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是日伪统治最为严酷的城市，驻有日军重兵和伪军、伪警察、汉奸、特务。由于它距离十分区抗日根据地较近，所以每次大的"扫荡"，差不多总有天津派来的日伪军，对我们根据地的破坏很大。我们的抗日武装，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全分区的反"扫荡"，也经常出入天津市区、郊区，到敌人"后院"去活动。一九四四年八月对天津大红桥日军修械所的化装袭击，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对敌伪震动较大的一次化袭战。
杨柳青是敌人据守天津的西大门，象一条恶犬拦卧在大清河畔。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地委苇塘会议之后，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同志和政委旷伏兆同志，曾率三个连奔袭了这里的警察署，使天津日伪受到震动。从那以后，敌人就加强了这里的守备。因此，这次为了化袭天津而对这里进行的侦察活动就显得更为重要，它关系到我们能否顺利进出。
我们装做跑粮行的，由一位秃头老乡做向导，躲开大路、啃卡，专找那些比较隐蔽的小路走。当走到杨芬港岗楼东边时，遇到一个武装特务。这家伙大概真的以为我们是粮食贩子，想在我们身上捞点油水，于是便和我们纠缠起来。我趁这家伙不注意，冷不防将他捉住，缴下了他的二把匣子枪，还有不少子弹。当下打发了俘虏，把手枪交给了为我们带路的秃头老乡。天擦黑时，我们走到杨柳青镇北铁锅店村西的大佛堂，秃头老乡把我们带了进去。原来这秃头向导是这里的徒弟，进佛堂先烧香叩头。我们几个人也行了个低首问讯的单手礼。没想到这一手还得到师傅们的夸奖，说我们是门里人，很痛快地给我们安排了食宿。
夜晚，由于有任务在身，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就和胡向臣等假装解手，走出佛堂。凭借月光，隔河向南望去，一眼便看见一座又高又大的岗楼立在杨柳青镇外的稻田里。经与佛堂师傅们闲谈，才知道这个岗楼据点不仅有伪军，而且还有日本兵。这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有出入。情况变了要不要回去？我考虑，这次来之不易，尽量完成任务才好。我跟秃头老乡商量，能不能今天住下，明天行动。经他与佛堂人解释，把我们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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