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西方包围网的背后：斯大林的外交舆论工作

在展开叙述之前，首先罗列一段有趣的对话，以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虚伪和善变。

那是1917年2月战争中的俄国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面对纷扰不堪的反战民情，即将亡国的君主尼古拉二世问询俄国大本营代理参谋总长古尔科将军对于时局的看法。

尼古拉感叹道，“三年之前，人民逼迫我选择了战争，我顺从了人民的意愿，现在为何人民要背弃我？”

古尔科谦卑的回应让人哀伤，他说道，“陛下，人民的言辞并不重要，过去已成过去，乌合之众现在厌恶了战争，他们您视为罪魁，并准备了处决我们的绞刑架。”

在近五百年来的外交历史上，有几件事情最让我啼笑皆非的：

第一件：内外交困的崇祯在1633年、1638年和1642年与满清尝试缓和时，竟然试图说服朝野舆论去接受缓和，结果大明的舆论不仅坚决拒绝了缓和，甚至逼迫崇祯杀死了负责谈判的国防大臣陈新甲；

第二件：1911年，在摩洛哥危机中与英法达成和解协议的德皇威廉二世，被当时的德国媒体《莱因日报》和《泛德意志学术协会》的编辑们用暗语嘲讽为“胆怯者威利”，大怒之后的威廉二世竟然亲自与这两个报刊的编辑论战，试图为自己辩解；

第三件，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在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选择了缓和，没有兑现诺言与中欧列强开战，这使得他遭到了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他竟然公开发布声明，在舆论面前为自己辩解。

实际上，面对好事的舆论，有什么好辩解的？这难道不是最搞笑的事情吗？那些舆论真的关心国家外交的具体利弊吗？真的关心国家利益的成败安危吗？他们实际上只关心吃饭睡觉和工作，这些事情对他们就跟明星的绯闻一样遥远但是有趣，他们真实的内心对此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就像一对男女试图结婚，虽然围观者众，议论纷纷，但你觉得这些围观者真的关心这对婚姻的幸福吗？肯定不关心，而且也不懂。

但与之相反，外交对于国家和君主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从明末、清末、民国，到沙俄、苏俄，再到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和第三帝国，再到日本昭和时代，外交是关乎国家和君主兴衰存亡、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是一个国家政权最重要的切身利害，这种重大利益，怎么能委诸于根本毫无干系、最不可靠的旁观者？

实际上，等到外交灾难的后果显现，明末舆论领袖、德国一战末期的舆论领袖和二月革命前的俄国舆论领袖，都先后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的君主，毫不犹豫地投靠了新的胜利者。可见，崇祯、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之不可救药，竟然试图去争取最无价值、最不可靠的群体。

然而，对于斯大林和黎塞留来说，这种问题是从来不存在的。

1933年，斯大林为了分裂西方、中国和日本，缓和时间，在北满铁路和萨哈林岛渔场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了巨大的妥协，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32年-1934年，斯大林为了争取西方，孤立德国、日本，先后与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放弃了苏联此前一直申索的争议性领土，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36年12月，斯大林为了强化中日对抗，摆脱远东压力，公开支持苏联死敌蒋介石，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39年8月，斯大林为了让西方列强自相残杀，公开与不共戴天的死敌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41年4月，斯大林为了摆脱两线作战的风险，公开与不共戴天的死敌日本帝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和黎塞留一样，他对舆论的理解非常深刻。

在斯大林看来，对于一个东方国家政治家来说，舆论尽管毫无可靠的价值，但一个有大局的舆论确实是有利于确保国家稳定的宣传工作；反过来，任何舆论不管以什么主张，一旦越过边界，质疑攻击关乎国家利益生死存亡的重大外交政策，其事实上就与舆论工作的目标完全相背离，跟叛逆没什么区别。

与此同时，舆论人士在战争中是毫无价值的，不仅仅因为舆论人士非常廉价，更重要的是，舆论人士从来不是履行国家义务的优良群体。

崇祯一生都在讨好朝野舆论人士，但当他的王朝灭亡之时，舆论人士基本弃他而去；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何尝不是如此？崇祯、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为了争取最没有政治价值、最不可靠的舆论，却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统治资源，本身就是最愚蠢的行为，这是斯大林和黎塞留绝不愿从事的作为。

因此，建立始终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国内爱国舆论，乃是一个成功外交的基础。在舆论上，受制于人与制于人，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就是斯大林大元帅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