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凯｜清初林谦光撰《台湾纪略》版本考述——兼论“华鄂堂集本”与台湾地理知识之递嬗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李朝凯，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以康熙三十年（1691）《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为文本，指出该书各类版本的形成原因与流通过程，并探究“华鄂堂集本”文字内容与附图之间的关系与意义。《台湾纪略》的版本种类多样繁杂，目前流行的版本源自“说铃本”。“说铃本”的流行是因为吴震方的编纂、出版和销售的手法所致。相比较而言，“华鄂堂集本”内容更为翔实，也更贴合作者原意，其文字内容衔接了由明郑时期至清初台湾人文地理与沿革地理等知识的连续过程，附图内容则具象地展示了新近纳入王朝治理下的海疆版图，其图文并现与互参阅读下的地理知识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关键词

《台湾纪略》 版本 林谦光 方志地图 地理知识

康熙年间林谦光（？—1695）撰写的《台湾纪略》，是现今研究者建构清初台湾社会图像经常引用的重要著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三百余年来被收入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各类丛书，迄今已发行十余种版本。其中研究者引用最多的版本，莫过于收在周宪文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04种之标点排印本。该版本广泛采用的原因，和流通数量最广、易于取得与阅读有关，同时更受到1990年代以来检阅便利的“汉籍电子文献”等数字化数据库的影响。详加比对各丛书中《台湾纪略》的版本，可以发现大部分是源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马俊良《龙威秘书》丛书中的版本（以下简称“龙威秘书本”），“龙威秘书本”又是采用康熙四十四年（1705）吴震方的《说铃》丛书中的《台湾纪略》（以下简称“说铃本”）。各类丛书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撰作书名为《台湾府纪略》、收于华鄂堂集的单卷本，1996年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首先收录，201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也辑入其中，两套丛书同样是引据上海图书馆庋藏的康煕三十年《台湾府纪略》“华鄂堂集本”（年代考订参见后述，以下将该版本统称为《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或简称“华鄂堂集本”）。“华鄂堂集本”未经删改，内容较多，相较于后续各个版本更为翔实，也更贴近林谦光撰写的原意。该版本还附有《台湾府全图》《澎湖全图》两张地图，其重要性明显高于目前通用的《台湾纪略》各版本。

正如新西兰史家麦肯锡（Donald F. McKenzie）的提示，书籍印刷的“形式”有其意义，不同的版本、字体、排版，都会导致不同的阅读感受，也会带来互异的意义诠释。究竟现今广泛运用的《台湾纪略》与“华鄂堂集本”之间有什么差异？为何会发生内容不同的情形？“华鄂堂集本”未被运用的内容，例如方志地图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版本间的差异对于台湾史的研究又有何影响？上述问题迄今尚未受到应有的注意与讨论。本文以康熙年间《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为文本，指出书籍与各类版本的流通过程与形成原因，并探究“华鄂堂集本”文字与附图之间的关系，重点阐释其地理知识意义。

一、 林谦光撰《台湾纪略》及其版本种类

林谦光，字芝嵋，又字道牧，福建长乐县坑田人。康熙十一年（1672）林谦光参加乡试中副榜，为副贡生出身。初任官职为福建省建宁府政和县儒学教谕，官秩正八品，任内时留心于儒学教育。不久，林谦光因政绩著闻，升任福建省延平府儒学教授，官秩正七品。康熙二十六年（1687），林谦光奉命调任台湾，担任台湾府首任儒学教授，时人赞誉其“诱人无倦色”。或因其教授有方，又有到海疆边陲任职的经历，康熙三十年晋升为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知县。林谦光的文章“文辞纯雅”，为人为政“所至洁己爱民，兴利除弊，绰有循声”，“笃学励行，诲人无倦，多士为立去思碑”。因此《长乐县志》在《循绩》篇为其作传，并记载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祀郡学乡贤祠。

林谦光“著作甚富，士林传颂”，最为学者熟知的著作即为《台湾纪略》。就目前所见，清代刊行的林谦光《台湾纪略》主要有五个版本，其中由林谦光撰述小引的《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可能是最早的刊本。《华鄂堂集》是由林谦光所编辑的文集，《台湾纪略》收入其中，在内容上应该相当贴近初刻本。至于其具体成书时间，应在康熙三十年以后。清代地方志书的序文通常是在正式刊印前预先撰写完成，等待志书内容完成后再合并刊刻印行，是故志书序文与实际刊行时间，可能会存在若干年的时间落差。林谦光在《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中撰作小引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但实际刊行时间为何，必须透过内容记述加以厘清。据“华鄂堂集本”《职官》记载：“台湾学开先者傅廷璋，今林宸书继之。”林宸书何时担任台湾县儒学教谕，并未记载明确的时间，而高拱乾的《台湾府志》载明：“林宸书，莆田县人，岁贡。康熙三十年任。升广东归善县知县。”可知林宸书为康熙三十年任职教谕，“华鄂堂集本”实际刊行的时间最早应在康熙三十年以后。该书的序文应是林谦光在台湾担任府学教授时便已撰写完成，其后才刊刻印行。

“华鄂堂集本”之后，其他四个版本按时间排序，分别是康熙四十四年吴震方编纂的“说铃本”，乾隆五十九年马俊良所辑的“龙威秘书本”，嘉庆四年“吴震方说铃重镌袖珍本”，光绪三年至二十三年由王锡祺编辑、经上海著易堂铅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后述四个版本至20世纪以来又被陆续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百部丛书集成》与《台湾文献丛刊》等十余套丛书中，流通范围最为广泛。

美国史家丹顿（Robert Darnton）提出“传播的循环”（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之概念，敏锐地指出应将书籍流通的每个环节弄清楚，包括从写作→出版→印刷→流通→销售→阅读，并注意各层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将书籍流通放置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下借助丹顿“传播的循环”的概念，厘清《台湾纪略》后续为何受到吴震方《说铃》丛书的收编与印行，形成较为多元庞杂的各类版本，并探究版本最初产生分歧的原因。

比对前述五个版本的文本格式、篇目及内容后（参见表1），乾隆、嘉庆、光绪等三个版本大体上都是源于乾隆四十四年吴震方的“说铃本”，较早刊行的“华鄂堂集本”明显与后述四种版本不同。其中乾隆、嘉庆、光绪等三个版本和“说铃本”几乎相同，仅在书名字体、文本格式、书册大小以及将书内的“伪”字挖除等细节略作更动，具体内容上没有鲜明差异。因此，就研究运用而言，《台湾纪略》可以简单分为“华鄂堂集本”与“说铃本”。

二、 《台湾纪略》“说铃本”的流行及其谬误

吴震方，字右绍，号青坛，浙江石门人。康熙十八年（1679）二甲第一名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因参劾关弊罢官，居家开始著述为事，著有《岭南杂记》《晩树楼诗稿》及《朱子论定文钞》等书。康熙四十四年，吴震方纂辑《说铃》前、后集（53种），将林谦光《台湾纪略》、季麒光《台湾杂记》等书籍辑入其中，对后世影响甚广。

然而，在乾隆年间纪昀（1724—1805）等三百多位官员共同撰写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四库全书》未收存目的书籍进行解题说明时，许多官员已不约而同地察觉到吴震方将书籍收入《说铃》丛书时产生的若干问题。其一，在解题《山东考古录》时，提及《说铃》中载明为“炎武书四种”，考辨后发现“其三皆杂剽《日知录》”。其二，在解题《说铃》独有的顾炎武著作《京东考古录》时，则尖锐地指出“其文皆见炎武所撰《日知录》及《昌平山水记》，殆震方剿取，别行伪立此名也”。亦即吴震方将顾炎武著作中对于山东、京东的相关叙述加以整并，另创立书名再收入《说铃》丛书，已非忠实呈现原书的样貌，也割裂了原作者的书写脉络。其三，吴震方编排的南怀仁《别本坤舆外纪》，则被发觉“此本摘录其文，并删其图说，乃丛书之节本”，解题者严厉地批评吴震方的编纂方式“犹明季坊刻窜乱古书之陋习也”。《四库全书》因此大多未将《说铃》丛书辑入，而是仅存目与记述书籍提要，也说明了《台湾纪略》“说铃本”未收录到《四库全书》的原因。由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解题的《台湾纪略》是依据大学士英廉购买的吴震方“说铃本”，并未对此书作其他版本比对考辨的评论，说明《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已不流行于乾隆晚期，当时的书籍市场上已经是以“说铃本”为主要流通版本。

透过详加比对《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与“说铃本”的编纂体例，可以更为细致地了解吴震方编纂《说铃》的编排方式，以及“说铃本”为何可以广泛地流通至今。

由表2可以看出，“说铃本”将“华鄂堂集本”的《小引》《目录》《宫室（园囿寺观附）》《祀典》《职官》和《跋》等内文，以及《台湾府全图》《澎湖全图》两幅地图皆直接删除，这是两个版本之间变动最为显著的部分。吴震方大幅度地删减了林谦光原先撰写的内容架构。

除了直接删除部分章节内容与两张地图，吴震方还对《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的部分内容进行合并与改写。“说铃本”将“华鄂堂集本”性质相近的两篇，如《沙线》和《礁屿》、《户役》与《赋税》、《学校》与《选举》都合并为一篇。又将《列女》《人物》《宫室（园囿寺观附）》等篇目删除后，将林谦光对陈永华之女、礼官郑斌之女、宁靖王朱术桂与妻妾，亦或是洲仔尾的描述等内容，挪移至《沿革》篇的相关文句内。

值得注意的是，吴震方在编纂过程中大幅裁减《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的文字内容，对该书形成严重的割裂。首先，吴氏将《山川》篇中对南路、北路的山岳名称由来与景观描述皆进行简化或删除的处理。其次，将有关少数民族各社的地理分布位置，其与山岳、河川的相对关系等的描述全部删除。再次，删除了部分人名。例如将明郑时期一府二县的“府尹杨朝栋、天兴县庄文烈、万年县祝某”，以及将郑经改置二州的职官“天兴柯平、万年毛恒”等人名都直接去除。最后，删去了施琅抵台期间有关台湾职官制度与行政制度如何运作的描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下旬，施琅攻克澎湖。八月十三日，施琅便率师抵达鹿耳门。从《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可以看到，在十一月施琅班师凯旋前，曾委派线一信为巡海道、吴启爵为总兵、郑第先署理台湾府印，在台湾施行武官治理。因为吴震方将《职官》整篇割舍，这些记载也被删去，让正处于弃留之议时期的台湾行政制度未能流存于世。凡此种种，无疑偏离了林谦光原先的书写脉络，吴震方缩减篇幅版面的意图甚为明显。

吴震方又将《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各县辖下所详细罗列的坊、里、街、乡、社等行政区域名称，以粗糙的计算方式呈现为统计数值，却又因地名句读错误，使得相关数值不符合原意。例如凤山县辖下的行政区域，吴震方简略摘要统计为“六里十四乡二十余社”，其中“十四乡”在“华鄂堂集本”明确记载为：“乡之名曰濑口、盐埕、凹底、竹户、半路竹、乌树林、鲫仔潭、浊水溪上庄、下庄、阿嗹甲、后红仔等处”，实际上应共计11乡。吴震方载明的“二十余社”在“华鄂堂集本”中翔实列出赤山仔社、上淡水、下淡水、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加洛堂、郎桥、麻汉文社、阿猴林社、搭楼社、傀儡社、卑南觅社，共为13社，吴震方应是凭借阅读的概略印象，便摘录此一文句为“二十余社”。同样的情形，吴震方有关诸罗县所辖“四里、十四乡、四大社”的记载，也有句读和统计上的错误。据“华鄂堂集本”：“乡之名曰：新港东、新港西、加茇仔、佳里兴、赤山仔、大排竹、上加东、下加东、南世竹、大龟肉、龟佛山、覆鼎山、鹿仔埔等乡”，应共计13乡。由于吴震方误读了林谦光《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的内容，造成后续研究者未能精确理解清初凤山县行政建置的情形。

此外，吴震方亦有将地名“安平”误植为“平安”，或是将台湾盐的出产地由“濑口”误植为“淡水”。或是将施琅攻台之际，清军烧毁郑军的船只数量由36艘减为26艘，以及施琅扬旗入湾的时间由八月三日误植为八月二日。依据《靖海纪事》，施琅攻台是八月十一日自澎湖开驾进发，十三日到台湾鹿耳门。从档案史料来看，林谦光的记载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也和吴氏所述不同，不知吴氏误植的依据为何。

《说铃》各类书籍并不是简单地“收录”于丛书中，而是经过吴震方的删除、合并、挪移、摘录、误植等编纂过程后才放入丛书内，编纂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错误。因此，《说铃》丛书中的各类书籍在运用上必须特别留意。吴氏删除地图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绘制地图比撰写文章需要更复杂的技艺，兼且刊印图版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所以出现“存文缺图”的出版方式。再者，吴氏对于内文以合并、删减为主的方式进行修改，应该是为了节省制作成本，因此出现“内文裁并”的编辑手法。第三，吴氏在版面排字上较《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的字数有所增加，应该也是基于对书价成本的商业考量，才有“版面增字”的出版现象。最后，亦和康熙中后期出版业的复兴，丛书出版颇受书籍市场欢迎所致。吴氏在《说铃》丛书中搜罗各种文人笔记、各类异闻小说，内容涵盖历史典故、志怪异闻、殊乡风俗等，以套装贩售、价格实惠的方式，热销一时。吴氏编辑书籍的手法以及出版丛书的销售方式，形成蔓延至今仍以“说铃本”为主流的《台湾纪略》知识体系。

三、 《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与台湾地理知识之递嬗

侥幸留存在上海图书馆的《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是一本较为贴近林谦光著书原意、体例与内容的版本，其内容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理知识信息。

（一）文字描述中的人文地理与沿革地理知识

《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内文中最为明显失实的地理知识，是在概括诸罗县的管辖范围时记载：“自台湾府起，至鸡笼城止，共五千三百五十里。”若比对约略同时的蒋毓英与高拱乾《台湾府志》的记载：“北至鸡笼城二千一百七十五里，南北延袤二千三百一十五里”，其数据差距甚大。观察林谦光撰写5350里的道路里程之描述，是由赤嵌城途经诸罗山、半线、竹堑社、南嵌社等各社直至鸡笼城的道路间距合计而来，将其重新加总统计后的数值为2321里，此处应是林谦光笔误所致。因为林谦光在序文中也提到台湾周长“三千余里”，但2321里这个数值仍然和《蒋志》《高志》的2315里稍有不同。

《蒋志》与《高志》的2315里应是源于沈光文（1612—1688）的考察数据。沈光文在1680年代曾撰写《台湾舆图考》一书，是他在台多年亲身实地考察的成果，也是康煕时期重要的台湾舆地典籍。此书现今已然佚失，但在应该是沈光文撰写的《平台湾序》中提到：

至于幅员之广大也、道里之延袤也……北路通计二千三百一十五里：其详则起自赤嵌城……过江十五里淡水城、三十里奇枹龟仑社、六十里内鸡州、六十里大屯社、四十里小鸡笼、跳石一百五十里金包里外社、十里金包里内社、跳石二百里鸡笼头、过江二十里鸡笼城。

上述内容应是依据其自身撰写的《台湾舆图考》而阐述。《平台湾序》或《台湾舆图考》等内容，显然是《蒋志》《高志》所述“南北延袤二千三百一十五里”、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六《附纪彭湖台湾》、《福建通志》增补的《台湾府三县图》的参考来源。林谦光《台湾纪略》应该也参考了《平台湾序》等文，但为何里程总数多了6里？考察二书的内容差异，林谦光是写“六十六里至内鸡州”，而沈光文等人撰著的其他书籍皆是记载为“六十里内鸡州”，应是林谦光或是刊刻匠人的鲁鱼亥豕之误。

有关沿革地理，《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的描述约有二点值得注意。第一，为1680年代行政衙署的机动设置情形。诸罗县典史厅在《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记载于“诸罗山”，而《蒋志》则是载明为“佳里兴”；诸罗县的巡检司在《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是记载在“半线”，而《蒋志》则是载明为“佳里兴”，显示清朝自康熙二十三年以来，治理台湾的衙署设置，采取一种灵活调整的制度。诸罗县的典史厅与巡检司的南迁，也说明半线至诸罗山之间的区域，设官治理不易的情形。第二，反映了明郑时期的里乡行政制度。清初台湾、凤山与诸罗三县的建置沿革，过去是透过《蒋志》，认识到城市以内以“坊”和“街”进行城市治理，城外的辖区则是以汉人居住的“里”和少数民族居住的“社”进行管理，里以下是否有明确的行政单位则并不清楚。“华鄂堂集本”除了和《蒋志》同样提及台湾县设有14里，还能够进一步看到里之下另辖有6乡，即上港冈、中港冈、大乡洋、小乡洋、红毛寮以及旧社口等乡。凤山县则设有11乡：濑口、盐埕、凹底、竹户、半路竹、乌树林、鲫仔潭、浊水溪上庄、下庄、阿嗹甲、后红仔。诸罗县辖有13乡：新港东、新港西、加茇仔、佳里兴、赤山仔、大排竹、上加东、下加东、南世竹、大龟肉、龟佛山、覆鼎山、鹿仔埔等乡。里乡制度是明郑时期施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华鄂堂集本”在沿革地理上的论述较为清晰，得以概见明郑时期以来里乡行政制度的大略样貌。

（二）附图的地理知识

美国学者何谷理（Robert E. Hegel）较早指出明清时期书籍内容中版画插图的重要性，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曾透过分析17—19世纪清朝的大量地图，呈现台湾逐步进入清朝版图以及清朝对台湾地理知识增长的过程。延续邓津华的地图分析，可以发现《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附图在地理知识方面的意义与重要性。

方志地图由于刊刻方便，具有体积较小、刊行数量多、流通较广、延续时间长等特点，在信息落差明显的传统社会，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地方官员和士人的整体地理知识水平。同时方志地图的简要与直观等特点，有利于外派官员及其施政团队迅速掌握地方大势，了解管辖区域的范围与责任归属，有其高度的实用性质，具有方便阅读、研读时间少等优势，是一种易于上手的高效率图像资料。清代官方最早绘制的台湾方志地图，夏黎明认为是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通志》所收的《台湾府三县图》。但当时台湾刚纳入版图，《台湾府三县图》并未及时收在康煕《福建通志》最初版本内，迟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一月二十九日因为开馆纂修《一统志》，才有御史上疏：“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武官员，请敕礼部增入《通志》之内。”之后才议准增补到《福建通志》内。是故此图绘制时间应非《福建通志》首次刊行的康熙二十四年，最早增补的时间应该在康熙二十五年以后。过去认为较为可靠翔实的清初台湾方志地图是康熙三十五年刊行的高拱乾《台湾府志》附图，然而若是审视康熙三十年林谦光《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所附的《台湾府全图》《澎湖全图》（以下分别简称《林台图》《林澎图》），与高拱乾《台湾府志》所附《总图》《澎湖图》（以下分别简称《高台图》《高澎图》），不难发现两者相似程度甚高。苏峰楠就认为《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附图与高拱乾的地图共享相同的制图脉络，但尚未判断二者的先后关系。

《林台图》与《高台图》两图的编排方式皆由四幅分图所构成，而《林澎图》与《高澎图》都是由两幅分图构成。这几幅图皆是“以东为上”。依据明代郑若曾（1503—1570）所云：“中国在内，近也；四裔在外，远也。古今画法皆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以远、外为上的画法，为后世绘图者所遵循，成为传统写景式地图的经验性方位原则。说明两志附图以东为上的方位考量，是出于中央山脉以东为远、为外的考量。李孝聪的观点同样值得参考，李氏指出地图方位以陆地在上的绘制方式，是因为从船上望向陆地，服务于沿海航行之用。两种观点可以相互补充，显示两志附图的构成，是以使用者的方位基准出发。

就绘图技法而言，《林台图》与《高台图》在自然景观的表现上，示意河川蜿蜒的曲折线条极为吻合。在图状式的符号上，无论是山脉走势、树林疏密，还是岛屿礁石大小、位置、数量及形状上，都极为类似。《高台图》普遍较《林台图》的绘制更为精细，尤其表现在山势、鲲鯓等地貌上。在人文景观上，两者都承继了明代大多数方志地图的画法，诸如点状式的交通路径交相重叠，且都没有绘制明确的疆界线条。两图对淡水城、安平镇城等城池的表现方式也颇为相似。两图的淡水城皆是绘制为中国传统城池图像符号，显然皆未亲身前赴淡水、鸡笼等地查探，否则该城西式城堡的特殊建筑形态，应会如《林台图》安平镇城（又称台湾城、热兰遮城）一般，用西式城池的图像符号加以绘制。最后，在文字注记表示上，《林台图》与《高台图》的“蛤仔滩”等文字，同样以“蛤仔”与“滩”的方式分开注明在第三、四幅分图上，又或是特别标注如石门、旗竿石等特殊景观皆如出一辙。《高澎图》与《林澎图》同样会在澎湖群岛内的港湾、岛屿之间标明有“沉礁”等航行必须留心的特殊地貌。以使用者为导向的情形，也反映在文字注记的书写方向，《林澎图》与《高澎图》同样会依据船只航行路径的变化调整文字的书写方向，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质。

至于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如何辨别，可以由《林台图》与《高台图》的内容差异进行比对得知。《高台图》在空间布局上有明显差异。《高台图》的绘制者将澎湖群岛画得非常贴近台湾本岛，在空间比例上夸张地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从《高台图》还可看到澎湖群岛上的天妃宫、澎湖巡检司衙门。绘制者应有其目的，因为澎湖群岛最初隶属于台湾县管辖，此幅高拱乾名为《总图》的地图，可以概括台湾府的整体行政辖区，显得更为名实相符，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行政辖区的整体范围。高拱乾应是以《林台图》为底图，参考《福建通志》的《台湾府三县图》作的修正。另外，与《林台图》相比，《高台图》放大南台湾的空间比例，将府城区域的比例略微缩小，使地图更符合实际的地理空间，也应是《高台图》以《林台图》为底图进行的调整。

《林台图》与《高台图》内容方面的差异，在以台湾府城为中心的区域最为明显。《高台图》相较于《林台图》增加了一些官方建筑，对建筑细节的绘制也更为繁复。就衙署设置而言，《高台图》在纵贯道路的西侧增加了海防厅衙门。军事建筑方面，则是将右营、左营及中营等军营移除，改为刺竹围绕、四门防守的“总镇营盘”；在安平镇城的西方则增加了“水师协镇府”之副将衙门，又在台厦道衙门的东南方增加了“演武亭”，作为绿营军队操演的场所。教化建筑方面，《高台图》增加了山川台、府学等教化建筑。1685年《福建通志》补刻本《台湾府三县图》已标明“文庙”，《林台图》则除了澎湖天妃宫外，未绘制任何教化建筑，即使是自身的办公场所——府学亦不例外。在绘制细节上，《高台图》相较于《林台图》，对台湾府衙门改以二重檐表示，道台衙门除了增加注明为“台厦道”，更以二进三间的建筑符号表现，总兵衙门同样改绘制为营盘内的二进式建筑。又或是《高澎图》在《林澎图》的基础上将东吉等岛屿的形状与线条略为修正，使其样貌更符合实际轮廓。

美国汉学家余定国（Cordell D.K. Yee）认为，无论是地图上的线条符号或是文字注记，皆隐藏着绘图者或统治者的思维。《高台图》明显较《林台图》更加具有等级位阶的政治思维。综合来看，《林台图》由于将衙署、军营安排的过于紧密，彼此之间相对空间位置较有误差；《高台图》将中营、右营、左营删除，并更为合理地配置各个衙署、军营、学校和坛庙间的空间方位，说明《高台图》不仅是单纯的摹绘，而是有所改良。（参见图1、图2）

两志所附地图在文字注记上略有差异。如《高台图》在《林台图》的基础上，在半屏山与万丹湖之间增加了“打鼓山”，补充自然地理景观；又如《高台图》将“凹底山”由横向写法改为直向书写，更为符合使用者实际的空间移动体验；还有将“南崁溪”标记在更为贴近河口的位置，将鸡笼城下方的“旗竿石”位置稍微向下挪动，等等。或是《高澎图》将《林澎图》如后袋仔、西埯仔、凌波屿、布袋屿、屈爪等岛屿文字位置略为调整，以便于阅读。最后，《高台图》将《林台图》的“番城”（又称普罗民遮城、赤嵌城）更名为“赤嵌城”，将“加洛堂”更名为“加洛社”，后者具有更直观呈现该地是少数民族部落的作用。

《林澎图》应可定位为清代最早以澎湖为主体绘制的全图，有其开创性意义。比较《林澎图》与《高澎图》的差异，以人文景观变迁最为鲜明。首先，《高澎图》绘制了“澎湖司”，增加澎湖巡检司衙门的位置，对于官衙信息掌握更为整体全面。其次，《高澎图》还将《林澎图》“协镇府”的位置向上挪移，在衙署符号的绘制上，愈加精致，使得衙署规模看起来尤为恢宏。最后，在文字注记上，《高澎图》将《林澎图》的两行书写形式改为单行书写，排版上较为美观，从中同样可以看出高拱乾对于林谦光地图的改良轨迹。

《高台图》在改良过程中也有疏漏之处。《高台图》在鸡笼、淡水一带，包括山势、交通路线，均较《林台图》有所缺漏。在台湾最南端的沙马歧头、跳石等处，既未作文字注记，也未绘制最末端的交通路线。另外，《高台图》在台湾最西端少注记了“海翁堀”。尤为严重的是，《高台图》未将《林台图》台江内海的“鹿耳门”以文字注明。鹿耳门形势险要，是进出台湾府城重要的自然地貌，《高台图》文字标记中缺失重要地名，显示《高台图》在增补过程中仍未臻完备。

（三）“图文互参”下的地理知识

方志的地理知识首重“图文互参”，以期达到“虚实相资，详略互见”的作用。将《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附图与文字交互参照，才能完整地呈现当时的地理知识。例如《高台图》在纵贯道路的东侧增加了台湾县衙门的建筑符号，《林台图》则没有绘制。就“华鄂堂集本”内文记载，“台湾县署与县丞厅俱在东安坊之中军营”，与《蒋志》《高志》内文一样，皆是坐落在东安坊，而非没有建立台湾县衙门。又，林谦光对于凤山县的行政里制描述，相较于《蒋志》缺少了“依仁里”，但在其附图之中仍然绘制了依仁里，应可判断并非行政辖区的更动，而是林谦光在内文中有所遗漏。

必须注意的是，方志地图的主要绘制目的，是为了掌握地理形势和便于地方治理，透过方志的“图文互参”，才能明了地图上文字注记的真实意涵。例如《林台图》在诸罗县区域内以文字标记有赤山仔、龟佛山、覆鼎山，仅从这张地图上看，很容易解读为自然地貌，但结合“华鄂堂集本”的《坊里》内文可以知悉，实则亦指涉一个乡级行政区域，在地图上实则应该解读为赤山仔乡、龟佛山乡、覆鼎山乡。又如《林台图》在凤山县区域文字注记浊水溪，结合“华鄂堂集本”的《坊里》内文也可以看见凤山县设有浊水溪乡，浊水溪乡应是傍邻浊水溪而命名，若是仅依赖地图而不参照方志内文，容易误读是溪流的文字注记。此类貌似自然地貌、实则可能对应行政区划的文字注记，必须佐证方志内文等其他史料，才能确定其指涉意涵。

在《林台图》中台湾县部分，大香洋、小香洋、上港冈、中港冈等地名，也容易直观认为是汉人村落或是自然地貌，但实际上参照方志内文也应该视为是一种行政辖区的表达，亦即是大香洋乡、小香洋乡、上港冈乡和中港冈乡。该图台湾县的部分尚有“旧社”的注记，亦容易误认为是少数民族部落的旧址，但参照《坊里》内文同样可以领会绘图者是在表达此处是台湾县的旧社乡。

地图上展示的不仅是各种自然地貌，更是一系列与治理“番”民事务、衙门公务或军备防务等相关的政治符号。詹素娟解读《康熙台湾舆图》时指出，少数民族的“社”可以指涉特定村落的“实体社”，也有作为地域连带或治理单位的“虚拟社”，其成立都是基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与便利，具有深层的政治、经济意义。易言之，地图上看似为汉人自然村落、少数民族聚落的地名，实则可能是绘图者在展示地方治理下的行政辖区，意欲观图者（即外派台湾的文武官员及其施政团队）更迅速地掌握地理形势与行政辖区之概貌，以期达到按图施政、按地施治的效果。凡此种种，皆可说明方志“图文互参”的阅读方式，能够避免单独阅读各类国家舆图上的文字注记时可能产生的误解，可以进一步和各类国家舆图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总体而言，林谦光《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附图是清代台湾少见的私修方志地图，其中的《澎湖全图》应可定位为清代最早以澎湖为主体绘制的全图，有其开创性意义。高拱乾《台湾府志》的《总图》与“华鄂堂集本”《台湾府全图》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应是参考《台湾府全图》绘制而成。过去认为康熙至雍正年间的方志地图承袭自高拱乾的《总图》，实则应是源自“华鄂堂集本”的《台湾府全图》。在该书序文中，林谦光提到：“光以眇然末吏，涉波涛、历重洋，而敷仰天子之文教于今三年矣。广诹博采，谨述一二，俾采览者得以悉心考究、踵事增华。”广诹博采的图资来源，最有可能是来自沈光文《平台湾序》等文和今已佚失的地图。易言之，《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的文字内容衔接了由明郑时期至清初人文地理与沿革地理等知识的连续过程，附图内容则具象展示新近纳入王朝治理下的海疆版图，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四、 结语

康熙二十六年来台担任首任台湾府儒学教授的林谦光，在任期间撰写《台湾纪略》，是现今研究者建构清初台湾社会图像经常引用的文献。《台湾纪略》版本种类较为繁杂，目前流行的《台湾纪略》源自“说铃本”，而“说铃本”是经由吴震方的删除、合并、挪移、摘录、误植等编纂过程才放入《说铃》丛书内，编纂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吴氏可能出于商业考量，采取了“存文缺图”“内文裁并”“版面增字”等编辑手法，对《台湾纪略》加以删改。吴氏的编辑手法以及丛书出版的销售方式显然在书籍市场上甚有成效，因而形成绵延至今仍以“说铃本”为主流的现象。

考辨版本间的差异后，以庋藏在上海图书馆的《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最贴近作者原意。该版序文与附图，皆说明《台湾纪略》具有展示王朝版图、介绍地理新知等功能。其文字内容衔接了由明郑时期至清初人文地理与沿革地理知识的连续过程，其中包括明郑时期的里乡行政制度、施琅攻台时的军事行政治理，以及清初行政衙署的灵活设置等情况。“华鄂堂集本”附图更是清代台湾少见的私修方志地图，与最早的方志地图——官修《福建通志》的《台湾府三县图》交相辉映。通过对比高拱乾《台湾府志》的附图与“华鄂堂集本”附图，可知两者之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高拱乾应是摹绘《台湾纪略》附图略加改良而成。过去认为康熙至雍正年间的台湾方志地图，承袭自高拱乾的《总图》《澎湖图》，实则应是源自“华鄂堂集本”的《台湾府全图》《澎湖全图》，而林谦光的图资来源应是参考了沈光文《平台湾序》等文字和今已佚失的地图。《台湾纪略》“华鄂堂集本”通过图文互参的阅读方式，展现的地理知识信息，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