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勇 | “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作者简介】蓝勇（1962-），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摘 要】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明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而受长江上游的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又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较为复杂。“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过程。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的“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关 键 词】川江；名实变化；历史地名；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

【文章来源】全文刊载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66-178页。注释从略。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名称本身不变，但所指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我们熟悉的如最有影响就是“中国”的内涵的变化，在历史上“中国”一词最早仅是指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如指历史上的王畿、京师，后扩展到指地理上的中原、民族上的华夏，只是在近代才逐渐变成东亚大陆上的一个国家空间概念。另外，历史上的“江南”最初仅是荆楚地区、吴越地区，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但后来逐渐缩小仅指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安徽部分地区。另历史上的“河南”一名，词义在历史所指较为多元，已经引起人们关注。又如历史上的“蜀道”一词，最初主要是指翻越秦岭的通道，但后来也可以特指经过长江三峡水陆路的峡路，后来也可泛指整个巴蜀对外交通的所有通道，甚至一度引伸指“世道”。我们发现“川江”一词内涵的具体变化也是这种“地名涵化”现象的典型案例。

一、“川江”地名的内涵变化的轨迹

在以住研究中，大家经常使用“川江”这个地理词汇，但是这个词汇的历史渊源、名实变迁并不是太清楚，以致学术界对此词词义众说纷纭。我们发现《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川江”的解释是四川宜宾市到湖北宜昌市的长江段，所以宜宾为川江之始。现在许多著作都是以宜宾到宜昌称为川江，如李育平、周凝豹主编《天险川江今何在：川江航行考》、邓晓的《川江航运文化研究》等，其中1992年出版的《重庆内河航运志》中明确指出：“岷江口至湖北宜昌港13码头，总长1044公里，因其大部分流经四川境内，称为‘川江’”。但是，实际上在历史上“川江”一词出现后所指就较为多元，现代也有多种指向。

我们知道，四川得名于唐代的剑南三川与宋代的川峡四路，最早的四川之名出现在宋代，所以，在唐宋时期，川蜀、蜀川已经较为流行指代巴蜀地区。不过，我们发现最早的“川江”之词疑似出现在唐代。据唐代杨筠松《疑龙经》记载：“若以山川分两界，黄河、川江两源派。”其《撼龙经》也记载：“黄河九曲为大肠,川江屈曲为膀胱”。以上记载也见于明章潢《图书编》。不过，从上面的含意来看，“川江”主要是代指长江，并不是仅指长江上游的河道。更重要的是杨筠松《疑龙经》《撼龙经》两书，在唐代文献著录中并不见于记载，只是见于宋代的文献著录，如宋张洞玄《玉髓真经》卷十九曾引用杨公《撼龙经》，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著录有《疑龙经》，但称“皆无名氏”，并不认为是杨氏所撰。只是到了明代李国木撰《地理大全》七卷至十卷中才有杨筠松所著《撼龙经》《疑龙经》全本见世。我们发现在《撼龙经》中有“四川之口生滟滪”之句，显然，在唐代不可能有“四川”之名出现。同时，“若以山川分两界，黄河、川江两源派”“黄河九曲为大肠,川江屈曲为膀胱”,从语言上来看也没有隋唐的风貌，倒有明清以来语言风貌。显然，《疑龙经》《撼龙经》即使是唐代杨筠松所撰，可能历代风水师也多有补充，在地理认知上往往就会有宋明以来的地理词汇融入。

现在来看，特指今天长江上游的河道的川江之名始于宋代，如宋李纲《梁溪集》卷一百三：“舳舻相接，顺流乘风，自川江而下，日数百里，不旬月间可至江浙。”从这里的“旬月”日程来看，这里的“川江”主要是指长江上游地区。宋洪适《盘洲集》卷四十九也称：“又川江舟楫之凑、商税所入非荆门比。”因荆门本身地处长江中游，这里的“川江”也可能主要指长江上游地区。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三记载：“旧惟扼马湖以备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正月初旬已渡川江，而遁北之希达……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风寒”，后卷九称：“旧书谓吕文徳因川江水泛，蔺布奏捷，已入重庆。”以上“川江”所指并不完全明确具体，只是为长江上游的所有河道的泛指。

我们还发现，在宋元人的地理认知中，“川江”往往还指长江中游的河段，如宋佚名《昭忠录》有关司马梦求沙市监镇的记载中称：“徳佑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镇十五里，两城相望，中隔一水，筑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为舟车商旅之会，恃水为防。是年，湖水忽涸市南，沙碛皆露，元兵陈碛上，乗南风纵火，内薄登城遂下，守将程文亮降，监镇司马梦求战死，温国文正公七世孙也。后五日，川江大涨，沙市城脚皆没，已无及矣。”另元代赵景良《忠义集》卷五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里的“川江”是指江陵、沙市一段的长江。

实际上就是到了明末到清中叶，仍有个别人习惯用“川江”来指今荆江河道。如万历《湖广总志·水利志》录陈瑞《川江石坝志略》中认为：“有谓汉水不足虞，唯川水骤会，斯为患者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有专门的《川江隄防考略》主题，实际上谈江陵堤防。而且《华容县堤考略》中谈华容县“北临川江，南筑洞庭”。另顾炎武《肇域志》卷三十一：“（松滋县）川江，在县北一里，岷江至此分为三派流，三十里复合为一，达于江陵入大江。”清代前期也是如此，如《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二十二《兵部》：“十五年，议准湖广武昌镇前后水师二营地界川江，水操弓箭技。”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八：“惟江陵县系兼四要缺地，广赋繁，民情刁玩，且为川江下游。”嘉庆年间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三十三：“今岁川江盛涨，百里洲以上到处漫滩泛溢而下。”

甚至有的文献记载元明以来川江曾指长江下游的一些河段，如元熊太古《冀越集记》卷上记载：“国朝各道分以山河江湖海名者，若山，山东、山西、山北，皆以太行山而言也。河东、河西、河南、河北，皆以黄河而言也。江东、江西、江北，皆以川江而言也。湖东、湖北、湖南，皆以洞庭湖而言也。”这里的“川江”就是指长江下游段的长江来说了，不过，我们并没有发现“川江”指代整个长江的案例。

我们发现，从明代开始川江的指向才开始逐渐固定下来，成为长江上游河道的特指，如明代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十一记载：“惟綦江为重庆之属，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余里”。明顾起元《说略》卷二：“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说文作㟩，省作岷，汉人隶书作汶，多与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注谓川江也，非汶上也。”明嘉靖《思南府志》卷一：“乌源出程蕃府东北，流至郡城，西鲇鱼峡，东流经府治入四川涪州合川江。”“商人于此易舟而下，抵川江连荆楚焉。”卷七：“思南江，发源自乌撒水，西经流播州为乌江，受贵州省城诸水，为清水江。又受石阡水，经流府治，又经沿河司治，下龚滩又受酉阳水，然后经彭水、武隆二县入川江。”

这里要说明的是，明代地理学家的视野中，川江明显是泛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并不是仅指夷陵州（宜昌市）到叙州府（宜宾市）段的长江，如王士性《五岳游草》卷五《蜀游》上：“大约川江行三千里至夷陵”，王士性《广志绎》卷上《杂志》：“今金沙江源岀吐蕃犁牛河入滇，下川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四：“以川江之势度之，其建瓴之势，一日千里，岂直千仞而已哉。”

我们发现，明代的市井小说、说唱唱本中大量使用“川江”这个地理话语，显现了“川江”这个名词已经深深地融入在社会生活中，如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十九：“说这个牂牁江，东通巴蜀川江，西通滇池、夜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二：“那涪江水势又与下面不同，离川江不远，瞿塘三峡，一路下来。”明毛晋《六十种曲》引《明珠记》：“觅个船儿渡入川江去，旦，你快叫船。”从此段后面谈到的巴江、锦江、三峡行程地名来看，这里的“川江”也是指长江上游地区。同样毛晋《六十种曲》引《昙花记》上更是频繁使用“川江”话语。但我们发现，在明清时期的川江沿线的官修地方志中将长江称为川江的却很少，多数用“大江”“岷江”“蜀江”“大河”来指长江上游河段，显然了“川江”在明清时期还多是一种民间俗称，官方文本中使用并不突出。

同时，我们发现明清以来长江上游还有“川河”的说法，如明末《士商类要》卷二记载有“荆门由川河至嘉定州水路”，清代獭渏子《天下路程图引》卷二也称“荆州由川河至嘉定州水路。”清代丁宝桢《四川盐法志》中就不断有川河滩险、川河纤夫、凿通川河等说法。

清代有关长江河道名实的记载多了起来，从众多的记载中我们可能看出，清人眼中的“川江”主要是泛指整个长江上游的河道，而用“川江”来指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已经很少了。

首先，《清实录》中在乾隆年间已经频繁使用川江指长江上游干流，如“外省，贩运川省米粮，概由川江经重、夔一带，顺流而下”“惟是栈道崎岖，必由川江水运”“请开修川省接壤滇境之罗星渡河一道，可以直达川江，分运威宁铜斤”等等。乾隆《雅州府志》卷十二：“方由宁番三渡水合金沙江入马湖，历叙州府归川江大河。”曹烨《曹司马集》卷五：“循溪数里与川江合（三峡归州）。”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二奏疏：“即将米数由川江顺流而下，不过旬余，即至安徽江苏一带。”陈祥裔《蜀都碎事》卷二：“自成都东门锦江起，至黄牛庙，其滩不下数千，其最险恶亦不下数百，名类甚多，不能遍记，如最险恶之中而尤不可当如哑娑滩、大佛崖、道士冠、乂鱼子、石梁滩、九龙滩、纳溪三滩、黑石滩等类，皆客航之宜留意者，录以志川江之不可行耳，逆流而上尤宜慎焉。”乾隆《巴县志》中称：“川江峡险滩多”，在清代道光年间的《平滩纪略》《蜀江指掌》中，也频繁使用“川江”一词指宜昌以上的长江航道，只是偶尔用川河、蜀江指川江。

其次，从贵州各地流入长江的部分支流和汇入的长江段普遍都称为川江，如道光年间黎恂《运铜纪程》中频繁使用“川江”来指纳溪到宜昌一段长江河道，并称“盖川江滩石之险于斯（汉阳）始脱矣”，言外之意宜昌到武汉间也可称川江，但其中称武汉以下长江为大江。光绪年间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十《转运》五：“张广泗又咨略，据毕节县详称赤虺河，道直达川江。”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十五《转运》十：“此四小河发源滇黔，分流川江。”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二十四《征榷》：“夔州府据川江下游。”而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五《地理》将贵州入川河流通称川江。所以近代贵州、云南人往往称川江为川河，故曾习惯将籍隶四川人称为“川河之人”。

其实，历史上岷江从都江堰以下往往也通称为川江，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十五：“都江堰水势实无冲损民田折，查都江本为川江正流，导自岷山来。”来保《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三谈到岷江：“一由成都登舟从川江顺流而下江水”。卢秉钧《红杏山房闻见随笔》卷二十六：“盖大渡河发源于大邑县之露中山，至嘉定合川江。”

同时，嘉陵江也被称为川江，如早在明代何景明《雍大记》引《凤县志》称：“（嘉陵江）经凤县北、徽州东、两当南、略阳西，迤逦入川江，滩石险恶，舟楫至渔关始通。”顾炎武《肇域志》卷三十九记载：“嘉陵江在县北一里，出大散关，西经两当县，与川江合，舟楫至渔关始通。”傅泽洪《行水金鉴》也记载：“岭东水皆北流至五丁峡北合漾水，入沔岭西，水皆南流，径七盘关龙洞合嘉陵水为川江。”庆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百八十六称：“伏查嘉陵江系自东北而南，白水江系自西北而南，俱至广元昭化之间白滩渡汇滚，南下为川江。”昭梿《啸亭杂录》卷九：“遂取徽县。过高山深箐数十重，昼夜兼行，抵白水坝，时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坝为川江上流，与昭化唇齿，俗号铁门坎。”

不过，清代对川江的指代开始越来越细化。首先，清代并不将金沙江作为川江范围，《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四《户部》：“由东川经鲁甸昭通至大关之盐井渡上船，别有水路可达川江。”《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九十三《人物志》也称：“查勘金沙江发源西域，入滇经丽江、鹤庆、永北、姚安、武定、东川、昭通七府至叙州府汇入川江，源远流长。”显然，清代人们并不将金沙江作为川江范围，一是在于金沙江当川滇之交，在人们意识里金沙江更多与云南相关，与四川地缘无关；一是这个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相对较为闭塞，金沙江往往与民族地区相关，在文化上与四川少涉。而历史上金沙江通航段落较短，从热度聚集上人们也没将其放在川江的话语中来认知。同时，也有人认为从嘉定开始始称川江，如嘉庆年间李德淦《蜀道纪程》卷下记载江水“下流至嘉定始系川江”。

从明末清初开始已经有将“川江”特指重庆到宜昌的河段的记载了，如顾山贞《客滇述》：“重庆铁壁金城，素称天险。左有合江，右有泸江，汇流而泻夔关。自瞿塘三峡以达荆州，所谓川江者是也”。但同时在民间用“川江”指代整个长江上游河流也在社会中较为普遍，如1905年的《山东官报》中在谈川江涨溢时就涉及到成都、犍为、叙州、重庆、金沙江等地。清代末年，川江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话语，如光绪年间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谈到“川江大滩所在，均有市镇”。光绪年间吴焘《游蜀后记》中频繁使用“川江”来指从成都到宜昌的长江上游河段。民国十二年，高宗舜《最新川江图说集成》序即称川江为蜀江，又谈到“视川江为畏途”“熟悉川江水性”“谓川江不可行轮”等。三十年代《申报》列出“川江各航航线”明确是包括所有四川河流，而当时《四川月报》中专门有“川江”栏目，其中涉及渠河、嘉叙岷江、荣雅河、岷江灌口等内容。《中央周刊》1930年134期，专门谈川江航道路治理，就涉及岷江叙州到嘉定、嘉陵江重庆到合川、沱江泸州到内江、涪江合川到遂宁段。1942年伍极中《川江木船之运输》一文作为《中国航业》杂志《川江航运专号》刊出，也是以整个四川盆地的水上运输为内容的。郑励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编的《四川新地志》第二章《交通地理》中在谈川江航程中也是从灌县、成都、江口谈起，另谈到青衣江、大渡河、涪江、渠江、黔江，也是将川江指代整个长江上游河流。

应该看到，民国时期由于机动船开始在长江上游较多航行，而且早期主要的航行范围仅局限在长江乐山以下的岷江、长江段，特别是重庆到宜昌段。所以，1908年在重庆成立的轮船公司就命名为“川江轮船公司”，主要经营的航线就主要是重庆、宜昌段。这样，轮船航行带来的“川江”热度聚集让狭义的“川江”话语越来越深入社会。所以，后来的“川江”的话语多局限于指轮船航行的河道，近代狭义的嘉州到宜昌、叙州到宜昌、重庆到宜昌三种狭义的“川江”开始显现出来了。如静石《川江航行之行源及其近况》主要对重庆到宜昌段的航运历史渊源，1937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2期将川江分成宾渝、渝宜段。1937年《新世纪》也分川江上游渝嘉段和川江下游渝宜段来谈川江，1936年余爱炎在《国闻周报》13卷上发表《川江归棹记》主要谈宜宾到宜昌间川江航道。

特别是重庆到宜昌段，在民国时期是最为繁忙的河道，蒲兰田《川江航行指南》主要讨论的是宜昌到重庆的相关航业问题，后来的《川江轮船免碰章程》也主要涉及重庆到宜昌段。1923年杨宝珊编《最新川江图说集成》，实际收录的《峡江图考》也仅是宜昌、重庆段的内容。邓少琴在三十年代在《西南实业通讯》上连载的《近代川江航运史》实际上也主要是谈重庆到宜昌间的轮船航运发展史，《航海杂志》1935年第一卷10期《川江航行须要》只谈宜昌到重庆段航行事项，盛先良《川江航行须知》则主要讨论宜昌到重庆的水路，金月石《川江航行问题》也主要谈到重庆到宜昌轮船碰撞的问题。所以，四十年代杨戒净《四十年来之川江航行概况》文中认为：“川江航道，起自湖北之宜昌，终于四川之重庆，长共三百五十海里。中四分之三，在四川境内，故名川江。”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在官方的话语中，“川江”主要是指轮船航行的长江河段了。

当然，从航运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长江上游整体上还是机动船和人力船并行的时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大后方交通运输的需要，木船运输一度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直到20世纪末，长江上游的一些支流上木船运输的地位仍然重要。所以，近代以来，有关“川江”话语的内涵往往是木船和轮船两种话境同时并存，一般讨论传统木船时涉及的川江的范围就相对较广泛，如咸同年间唐炯编《沿江滩规》一书，涉及的区域主要是湖北宜昌到四川嘉定一带的川江，为传统川江木船纤夫运行的主要区域。民国时期伍极中的《川江木船业概况》谈到的川江也是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流和支流。到20世纪80年代编的《四川内河航运史料汇集》和《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也涉及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的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前，人们在研究巴蜀水上交通时，也常常用“川江”来指宜宾至重庆以外的长江上游支流的航运情况。但是在论及机动船的语境下，人们的川江概述又多指宜宾、重庆到宜昌的河道。如从50年代到80年代，编了大量有关长江上游的航道路图供航行之用，虽然名称为《长江上游宜渝段航道及航标配饰简图》《宜渝段航道图》《长江上游航行参考图》等名，但在行文中主要是用“川江”代称宜宾、重庆、宜昌段长江干流。后来邓少琴编《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时就是将宜宾到宜昌段称为川江。由于政区分割，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出现了“川江”指宜宾到奉节长江河段的说法。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个从早期宋代指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到明清主要指长江上游河道的认知趋势，而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这样一个逐步缩小的发展轨迹。

二、“川江”地名的内涵逐渐缩小原因机理研究

应该看到，对于影响历史地名内涵缩放原因的机理以前学术界是缺乏系统研究的，但这种缩放原因的探索不仅可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个分析历史社会背景的新视角，也可以为我们现实社会地名管理和运用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考，所以，很有研究的必要。

“川江”地名内涵逐渐缩小是多重社会和自然因素影响造成的。

第一，长江上游在宋代以前曾是中国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传统时代“川江”话语强势的经济地位保证。上古时期的金沙、三星堆遗址就显现了巴蜀文明的发达，汉代巴蜀地区的成都平原是与关西、关东地区为伍的三大农业经济区，三国以后有“天府”的美誉，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宋代巴蜀的农业经济发达、文化人才辈出。以往的研究表明，实际上长江流域在元以前，长江上游的政治、军事、文化地位远远高于长江中游地区。在秦汉时期，长江上游的经济文化地位并不比长江下游逊色。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后方粮草、军事的基地，特别是中原士人躲避战乱的福地。南宋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才开始下降。正是宋元以前巴蜀地区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巴蜀地区的资源能量的输入影响大，使巴蜀航运的地位相对较高，就成为“川江”话语强大的后盾。这样，在明清以前，出现“川江”代称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河段也很自然。

但到了明清近代由于长江上游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下降，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下游的“扬子江”影响反而越来越大，反过来出现“扬子江”话语指代长江上游的“川江”河段了。我们知道，唐宋时期扬子江主要是指长江下游南京、镇江段河段，英文长江就翻译“Yangtze”。但到了近代，西方人、日本人和国人反而将长江上游川江段河流称为扬子江或扬子江上游，如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4年），就有人称“由西藏入川滇以直达扬子江”。在民国初年出版的《重庆城全图》中就将巴县城南的长江直接标为“扬子江”。在二十年代国内的报刊、地图中将长江上游称为扬子江的较多起来。日本人二十年代专门编了《扬子江水路志》中明确提出扬子江上游，并将蒲兰田编的《川江航行指南》称为《扬子江宜昌至重庆段之领航人指南》。1929年重庆公务局编的《重庆市区地形图》中也将重庆段长江标为扬子江。三十年代陆思红《新重庆》也称：“重庆适当扬子江嘉陵江合流之处”。而此时除在关注航运语境外，长江中下游人们对上游“川江”的话语已经相当生疏了，更没有用“川江”来指长江中下游河段的现象出现。

第二，长江流域的环境背景和木船技术条件赋予了长江上游木船上下直通的优势地位，造就了传统时代“川江”话语在长江中下游影响力更大。

历史上长江上游河道复杂多样，一方面只能适宜特殊的平底木船航行，一方面传统时代由于河道滩险众多，航行往往受制于特殊的地域滩师导航，铸造出了长江上游航运的特殊地位。正是受传统时代长江上游的这种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在历史上长江航运中，上游船往往能直接顺水就可顺流下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同时可能直接回溯到长江上游河段。但中下游的船只却难以直接进入上游，只能依靠蜀人的“入峡船”“入蜀船”进入四川盆地。所以，早在唐宋时期，齐己、范成大、陆游等都提到了“入峡船”“入蜀船”的话语，如唐代诗人齐己《自湘中将入蜀留别诸友》中有“巾舄初随入蜀船，风帆吼过洞庭烟”之句，范成大诗中有“辛苦凌波棹，平安入夹（峡）船”之句，而陆游《入蜀记》中谈到：“十七日。日入后，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清代谢鸣篁《川船记》记载称：“凡自东南入蜀者，皆直抵湖北之汉口，始换川船，其川船相与结伴聚处又在汉口下十里曰杨林口。”也就是说历史上从中下游取水路进入到巴蜀地区，几乎都是用巴蜀船只和船型来运行，而不是中下游的船只和船型，而从巴蜀而下的下水船，虽然往往可在宜昌换湖南的沙窝子、吊钩子、满江红、巴杆子、二驾楼等船，也可以直接用上游的麻阳、舿（跨）子船直航长江中下游地区，故传统时代长江航运中，中下游人入川乘中下游船而上，或从上游放舟下到中下游，往往都要在汉口或宜昌换川船。在这样背景下，长江上游的航运从技术到航运影响在长江流域天然地占有独特的地位。正是这个因为这个技术因素和上面谈到的经济地位背景叠加，可以说在元代以前，长江上游木船运输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

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发现有大量从巴蜀顺江而下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的记载。战国时期就有记载“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唐代，成都有“水向金陵”之称，有所谓巴蜀“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之谓，所以杜甫和李白诗中有“门泊东吴万里船”“云帆龙舸下扬州”之称。宋代从巴蜀“水运达荆南”，从成都合江亭可以直下吴越，从嘉州则可以“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显现了巴蜀木船可以从上而下直通江汉、吴越。所以，据陆游《入蜀记》记载，宋代长江中游的沙市就有蜀人修船厂，是蜀人自己包办，故荆州一带蜀人甚多，而在长江上游从来没有荆楚、吴越的船工的任何影响。就是到了清代的滇铜京运中，都是在四川泸州打造运铜船，直达长江下游，只是中途换一些桡夫水手，在武汉作一些修船并载工作。而清代，从长江中下游乘坐中下游的船型船只到了汉口或宜昌后，必须要换川船才能入川。在这样的川船强势的背景下，“川江”一度曾可以指长江中下游的长江河段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有关。

首先，机动船进入中国内河后，长江中下游机动船可以从下游直达上游，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才能上下直达的优势地位失去，在技术和环境语境下的长江上中下游航运地位格局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机动船在长江上游逐渐增多，机动船可能直航到岷江、金沙江、嘉陵江、沱江、乌江、赤水河等河流的部分河段，机动船成为长江上游工业时代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机动船的运输范围成为人们认知地理空间更重要的空间标尺。

其次，一方面，近代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长江中下游已经远远高于上游地区，而轮船从生产制造到运输实力都是以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为重，而机动船在运输能力、通过能力、安全系数上在长江整个流域都可以完胜传统木船。所以，近代从“利川号”“蜀通号”进入川江到西方军舰进入川江都是从东向西的趋势，长江航运运输的优劣态势出现了东西大换位。一方面，由于川江河道对大型机动船航行条件的限制，大型机动船主要航行于宜宾、重庆到宜昌之间，特别是重庆到宜昌间，这就直接造成在聚集热点上，近代“川江”的话语主要就集中指宜宾到宜昌，或重庆到宜昌之间。所以，在近七十多年的时段内，多数人逐渐认为“川江”主要是指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干流了。也就是说现代人们观念中的“川江”主要是宜宾到宜昌之间的长江干流，甚至主要是指重庆到宜昌之间的长江干流，只是在个别时候将“川江”指代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所有可通航的河流。

三、“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历史地名内涵变化

应该看到，不论是“蜀道”“川江”地名的内涵变化研究，还是“中国”“江南”“河南”地名的内涵变化研究，都只是将演变过程作了复原研究，而对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的规律和变化的原因缺乏系统研究。所以，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做一个初步的规律总结探索。

研究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和“地名异地涵化”两种现象。

“地名缩放涵化”是指地名的内涵在一个地区内不断扩大或缩小，如我们称的历史上的“中国”“江南”以及本文所指的“川江”，我们可以称为“地名缩放涵化”。一般来说，这种“地名缩放涵化”又可以分成“地名小涵化”和“地名大涵化”，前指地名字面不变但所指空间越来越小，如“川江”“江南”“湖广”“华阳”，后者指地名所指空间越来越大，如“中国”“蜀道”等。同样，有的同一个地名发生大小涵化现象在历史上都存在过，如历史上的扬子江，最初本是指长江下游一小段，后来泛指整个长江，连长江上游的一些河段也称扬子江，但现在又仅指长江下游一段为多，扬子江地名内涵变化显现为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过程，原因同样值得探索。

“地名异地涵化”是指地名的所指地域完全变化成另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在地域空间上并不存在交结，如蜀汉三国以前的“天府”是指关中平原，但三国以后“天府”则主要指成都平原地区，两个地区并没有空间上相连。再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中”主要是指今西南地区（含今越南北部），但唐宋时期的“南中”往往多指今华南地区更多。再如汉晋时期的“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之“关东”是指今河南中州平原，但明清时期的“关东”则是多指今东北地区。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可以称为“地名异地涵化”。以前学人谈到的一些历史上的“地名漂移”现象，也可以归在这一类作为“地名异地涵化”现象，如金牛道上的五盘关、潭毒关、大小漫天等、峡路夔门的赤甲山、白盐山、米仓道的孤云两角山所指的变化就是如此。只是这种地名异地涵化多是指点的位置变化，不是一个面上区域的变化。又如上面谈到历史上“蜀道”最初主要是指翻越秦岭的通道，但后来也指经过长江三峡水陆路峡路。这种“地名异地涵化”现象与我们以前称的同名异地不一样，因为同名异地一般情况下往往两个地名相同是同时存在的。即使不是同时代存在，同名之间往往也没有必然的互替关系，特别是没有一种内在的空间替换过程出现。

一般意义上来看，“地名缩放涵化”现象中的地名往往沿袭性明显，历时性明显，多是典型的地名涵化现象，如本文谈到的川江及我们熟悉的中国、江南、蜀道等等的“地名涵化”。而“地名异地涵化”的涵化状况较为复杂，有多种参数影响地名的内涵变化，故地名内涵变数较大。如在历史上政区地名往往多出现同名异地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种是同时代的异地重名。我们要清楚的是，同时代异地同名因为本身地名互相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干系，也无时代前后时间变化的过程，所以很多情况下并不存在我们这里所指的“地名涵化”情形。如明清时期有三个长宁县设置，分别是隆庆元年置的广东惠州府长宁县、万历四年置的江西赣州府长宁县、洪武五年置的四川叙州府长宁县。这三个长宁县在很长的时间内县名相同，但之间并不存在地名认同的沿袭转移，而是分别从共同的平安诉求来取名的。所以，这种情况并非本文所指的“地名异地涵化”过程。再者，在一些不同时代政区的地名中异地同名现象较为复杂，如江州在公元316年到548年的时间为今重庆之地，但在公元291年南朝梁在江西九江一带设立江州，公元548年为避免重名才改重庆江州为巴县，今重庆一带以后再没有使用江州之名，而今九江一带用江州之名一直相沿，一直到元代才改为九江府。从设立的最初原由来看，都分别是以居大江之边而得名，并无相互沿袭的情况。但从名称的前后变化的现象来看，客观上地名确实出现了“地名异地涵化”。

“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过程。前者的变化往往是几百年尺度的变迁，有的变迁过程往往上千年，而且影响变迁的原因多元而复杂，人们往往对地名熟悉但对出现的缓慢空间涵化现象并没有特别关注。我们发现，大多数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的涵化多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没有用来设立行政区的文化区域地名的涵化往往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如历史上“中国”“川江”名称内涵的变迁是一个上千年的缓慢过程。地名的“快涵化”往往多是受人们主观上直接的行政调整影响，特别是在国家权力对政区、关防的主动调整影响下，地名的内涵变化往往就会加快。如秦汉之际有意将函谷关东移后，关西、关中概念内涵的快速扩大。再如湖广的地名是因为在元代设立湖广行省而来，本来包括今天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区，但明代政区调整，分出广东布政司和广西布政司后，湖广的空间就马上大大缩小，逐渐仅指今两湖地区。1997年，重庆直辖后，四川这个的概念的内涵也开始急速缩小，面积从57万平公里缩小到48.6万平方公里，但重庆这个地名的内涵则从省辖市0.98万平方公里急速扩大到直辖市的8.2万平方公里。历史上华阳这个地名本指整个华山以南的西南大区，后四川置华阳县地域所指大大缩小，而后来撤华阳县将原来的中兴场改为华阳镇，华阳的地名内涵更是进一步快速变小。

当然，我们发现政区概念上地名与文化区域概念上地名的“地名涵化”在历史上也存在两点差异：其一，变化过程时间节奏不同。如“天府”从指代关中平原变为指代成都平原经历了一个从秦汉到三国的完全取代长达几百年的过程，而“川江”之名从指代长江上中下游到仅指代宜宾到宜昌河段的过程上千年，都显现为一种渐变。但重庆的“江州”之名与九江的“江州”之名虽然曾经历秦、汉、两晋同时代存在，但到南朝梁九江的“江州”完全取代重庆为江州，仅是一次行政区划改名马上就完成了，显现为一种突变。总体看，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的“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如受国家相关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同样会节奏加快。

其二，从变化的原因上来看，一般政区概念地名变化原因相对简单，往往只是行政区划地名调整一次完成的，如江州的变化完全是人为行政手段通过政区改名一次性完成替代，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变化则原因则多元复杂，如“天府”指代变化主要是关中、成都两地政治经济地位长期变化产生的认同取代。而前面谈到的“川江”地名内涵变化则与区域经济地位、自然环境、技术发展多重因素的长期变化相关。“南中”的地名指向从汉晋南北朝的西南为主到唐宋指向岭南为主的转换，主要与中国历史上区域开发进程先后关系和唐宋南诏、大理的地方政治新格局相关。

研究表明，历史上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显现出的地名的内涵变化中最为典型，文化区域概念地名往往一般具有唯一性、特指性，如江南、天府、关中、南中、川江、扬子、浔阳等在同一个时代并不可能到处都有，指向较为稳定。由于社会经济、自然环境、行政制度等变化也会对此产生影响而出现内涵变化，只是变化较为缓慢，原因较为复杂。如行政区划调整对文化概念的地名内涵变化影响较大，南朝多次分割九江一带的江州属地外设州县，也使“江州”的所指空间不断缩小，显现为辖境不断缩小，显现出前面谈到的“地名缩放涵化”的“地名小涵化”现象，而且对历史上的文化地名浔阳的范围也产生了认同差异的影响。“江南”在隋唐以前多指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唐代仍设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就是指长江中游的今湖南、湖北地区，宋代仍然设立有江南西路，仍然是指今湖南、湖北地区。但元明时期的政区调整对文化概念的“江南”内涵变化影响巨大，元明时期代在长江中游地区设立河南行省、湖广行省（布政使司）后，在长江中游就明显淡化了“江南”的地域认同。清代又在长江下游地区设立江南省，更使江南的文化认同逐渐局限在长江下游地区。我们注意到，历史上一些有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往往本身空间指向范围边界并不清晰，在历史上又出现同名异地不同时、同名所指不同的现象，使许多地名的涵化关系较为复杂，如历史上的关西、关东、关内、关外、关中、山东、山西等详细的空间范围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如函谷关在秦代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王垛村，但在汉代东移至洛阳新安县，西距秦关150公里，这样，关中、关西的空间就扩大很多，地域内涵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发现，历史上“南中”之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中，后来《华阳国志》有“蜀之南中诸郡”的概念，后有一个从两晋南北朝多指西南到唐宋多指岭南的转变过程，历史上处于西南与岭南之交的今广西在空间上、文化上多有重叠，边缘不清，其地名涵化类型就较为复杂。其它在历史上出现的齐鲁、巴蜀、荆楚、吴越、陇右、江左、江右、三晋、岭表、三迤等地名由于空间边界本身不清晰、不明确，在历史上人们认知所指空间范围也多有变化，其变化走向和原因也需要像本文一样从“地名涵化”角度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辑 | 杨朗

编审 | 宋亮

审核 | 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