然后，在那天晩上深夜，跳入了滔滔的黄埔江……

谢某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自杀竟会与国民党反动派从台湾派往大陆的一起最大的特务凶杀案连在一起。

台湾当局情治部门负责人王升与特务训练班成员合影

被赶到了台湾岛的蒋匪帮，眼睁睁看到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占南京，迅速解放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土地，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谋着卷土重来。为此，他们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特务潜入大陆，伺机进行暗杀、投毒、破坏，妄想推翻共产党，重建他们失去的天堂。

1949年9月的一天，台湾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突然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见了跟随他多年的老牌军统特务封企曾，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封企曾的两名助手颜学明和刘锦田。

此前，毛人凤曾交给封企曾一个任务，负责制订一项潜入大陆对我党高层领导人实行暗杀和破坏城市建设的渗透计划。

封企曾和他的助手刚在沙发上坐下，毛人凤便开门见山地宣布：

“你们渗透到沦陷区的计划，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已报蒋总统和军委会批准。现在特派封企曾为军统苏浙特别情报站站长，负责实施此项行动计划。”

“为此，给你们配备了20支枪、两部电台、两艘渔船。我期望你们在匪区落地开花。我在此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完，毛人凤那阴暗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逼视着封企曾和他的助手。

封企曾和顾学明、刘锦田连忙站起来，像宣誓似地大声回答；“一定不负总裁和局座期望！”

接着，毛人凤又和封企曾等人，详细拟定了暗杀我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军首长和社会名流的具体名单以及行动计划。

暗杀名单上赫然写着：陈毅、张承宗、刘晓、朱学范、荣毅仁、刘靖基等数十位著名人物。这个暗杀计划的代号叫作“萤火虫行动”。

为了实施“萤火虫行动”，老谋深算的封企曾首先派人涉海到宁波，给他那个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学谢某，寄去了一封挂号信。

逃离大陆前夕，他曾巧妙地让他的同伙软硬兼施，胁迫谢某加入他所在的军统的一个外围组织，想考验一段时间，再把谢某拉入保密局。

可是，不等他把谢某拉入保密局，蒋家王朝很快就垮了，封企曾也随着老蒋跑到台湾岛上去了。

封企曾之所以首先找谢某联系，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同学历来胆小怕事，又参加过保密局的外围组织，认定他既害怕人民政府追査他的历史，也不敢得罪自己。

叫他收集上海各界的活动情报，作为投石问路，可以说是最佳人选。

与此同时，封企曾还命令他的助手、行动组副组长刘锦田，作好一切准备，只等一声命令，即携带枪支、电台潜入上海，实施暗杀计划。

转眼又是绿肥红瘦时候，墙上的日历已翻到1950年5月。

这时，我人民解放军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相继解放了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和嵊泗群岛。

于是，已经潜入到小洋山岛上的封企曾等派遣特务，南逃台湾的退路就被我突然切断。

封企曾一伙好比热锅上的蚂蚊，一个个急得团团转。面对这种形势，他们更加下定了孤注一掷，垂死挣扎的决心。

封企曾思虑再三，认为必须马上釆取行动，再按兵不动，就可能更加被动。

小洋山岛

于是，他指示国民党军统局太仓支队支队长颜学明，带着电台，乘渔船窜入上海，藏匿到中华路协昌商行特务李锦春家里。

李锦春的公开身份是协昌商行老板，50出头，牛高马大，是一个老奸巨猾、口蜜腹剑的家伙。

早在抗战前，他就加入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成了它的一名忠实走卒，曾参加密谋和谋杀爱国人士史量才父子的活动。

辽沈战役胜利后，北平国民党守军已是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国民党保密局在逃往台湾前，为了将他长期潜伏下来，给了他二十根金条，安排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城最热闹也最复杂的老城隍庙附近，开设一间杂货商行。

上海老城隍庙

有了杂货店，他可以以经商作揄护，进行特务活动，在紧急情况下，商行还可以作为保密局潜伏特务的联络点。

李锦春不愧为老牌特务，很善于伪装自己，为了掩盖其狰狞的特务面目，商行开张以后，积极装出一副重义轻财，同情弱小和穷苦群众的伪善面孔。

顾客进门，总是笑脸相迎，只要你买了货物，伙计们还会为你让坐端茶。

特别是碰到那些带小孩的妇女和那些穿著破烂的穷苦人，他常常是买一尺放一寸，称一斤添一两，让人沾沾便宜。

在城隍庙一带的群众，都知道协昌商行“童叟无欺”，有的人甚至给他送了一个“善人李老板”的美称，普通群众自然绝不会把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同“善人老板”联系起来。

但是，正因为城隍庙附近是上海城非常热闹的处所，是敌人藏匿的地段，在敌特仍然非常活跃的解放初期，当然也是我公安部门特别关注的地方。

因此，颜学明潜入上海后，在协昌商行住了几天，却不敢贸然架设电台向当局和他的上锋发报。接着，便装成渔民，潜伏在杨树浦路的兴隆记渔行打听消息。

在兴隆记渔行的码头前，但见帆墙林立，舫胪相接。特别是最近峡泅岛解放后，翻身渔民兴高采烈，各家渔船频频出海打鱼，堪鱼肥虾鲜，产销旺盛。

这时，浙江沿岸一带不少渔霸、地痞，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也纷纷向上海渔码头逃窜，以避“风头”。

他们装扮成渔民，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叫人真假难辨。颜学明也就整天混迹在这些人中间，探听封企曾他们栖伏小洋山岛和附近海面的情况。

民国时期的杨树浦码头

他们还从老百姓中物色和发展一些人加入特务组织，不断扩充“萤火虫行动”的成员……

潜伏在小洋山岛上的封企曾和他的助手，虽然逃回到台湾的退路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不免生出几分忧虑。

但是，其反动本性，使他们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本事，以致使他们一直充满了自欺欺人的幻想，整天做着立功领赏的美梦。

封企曾怎么也不会想到，他那个曾经加入过军统局外围组织的老同学，竟会被他那封挂号信骇得投河自杀。

而他的遗孀在清理丈夫遗物时发现他的遗书和那封信之后，居然又主动送到了市公安局有关负责同志的手里。于是，一张疏而不漏的无形法网，便悄悄地在他们的头顶上张开。

封企曾和他的助手，守在小洋山岛上，日日盼，夜夜等，可谓是度日如年。

一直到1950年6月初，既不见老同学谢某“速报沪上社会各界的动态”或“策应国军反攻大陆”的回音，也不见颜学明潜入上海后行动的消息。

封企曾对此已有些沉不住气了，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在6月中旬作出决定，将手中另一张王牌打出去——

把“萤火虫行动”的行动组副组长、军统职业杀手刘锦田派到上海去，向我公安机关搞假自首，以此进行摸底。

6月17日，刘锦田奉命从福建泉州绕道进入上海后，当即走进了设在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接待室，进行自首登记。

刘锦田事先将自己进行了一番化装，有意穿得破破烂烂，衣服上吊着布筋筋，一双烂布鞋开了底，一顶灰色凉帽，沾满了油污，叫人见了就作呕。

他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穷酸样子，向我公安人员交待他的罪行，声音里充满了可怜和委屈。他说：

“我叫方建平，1944年加入恒社，为顾嘉棠跑腿。长官，嘿！瞧我这旧脑筋，”刘锦田连忙纠正道：“首长，我可是受苦人岀身呀！可受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苦呢！”

说着说着，他撩起右臂衣袖，露出早年在一家酒楼吃花酒时，由于争风吃醋争女人，被日本特务善玲中佐砍伤的疤痕，声泪俱下地哭诉开了：“……我要向政府认罪，争取宽大处理。”

接着，又故作神秘地检举了我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的一些敌特情报。

刘锦田的拙劣表演，被我公安人员看得一清二楚。他臂上的伤痕，同我公安机关缴获的日伪档案中所记载的事实完全吻合，他的普通话里带着不难分辨的南京方言。

我公安人员没有当即拆穿，而是以戏谑的眼光，耐心地看着他的表演。

待他表演完了，市公安局调研科长突然厉声说：“刘锦田，你不要再表演了！”

“谁是刘锦田！”被调研科长的话一下击怔了的刘锦田，镇定以后，立即为自己辨解，并妄想伺机夺路逃走。

早就守候在门外的两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他戴上了手铐……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对刘锦田进行了突击审讯。当他那欲盖弥彰的低劣表演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面对我审讯人员的步步进逼，终于供岀了颜学明的活动线索。

于是，市公安局及时发出了紧急协查通知，上海市水上公安局密切配合此案的侦破工作。

6月23日中午，上海市水上公安局通过突击检查渔民通行证，在黄埔江下游的定海附近海面上，抓获了伪装成渔民的颜学明。

一连数日对颜学明、刘锦田进行审讯后，他们又供出了特务头子封企曾正在策划逃往香港、重整旗鼓的阴谋。

与此同时，我公安机关又连续接到知情人的检举报告：在小洋山岛上焦急不安的封企曾，近日已秘密来沪。

他隐藏在松江县农村一个亲戚家里，正在四处物色报务人员，积极筹备架设电台，与台湾军统局取得联系。

由于所谓“萤火虫行动”案情重大，有关材料上报后，引起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在亲自听取汇报后，作了“全力侦破，一网打尽”的批示。

华东局书记小姚

紧接着，接到命令的一批公安人员火速赶到了松江，在松江公安局的积极配合下，以“梳头发”的战术，分块严密清査搜捕。

封企曾果然是老奸巨滑的老牌特务，其嗅觉特别灵。

他在围捕尚未正式进行之时，便急忙开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穿了军装，带着伪造的证件，悄无声息地通过了检查站，混入了上海市区，得以潜伏下来。

三伏天本是炎热而晴朗的季节，可是，这一年的7月下旬，却连日阴雨，乌云密布，使人感到格外的沉闷。

直到7月28日，久违的太阳才蹒跚岀来，爬上天空。雨后天晴，给人一种温暖、清新之感。

这天上午，协昌商行的老板李锦春，细心地擦拭好挂在门外的信报箱后，用一把金光闪亮的新铜锁，换下了已经锈迹斑斑的旧铁锁。

他然后，从容地迈着四方步踏进店里，扭开了“飞利浦”落地收音机，音量开得特别大，声震四邻。

不一会，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边匆匆朝协昌商行走来，一边高喊“赤豆冰棒，赤豆冰棒买哦？”

她越走越近，这时可以看清她上身穿一件白绸香港衫，下身穿着兰布裤，头扎白毛巾，身材匀称高挑，但面容憔悴，不乏忧郁之色。

当她走到协昌商行门口不远处时，看了一眼信报箱猛地一怔，一转身便匆匆离去了。

所有这些在常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细小动作，却一丝不漏地摄入了早就埋伏在协昌商行周围的侦察人员的眼中。

坐在一辆小轿车里的几个侦察员，立即向上级领导部门紧急呼叫：“‘中华’岀现目标，‘中华’岀现目标。……”

我公安领导机关当即指示：“迅速追捕目标！”

那卖赤豆冰棒的妇女，一会儿就被抓到了公安局。经过审讯搜査，查实那女子就是军统特务头子封企曾的情妇，潜伏的军统秘密交通员胡秀叶。

国民党军统头目逃离大陆前夕，毛人凤曾亲自找胡秀叶谈话，对她留在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作了部署。

毛人凤让她以苏北逃难者的身份，嫁给了一个人力车夫，改名钱夏氏，准备长期潜伏下来。封企曾钻进上海后，她又和封搭上了关系。

那天早上，胡秀叶到城隍庙给城隍老爷烧香磕头后，走到一个卖犁膏糖的摊子旁一处约定接头的墙角，突然看到一张暴风雨驱赶羊群的漫画。

在台湾受训的国民党女特务

她心里马上“格登”一跳，感到“他在杨树浦很危险”。

凭着长期的特务生涯，胡秀叶敏感地意识到，一场暴风雨正向自己和同伙迎头压来。

她飞快地走到墙角，悄悄倚在墙边，扫了一眼四周，发现没有人注意她，然后疾速举手撕下了那幅报警的漫画。

她揣着一颗咚咚直跳的心，匆匆回到家里，背起冰棒箱，马上赶到协昌商行报警。

她刚走近协昌商行，一眼望见信报箱上的那把锈铁锁已换成闪光发亮的铜锁，知道协昌商行也已报警，于是，扭头就走……

在审讯室里，公安人员从冰棒箱里的棉絮夹层中，发现一支颜色略淡一些的“赤豆冰棒”，在这支“冰棒”中取岀一张小纸条。

通过技术处理，小纸条上显岀了“叔病在杨树浦望探”七个密写字。

我公安机关立即缩小侦察范围，在杨树浦一带秘密开展走访调查。三天后，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据杨树浦自来水厂反映，该公司在一个多月前新来一个业务员，自称是松江人，操本地口音，40来岁，还是单身。

这个人话说得很少，而且天天早出晚归，自来水厂很多职工都没和他打过什么交道。

公安干警一听就有点怀疑了：既然要当业务员，那性格肯定是外向开朗的，而且也应该很健谈才对，怎么会很少说话呢？

上世纪40年代末的杨树浦自来水厂办公和宿舍楼

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增派了了解封企曾情况、熟悉封企曾面容的侦察员，埋伏在杨树浦自来水厂附近，秘密巡逻侦察，等待猎物的到来

第二天黄昏，灼热的太阳刚刚从外滩的海面上滑下去。上海市公安局的三名便衣侦察员，巡逻到已经行人稀少的杨树浦自来水厂门前。

他们刚从口袋掏出香烟，正在划火柴点烟时，忽然一辆自西向东，快速而来的自行车，闯进我公安人员的眼帘。

骑车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穿一件褐色香云纱短袖衫，头戴凉草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墨镜。

他时儿举手看表，时儿四周张望，双腿却蹬得飞快。

当他快来到自来水厂门口时，恰好有一辆载货物的卡车，从厂里驶出，向左拐弯。骑自行车的男子猝不及防，猛然刹车，头部向前一栽，墨镜便落到地上。

上世纪40年代的杨树浦自来水厂厂区

一位熟悉封企曾相貌、正在这里巡逻侦察的我化装侦察人员，眼睛蓦然一亮，嘿！狡猾的特务终于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侦察员们疾步冲向自行车，高声大叫：“封大哥！封大哥！我找你好苦啊。”

那下车捡墨镜的男子，陡然抬头一怔，连忙戴上墨镜，正要弃车逃跑，我化装巡逻的侦察人员听到“封大哥”的信号，立即从各自的位置如下山猛虎似地扑了上去。

那男子觉察大势不妙，急忙撩开衣衫拔枪反抗，已被扑上去的侦察人员的几双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抓住。

一位侦察员摘下那男子脸上的墨镜，庄严地向他宣布“封企曾，你被逮捕了！”

接着，我公安机关乘胜追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逮捕了这个特务组织的其他成员，缴获美制长短枪支15支、电台2部、报话两用机一部。

此战，上海公安局一举破获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军统局派往上海的最大特务组织，所有参加“萤火虫行动”的特务，无一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