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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月港传奇

因为月港真的很传奇

九龙江穿境而过，浩浩汤汤，承西溪、纳北溪、引南溪、入月港。

淡咸相接的月溪水沿月港南港顺流往东。庞大的商船队一次次出发，在母亲河的目送下，渐行渐远。

月港的前世，通江达海，久远而澎湃，在明史、航海史这样的宏观叙事下格外醒目。而离陆出海、搏风击浪、爱拼敢赢的精神镌刻在后人的基因里，向海而兴、启航世界的开拓梦想，仍在今日延续。

月港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城市联盟的重要项目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融入大航海时代

月港，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系明代中后期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第一轮全球化，月港适逢其时，一跃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并成为汉学家眼中“南海世界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大明帝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根据中外文献的记载，葡萄牙人最早抵达漳州海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此后，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长达三十年之久，并且曾经在九龙江口浯屿岛建立贸易居留地。

明代月港商船出航图 杨浩石

明成祖朱棣以来，浙、闽、粤三省复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嘉靖初期，“倭患起于市舶”，在遍地声讨中，浙江、福建的市舶司先后停摆。中日官方贸易彻底中断，而民间出海贸易则愈演愈烈。

“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

明政府在经历惨痛后开出方子

“禁”是坚持原则

“通”是与时俱进

漳州海岸线北起厦门湾南岸的九龙江口，南至诏安湾。在福建地方官员力主下，明政府调整了海洋政策，局部开放海禁，而开禁的设想曾一度“圈”在诏安的梅岭港。

诏安踞闽粤要冲，自古就是海中交通要道。梅岭港水深洋阔，常年不冻。漳泉人下海通番，也多集中在梅岭。凭借地理优势，梅岭成为明代漳潮海外贸易区重要一环，梅岭从事私人贸易的平民众多。

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诏安人吴平、曾一本等盘踞梅岭，成了朝廷征剿的“倭寇”。梅岭既是“倭寇”的活动据点，官方开放的“窗口”于是“改道海澄”。

海澄晏海楼

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设置海澄县，随后有限度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指定“发舶地”为月港。每年约有150艘帆船从这里领“引票”出海贸易。无数闽人终于得以完成从家门口到海那头的扬帆远航、从村民到商民的身份转换。

“我贩吕宋，直以有佛郎机银钱之故。”前往菲律宾的月港商人络绎不绝。九龙江两岸，临溪而建的窑口俯拾即是。伴随海外贸易的兴盛，平和南胜窑、华安东溪窑等漳州窑外销瓷顺着月港走向世界。番薯、马铃薯、花生、番茄、菠萝、番石榴等海外农作物也经月港上岸，传入中国。

通过海洋，世界被连成一体。

海外贸易的枢纽

明代月港面对的，是比宋元时期更宽广的世界。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月港是由中国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这两大世界文明在中国的时空扭结点。

“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说，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1613年，月港的税银达3.5万两，是当时福建全省税收的一半。

16世纪起，大量外国银元流入漳州一带

月港遗址打捞出的的瓷器

那个时代的西方航海图上频频出现一个叫“Chincheo”（漳州）的城市。漳州、广州及稍早租借给葡萄牙的澳门，刷新了中国沿海海港城市布局。

当时，月港近邻的漳州城，百工鳞集、机杼炉锤交响之际，千里外的松江、苏州一带，“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

养几筐蚕，从一张织机起家，妻络夫织，不断扩大再生产，数年下来，不仅“开起三四十张织机”，还雇了许多工人。这样的故事出现在16世纪的白话小说《醒世恒言》中。“土布出洋”的兴旺进一步助长江南手工业繁荣，巨大的海外贸易需求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受雇佣的劳动者。他们涌入市镇，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发展。

市场构筑起海内外紧密联动的商业网络

月港所在的海澄县

成了中国商品输出的枢纽

月港

借助口口相传，一些闽南人海外冒险的经历被搬上江南市井的说书场。说书的底本经整理润色，又被刊成小说。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开篇就涉及海商——《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小说主人公文若虚其实就脱胎于月港商人。

江南、闽南的文人圈在扩大、在交汇。月港鼎盛的半个世纪里，一种有别于唐宋的审美风尚在滋长。来自江苏江阴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五度入闽（其中三到漳州），考察地理，寻访福建名宦鸿儒。《萝轩变古笺谱》见证了晚明闽浙文人的共同品位：变古，而非泥古。

月港遗响“船”流不息

潮起潮落，此消彼长。

当荷兰战船开到澎湖列岛一带海面，频频劫掠月港商船之时，大明江山已是风雨飘摇的末代王朝。内外交困中，崇祯帝本能地进一步关紧国门，硬生生关闭“洋市”。

九龙江下游，

月港古码头遗

月港走向衰落之际，一股强大的海上力量——郑氏集团崛起了。

1633年，月港督饷馆撤销。这一年，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在金门料罗湾打响。荷兰战舰遭到中国水师的重创。海战的指挥者郑芝龙，以厦门为基地，垄断远东海上贸易。炮火硝烟散去，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厦门，最早只是月港商船选取的外围锚地，却脱颖而出。

1684年，台湾置府，隶属福建。向海而兴的漳州人纷纷望向海峡彼岸。相近的地理、相似的自然条件驱使民间百姓自发渡海而去。两个多世纪时间，一个个血缘聚落的“小漳州”在台湾岛上星辰般涌现。

九龙江出海口

两岸贸易，“船”流不息，月港的故事也沉浮在乡情记忆里。

向海而兴，敢拼爱赢。从漳州走出的潘振承将月港商业文明的“火种”带到广州，并“其命维新”地发扬光大。1757年，大清帝国的通商口岸变“四口”为“一口”，规定外来商船只准在广州十三行交易。此时，祖籍龙溪的潘振承已是行商中响当当的人物，几乎垄断了与英国公司的生丝贸易。三年后，潘振承被任命为广州十三行商总。

据谭元亨《十三行史稿》考证，“广州十三行与早先月港的‘职能’一脉相承”。作者认为，“十三行”一词缘起明代的月港：涵盖经营珠宝、棉布、瓷器、丝绸、箍（豆饼）、铸鼎、糖、丝线、鱼、纸、茶、造船等13种行业。“十三行”是专称一个行业、一种职能，即明清对外贸易特有的机制与行当，其意义超越地域名、商馆数之名、资本集团之名以及制度名，是历史之名，是传统的延续。

赓续荣光向海而兴

码头、庙宇、博物馆，沿着导览标志把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游览一番，能够看出今天的龙海人在努力“复活”那个历史高光中的月港。

时光在豆巷流淌

月港码头临江的豆巷村，62岁的蔡长顺“满肚子”都是月港故事。据他回忆，过去码头卸货、坊巷售货，一间间坊肆都采取“前店后仓”的格局。“当时，这条古街有商行数十家，售卖食品、手工品，更有香料和奢侈品。”商铺的门面都是木板窗户，一拉开，便可做生意。

在豆巷村旁不足一公里的江岸上，溪尾、阿哥伯、店仔尾、容川、中股、路头尾、饷馆七座古码头顺沿九龙江依次排开。每个渡口连接一座小小的庙宇。63岁的甘海参阿婆说，在月港繁盛时期，海商每次出海前，都会到庙里祈求庇护，平安上岸的第一件事也是答谢神灵。

从海澄到紫泥，十余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沿九龙江排开，构成了一个造船产业带。在这些大船的荫蔽中，坚持手工制造木船的老手艺人依然可觅。

郑水土是崇兴郑氏造船家族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木制福船依然扬帆海上。郑水土保存着一份其祖父郑文庆手绘的《海澄郑氏造船图谱》，“祖传的经验，通通印在我脑子里”。

福船建造技艺传承人郑水

手工制造木船

经由“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模式，徐徐展开。月港，正在新时代重新唤醒古老的海洋记忆。

2012年，泉州、福州、漳州等中国九个古港城市联合发起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漳州月港是海丝申遗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全球海运贸易中，月港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启航港与东西方商贸枢纽，在全球史视野下具有突出价值。”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智猛说。

目前，月港已成为研究漳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项目。

月港

“月港申遗，既基于漳州人文风土的韧性，也充分考虑到了历史遗迹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文化和旅游部非遗保护专家高舒说。

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漳州以月港历史为基，顺应时代变革，构筑“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的海陆空国际化交通体系，对外开放格局渐次成型。

来源：闽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