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人与虫子的微观文化史与……社会学

《人间小虫：虱子、蚊子与萤火虫》，王宏超著，中华书局，2023年8月版，262页，59.00元

王宏超教授的《人间小虫：虱子、蚊子与萤火虫》（中华书局，2023年8月）是他继《古人的生活世界》（中华书局）之后出版的一部新著，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之前有许多话题未能充分展开，因此继续对几个专题进行扩展研究，“从微观视角对古代审美文化史进行专精的考察”。于是有了这本别开生面的兼具知识性、文艺性和社会性思考的《人间小虫》，“在诸多昆虫之中，本书选取虱子、蚊子与萤火虫一起作探究，并非因为它们在生物学种属上有什么关联，而是因它们与人类的生活、文化、宗教、审美的关系密切，实是‘世间小虫’之代表”（第4页）。这些被精选出来的虱子、蚊子和萤火虫既是在生活中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的小虫，同时也在文化史意义上与人类的爱恨感情、人生感悟、社会观察等精神世界有丰富联系，由此产生出无数神话、诗歌、绘画、表演艺术等文艺作品。可以说，该书从三种小虫的微观视角察看和思考宏观的人类文化史，绝非虚言。人类的文化史倘若缺少了这些小虫作为被观察、被研究和被表现的对象，无疑会失色不少；而如果缺少像宏超这样观察敏锐、文心悠远的研究者，那些情态万千、曾经在艺文史上留下审美意象的人间小虫也难以成为饶有趣味的文化景观而被更多读者所认识。

毫无疑问，这本《人间小虫》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阅读与感受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中得以把生活观察与艺文阅读、古人的世界与今人的生活、世界各地的昆虫与不同族群的生活情状等联系在一起。作者曾经谈过，本书这些议题的研究首先是源于生活中的观察和感悟，比如有天晚上回家路过小公园看到了一只萤火虫，想到这在上海都市中如何难得见到，由此而心生兴奋。进而想到了古人关于萤火虫的描写，例如囊萤映雪等，于是产生研究古人生活里的萤火虫究竟是怎么样的想法。通过研究古人留下的文学作品、绘画图像等相关资料来了解古人如何认识昆虫的生活状态，同时去感受古人在观察、表现这些昆虫的时候的所思所感，其中有很多古人生活世界的细枝末节，反映的是人与小虫的真实联系；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美文名画与逸闻趣事，形塑了人与昆虫之间的精神文化史。正如作者在“小引”中所言：“且不说从生态平衡角度来说的必要性，但就生活和文化的视角看，微虫与人类的爱恨情仇，是历史和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深切体验的，微虫也足以为人类宏大的历史增添些许五彩斑斓的佐料。微虫虽微，但也是大自然所创生，于此亦可见造化之神奇……”（第3页）斯言至矣。

读《人间小虫》，自然会想起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创作的煌煌十卷的《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1879-1907）。作者通过详细、深刻地描绘各种昆虫的外部形态和生物习性，记录了各种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同时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融汇在一起，用人性去看待昆虫，表达了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与尊重。1923年周作人第一次向国人介绍法布尔这本著作，书名就译作《昆虫记》。虽然原书名直译应为“昆虫学回忆录”，副标题是“昆虫的本能与习性的研究”，但是《昆虫记》这个书名似乎更能传达出这本科学巨著同时包涵有文学性。雨果曾经把《昆虫记》称作“昆虫的史诗”，那么在我看来，宏超的这本《人间小虫》不妨看作是“昆虫的谈艺录和图像志”。

说到图像，这是我在这本《人间小虫》中特别关注的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应该说对图像的重视与运用已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从专著的著述体裁上看，多年来各种“插图本”“图志本”“画传本”以及“书影本”不断出现。但是以上各种体裁著述中的文字大多还是以关于作家的生平介绍和文学作品文本的介绍、论述为主，图像的功能主要还是在“图文并茂”的阅读效果，对于文本与图像的内在关系以及在图像创作意识中呈现的文本与历史语境关系的研究仍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宏超的这本书中使用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各类绘画作品、刊物插图以及历史照片作为基本史料，在配合文字论述方面并非仅是起到作为观赏性插图的作用。例如在介绍英国著名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的时候，特别强调地介绍他在1665年发表的《显微图谱》（Micrographia），认为“此书是他利用显微镜所绘制的各种微物图片合集，书中有六张折页图案，最大的一张呈现的就是一只跳蚤。这张图片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人们第一次看清楚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这种小东西的真容。”非常有意思的是，胡克为了使这只跳蚤安静地躺在显微镜镜头下让他描绘，于是用自己喝剩的白兰地醉倒了跳蚤——“我给了它一些白兰地或酒精，一段时间后它甚至会烂醉如泥。”同时在这张“罗伯特·胡克利用显微镜所绘制的跳蚤”图片下面，指出“这张图片公布后，引起神学领域的争论，人们开始思考，如此小的微生物是否经过了上帝的精心设计”（19-20页）。图像在这里的作用显然具有史料的性质，图像本身就是历史。又例如在谈到捉虱子的政治意义的时候，选用了一幅苏联时代的宣传画（约1921年），画面上的士兵们正在洗澡、洗衣服，来消灭虱子。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要么社会主义打败虱子，要么虱子打败社会主义。”（67页）这是在苏俄时期宣传画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图像史料，所反映的是处于饥荒以及向新经济政策艰难转变的处境。另外还有《近代捉虱子的中国人》（77页）、《“一战”时的西线战场》（97页）这两幅历史摄影照片，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论述到“痒与搔痒“的时候，作者引述了但丁《神曲》中的地域之第八圈的描写，那些伪造金银者在这里遭受的是永恒之痒刑：“由于没有其他方法止住身上的奇痒，/ 只能把指甲深深陷入肉中。/ 因此指甲就把痂皮搔下，/ 正好像一把刀从鲤鱼或是 / 从鱼鳞更大的鱼身上刮去鱼鳞一样。”然后说“这样的折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103页）。在这里我可以补充的是，古斯塔夫·多雷于1892年画的插图中有一幅画面正是描绘这一情节，在画面上可以看到那些被惩罚者成堆地倒在地上，因越挠越痒而呼天抢地的痛苦情状，他们的身上都布满伤痕。

在我们的视觉图像记忆中，虫子也是一种重要的形象。在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卫生宣传画上也出现过那些小虫的丑恶形象，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初反对美帝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的宣传画上。那些代表了邪恶的苍蝇、毒虫形象有着更为强大的隐喻功能——很快就从邪恶美帝的隐喻延伸到隐藏在内部的敌人，那些习惯于生存在缝隙里、黑暗中的虫子提供了一种富有象征性的丑恶形象，于是它们出现在印刷的宣传画、单位的墙报、公共空间的壁画上，被一束强光、一个杀虫喷雾器或烈火所消灭。

在容易被读者关注的“人间小虫”的微观文化史之外，不能忽视的是在人与虫子的关系中发生的社会学和政治伦理学的意义。研究虫子与研究人有什么关联呢？从作者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来看，人在对昆虫的观察、研究和表现的过程中同时呈现了人类自身的形象。作者明确指出：“微虫虽属自然之物，却须臾不离人间。人间小虫，于人类自有精神、文化与审美的价值，人类观察微虫世界，也是反观自身的一种途径，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言：‘……如果有人藐视动物界的其他品类为卑不足道而不加研究，他也必不会认真考察人类的事情。’微虫的事情，关联着人类的事情；微虫的历史，也伴随着人类的历史。”（10页）所谓关联与伴随，实际上就是指在人与虫子之间有各种复杂的联系。

在虱子、蚊子与萤火虫之外，有一些与人类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小虫更具有社会性，比如人所共知的蚂蚁。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A. Kropotkin，1842-1921年）曾经赞美蚂蚁的社会互助精神，社会主义者与精神病学家奥古斯特·福勒尔（A-H.Forel，1848-1931）从蚂蚁看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自由与高尚；在二十世纪的文学、电影、造型艺术中，蚂蚁成为贪婪的殖民主义者、专制极权主义者、科层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高效率的先进者等等形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在《参考消息》上知道外国人对穿蓝色中山装的描述：像一个巨大的蓝色蚂蚁群。总之，在对蚂蚁的研究、关注中的确产生了许多关于人类的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思考。回到宏超笔下的小虫，他说：“无论如何人类与虱蚤蚊虫之类的微虫都是不可分割的。其实，人在世间，营营苟苟，纷纷扰扰，又何尝不类乎虱蚤，就如《论衡》所言：‘人在天地之间，犹虮虱之着人身也。’这是何其洞彻的领悟之言！”

第一篇“虱子与搔痒”谈虱子的进化史、生存之道以及与人类生活的紧密联系，“它们与人时刻相伴随，引发的痛苦和无奈也难以尽述”（13页）。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引述美国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讲虱子的那段话：“虱子也并非总是需要依靠宿主才能生存的生物。它们曾经是一种热爱自由的生物，当其他昆虫向它们打招呼时，它们能够用复眼望着对方，对之报以微笑。 这是比《独立宣言》的颁布还要遥远许久的事儿了，因为虱子花了好几个世纪才放弃它的个人主义。”然后接着评论说：“以出卖自由来换取安逸的生活、财富和权势，至今也是其他一些高等动物进化或退化的逻辑。”说得非常准确和尖锐，足以说明作者在对虫子习性的观察中没有忘记“人间”的问题。接着引述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关于虱蚤的那一段传诵千古的话：“且汝独不见乎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或许由于担心读者在阅读中不是那么顺畅，因此加了一段解释：“以虱子喻人之处境，虱子钻入裤裆，逃进衣缝，藏在败絮，自以为是理想家园，但它却依赖并受制于这个处所，走动时都不敢到裤隙裤裆的边际，并以此为生存准则，即便烧死在裤子里也不愿逃出。你们这些处在人世间的君子们，与这些虱子又有何区别呢？”（14-15页）看起来这解释也很有必要。

在第二篇“蚊：怎一个恨字了得”中，作者说鲁迅比较了跳蚤与蚊子的不同吸血方法之后，认为前者的沉默还是能够接受，后者的哼哼更令人讨厌。然后就谈到了自己：“每次站到讲台上，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害怕自己无聊的哼哼打扰了听者的耳朵。我们平日见惯了在讲坛或会议上的各种哼哼，无知和无聊的聒噪确实能让人发狂。在噪音充斥的时代，清醒者是希望尽量保持沉默的。在以无知为高尚的环境里，沉默才是最伟大的声音。在这一点上，跳蚤就是榜样。”（138-139页）不过也没有对蚊子一棍子打死：“蚊子的哼哼虽然可厌，但在咬你之前，高调预警，叮咬之后，凯旋而歌，也算是光明正大的枭雄，总也好过两面三刀害人于无形的伪君子。”（140页）这两段都说得太好了，不但生动、传神，关键还在于很接地气——那些虫子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

在文学修辞中，不但人会变为虫子、虫子可以变成人，更有强烈修辞性的描写是把虫子描述为人体上的某个部位，从而在人的尊容上打上讽刺的印记。例如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过一个人：“他的手指粗大肥腻，好像蠕虫，/……蟑螂一般的唇髭含着笑意”，结果这首诗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

回到书名中的“小虫”这个称呼。我们小时候往往只说“虫子”，叫“小虫”似乎有点太亲切了。更重要的是“小虫”作为一个概念在我们的知识生成史上竟然是与一位中国古代名医捆绑在一起的，就是因为那句“华佗无奈小虫何”，由此而知道了“小虫”本事之厉害、生命力之强大。虽然小虫一直在，然而这句诗却似乎被人遗忘很久了，就连在宏超这本专门研究“小虫”的专著中也没有把它重新捡回来。当然不怪作者，这是时代记忆与话语的变迁使然。人们都知道的是，小虫与人类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防止被它们伤害，华佗们仍然要研究它们。但是把人类也看作是小虫或者直接认为人就是小虫，恐怕就没那么多人思考过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超的这本“人间小虫”也很有某种另类启发性，那就是启发读者研究“小虫人间”。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时代记忆中又冒出了第二句与虫子有关的诗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华佗们在小虫面前可以感到无奈，“我们”在“害人虫”面前却是豪气冲天、彻底扫除、全无敌手。很明显，这两句诗分别讲述的是两部斗争史：人与小虫的斗争和人与人的斗争，我们虽然战胜不了小虫，但可以战胜人——那些“害人虫”。

然而，前段时间读过一篇题为《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的文章，说的却是“害人虫”仍然不可战胜。文章引了《三体》中的一段常被人们引用的话：“看看吧，这就是虫子，它们的技术与我们的差距，远大于我们与外星文明的差距。人类竭尽全力消灭它们，用尽各种毒剂，用飞机喷撒，引进和培养它们的天敌，搜寻并毁掉它们的卵，用基因改造使它们绝育；用火烧它们，用水淹它们，每个家庭都有对付它们的灭害灵，每个办公桌下都有像苍蝇拍这种击杀它们的武器……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现在仍然胜负未定，虫子并没有被灭绝，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它们的数量也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把人类看做虫子的外星人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前面一大段无非就是给“华佗无奈小虫何”列出的科技手段清单，是关于“无奈”的全面检讨；关键是最后一句话，在外星人面前，人就是不可战胜的虫子。作者把这段话送给一位学者，因为“从研究虫子到研究人类”，这位学者先后拿了昆虫学与社会学这两个学科的博士学位，现在一般人可能更多只知道他是社会学家。文章针对的是发生在这位学者身上的一场风波，想说的是以昆虫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很多事情就容易想明白了，比如外来的虫子尽管声称是一体的也很难融入本地虫族，等等。

总的来说，虫子在人间的声誉无疑很差，尤其是当人们把虫子与人组合起来，用于称呼某一种人的时候，比如害人虫、寄生虫、可怜虫、糊涂虫、应声虫、跟屁虫、懒虫……于是宏超说：“文人们以小虫讽喻世事人情，如常把虱蚤、蚊子与贪官作比对，贪官上任，侵吞剥扣、浮收短报，吸尽民脂民膏而后已，这与虱蚤蚊子吸噬人血何其相似。他们的下场似也殊途同归，或锒铛入狱，或遭拍亡命。 文学中的动物讽喻故事，较之写实更显得入木三分，痛快淋漓。”（第6页）所引述的是吴令鑫《贪官和蚊子》（《省商》，1932年，第8期）。尤为精彩的是配了一幅插图《蚊子歌》附图（《芝兰画报》，1946年第1期），在画面上一名只穿一条短裤、骨瘦如材的男子扑倒在地，一只穿着现代官服的人形蚊子正在吸他的血。这幅画真是太有批判性、讽刺性的锋芒，我相信当时发表出来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看着就很不舒服。

那么，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人如何变为那些不齿于人类的虫子的？在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对卡夫卡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变化的路径：在卡夫卡的自传看到他把童年经验中的父权恐惧引申到强大的、不可撼动的权力机构，正是“这个权力机构可以把人变成害虫”（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49页）。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很多人原来还好，上去了就变成了害虫。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人变为虫子的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在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一只甲虫，不是无缘无故的。格雷高尔讨厌他的工作和上司，讨厌沉重的内卷压力，但是为了父母和家庭却不敢辞职、无法躺平。结果他没有变成白痴，而是变成了甲虫。但是他仍然有人类的意识，仍然关心他的父亲、妹妹和家里的各种事情，同时还要忍受家里人对他厌恶和唾弃，最后带着忧虑、内疚和被抛弃的悲伤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当理性的人被异化为甲虫，这只外形的甲虫比正常人更能体验和揭穿人的社会的冷漠、个体的孤独与对人类未来的无比绝望。他的心声是：“不，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出路，左边或右边，随便哪个方向都行。我别无他求，哪怕这出路只是假想出来自我安慰，我的要求极低，所以不会再有更大的失望。向前，向前！只要不是只抬着胳膊贴在一块木箱板上一动不动。”这真让人感到心碎，这只甲虫说出人的心声，就像一面朝向人类的镜子。

另外还想起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臭虫》( The Bedbug，1928）与《变形记》有相似的隐喻性。青年工人普利绥坡金在婚礼上因事故而被封存在冰层中，一起被封存的还有一只臭虫。五十年后醒来发现自已成了一个陌生人，而人间的一切都是新的：投票交由机器完成，讨论在高音喇叭上进行，真实的果子在人造树木上结出，新世界消灭了所有细菌。只有他这个来自旧世界的小市民身上携带了资产阶级的细菌，那时的男人爱喝啤酒，女孩喜欢跳舞和谈情说爱。他和臭虫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但是臭虫的思想已经腐蚀了外面的新世界。老马的创作意图有点复杂，似乎在那只臭虫的身上隐喻着人类天性中的欲望是无法被清除的。当《臭虫》被移植到中国演出，海报上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和研究 / 这只来自我们体内的‘臭虫’。”

说了虫子那么多坏话，应该说也有例外。例如摇滚乐中的甲壳虫乐队，还有我们汉代的鸟虫篆印，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