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野猪救了27个战友，其余一百多个全牺牲了

大家好，我是霞姐。

战场上有一群接触死亡最多，也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兵种，他们被称为——担架兵。今天故事就是担架兵罗艾群带来的。

退伍后他总是重复做噩梦，噩梦带给他一项新的任务。

为什么战争还没结束？

我把急救纱布按在战友胸口，血很快浸透，他在我怀里慢慢变冷，我甚至听到了战友最后一声心跳。

在刺鼻的硝烟中，我和搭档抬着担架狂奔，尽管战友已经牺牲，我们仍要豁出生命，不让他们受二次伤害。

我突然一个激灵，睁开了眼睛，没有什么枪弹炮火，耳边只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是老鼠在活动。

原来又是一场噩梦。

反复出现的噩梦，一遍又一遍提醒我：战争结束了，还有新任务等着我。

退役后的无数个深夜，我噩梦惊醒后，再也无法入睡，有张黑白照片浮现在眼前。

那是谅山之战中，我亲眼看着一位轻机枪射手被子弹射中胸膛，和战友迅速跑过去把他抬到偏僻处，拿出急救包紧急处置。

他的眼睛还没闭上，右手紧紧捂住左胸，汩汩的鲜血沿着指缝渗透出来，我仔细查看，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

我用力挪开他的手指，忽然看见一个精致的小荷包。

平时我们不动烈士的遗物。但那一次，我实在想知道，这位烈士最后一刻攥着的小荷包到底是什么。

荷包已经被鲜血浸透，我把它拆开，看见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微微折角，也染上了鲜血。

照片背景是北方的冬季，地上有积雪，在一棵光秃的大槐树前，两位慈祥的老人坐在凳子上，一个穿着崭新军装的新兵站在他们身后，脸上挂着骄傲的笑容，双臂拥着父母。

我猜他一定是想看父母最后一眼，急忙将照片送到战友眼前。战友的眼睛微微睁着，目光渐渐呆滞，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眷恋，停止了呼吸。

我的泪水一下流了出来，轻轻将战友的眼睛合上。尽管已经没有包扎的必要，我还是仔细为他包扎好伤口。

明知道战友听不见，我还是对着他说：“你安息吧，会有人照顾你的父母，会有人把你的思念带回去……”

我是一名担架兵，是接触死亡最多的兵种。

在战场上救助伤兵

在此之前，部队攻占了一个无名小山头。当天晚上，大家准备好好休整，都没有打扫战场，只安排了一个班的人守山顶，其他人在半山坡休息。

大概一点多钟，山顶突然传来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们都惊醒了，只见山顶火光冲天。

步兵率先冲了上去，我们救护班在后面没动，只听山上又是“突突突”的一阵枪声。

原来是五个越南男女特工来搞突袭，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山顶，偷袭大部队。

被站岗的战友发现后，他们就站成一排，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同时向战壕投掷了手榴弹，里面休息的战友全都牺牲了。

大家睡意全无，等到天快亮的时候，首长才命令救护队到山顶去。

只见战场上还冒着硝烟，我们站在一米多深的战壕边，只见守山头的六七个战友倒在里面，遗体被炸得四分五裂，血肉模糊的胳膊和腿四处散落着。

打了几天仗，可这么惨的场景还是第一次看到。担架兵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跳进战壕，我第一个带头跳了下去。

四肢完全被炸断了，也分不清是谁的，只能全部搬运出来，勉强把四肢和躯干拼在一起，尽量成个人形，用担架抬走。

这悲惨的场景，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那些牺牲的战友，都是为我们而死，如果不是他们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死在敌人手榴弹下的可能就是我们。

既然我们幸存了，没有理由不替牺牲的战友好好活着。

我退役的那年冬天，湘潭同乡战友第一次聚会，此时战争已过去两年。

有战友提议，去牺牲的唐远方烈士家里看看，大家一致支持，骑上自行车就去了。

唐远方的家在易家湾机瓦厂，离城区有几十里，我们骑了大约一两个小时自行车才到。虽然我们穿着便装，但烈士父母一见到我们，就知道是儿子的战友。

慰问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她就抱住我们痛哭，一边哭一边大喊：“儿子，我的儿啊！你怎么没和你的战友一起回来呢？”

唐远方烈士遗照

我们虽然在路上设想过可能出现的情况，但烈士母亲的激烈反应，还是超出大家的想象，那时我们太年轻，一个个手足无措，也不知如何安慰。

我和唐远方算不上太熟，认识他是在1978年12月，我们这批兵在湘潭饭店集合，登上闷罐火车的时候。

之前说是要去海南岛，没想到火车在中途忽然改道，开向南宁，大家才知道越南侵犯我国边疆，我们要上战场了。

当时没人害怕，大家在闷罐车里闲聊天，提到各自的家庭，唐远方说他的父亲当过兵，转业后在工厂做干部。

他的家庭条件比我们都好，不仅见过世面，而且年纪轻轻就会开摩托车，到部队之后还想学汽车。对那时候的我们而言，摩托车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虽然也是城市子弟，但父亲做点副食品小生意，家里7兄妹，生活十分困难。

我高中毕业就到马鞍村插队落户，当地农村人非常淳朴，大家待我亲如家人，房东大娘更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好吃的都留给我。

老乡的勤奋和善良影响了我，别人一年出300个工，我一年可以出400个。

我不但被选为大队团支部委员，还被评上了全市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先进代表。因为表现优秀，知青恢复高考后，我虽没考上大学，但顺利参军入伍了。

大队村委会为我摆了送行宴席，还宴请我的父母和兄弟。村领导说：“小罗是好样的，我们舍不得他离开。但为了保卫祖国，我们没有理由留住他。”

我参军后，队上还根据我出工的天数，给我留了500多斤稻谷，折算成300多斤大米，派两位农民兄弟送给我父母。

两位农民兄弟推着独轮车，赶了十几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才坐上来城里的公交车，每人扛了100多斤米，亲自送到父母手上。

大多新兵和我一样，家里都比较困难，当兵是最好的出路，每个人都珍惜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毫无疑问，大家心里也很羡慕唐远方。像他这样的人才，正常下新兵连训练三个月，以他的技能和见识，肯定不会是个普通兵。

可战争一触即发，我们直接被拉到中越边境下连队，三个月的新兵集训被取消了。

新兵在一个大操场上集合，各个团都来挑新兵。那时分配兵种，都是按身高直接分配，唐远方个子稍微矮了一点，被分到步兵连。

有领导来挑个子大、体力好的新兵，我身高178厘米，在南方人里算是高的，很快被选走了。

我和四五十名大个子新兵列队站好，大家心里激动得很，都在想，这是选特种兵，还是侦察兵？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

没想到，是让我们去做担架兵。

那时候都以冲锋在前为荣，听到担架兵，大家觉得就是跟在后面给人打下手的，心里都失望得很。

卫生队长看出我们情绪不高，告诉大家不要小瞧担架兵。担架兵神圣又伟大，不仅要保护伤员不受第二次伤害，还必须要尽全力保护军医。

军医们是国家多年培养出的技术骨干，对一场战争来说，军医的作用至关重要。军医身上只有手枪，担架兵要用步枪和冲锋枪掩护军医前进。

如果是阻击战，伤员不多的情况下，担架兵也要参与作战，一样有机会立功入党。

听队长讲了话，大家纷纷表示要好好训练，争取在战场上立功。

担架兵除了学习步兵的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如何抢救伤员。

在把伤员交给军医之前，要简单地处理伤口，进行包扎。最难的还是运送伤员。

有些陡峭的山地没法用担架，担架兵就要背着伤员跑下去。

伤员倒在地上不能动，担架兵要快速侧身躺下，把伤员的手拉到自己肩膀上，上半身相互贴紧，担架兵再两手撑地把伤员背起来。

救护班战前合影

就在紧张的训练中，我迎来入伍第一个春节，部队放一天假，我们几个湘潭城市兵聚在一起，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野餐。

组织者正是唐远方，邀请我们到他的驻地去聚餐。那时候一个月津贴只有6元，我们舍不得花，都很期待春节改善伙食。

我们席地而坐，在草地上摊开绿色的雨布，撬开战前配备的罐头和饼干筒，就着几盘热菜，再加上祖国慰问团捎来的好烟好酒，就算是庆祝春节了。

大家纷纷举杯，发誓一定要给毛主席的家乡争光，绝对不当孬种。兴奋之余，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我们不怕死，但万一牺牲了，家里的父母怎么办？”

说到父母，大家都沉默了，有的人眼眶红了起来。

我们家虽然兄弟姐妹很多，但对父母来说，无论失去哪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都是一种痛苦。

这时，一个战友“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激动地说道：“就算是牺牲，那也是为国捐躯，父母也会为我们自豪的！”

又有战友说，如果有人牺牲，活着的战友要给他扫墓，回到家乡之后，也要去替牺牲的战友看望父母，好好地关爱、孝敬老人。

战友的约定还历历在目，可此时看着唐远方母亲哭得那么伤心，我心里很矛盾，不知道探望烈士父母的行动到底对不对？

我们好好的回来了，她的儿子却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南疆，她看到我们，已经愈合的伤疤又要被撕开一次，实在是太残酷了。

唐远方母亲一直在哭，我们提前准备的话也说不出口，只能帮她擦眼泪。

等烈士母亲稍微平静，我握着她的手，安慰道：“妈妈，您是唐远方战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放心吧，我们永远孝敬您！”

我当时还不知道，将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兑现这个承诺。

那时我刚退役不久，住着厂里分的福利房，总是会梦见战场，被梦中的枪弹和炮火声惊醒。

醒来了才发现，哪有什么枪弹炮火，我躺在故乡的床上，屋子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是老鼠在活动。

我还会梦见战友牺牲，他们在我怀里慢慢变冷，咽下最后一口气，有的时候，他们眼睛闭上了，心脏还在跳动。

都说战场回来的人，灵魂也是受伤的。

我想起1979年的2月16日深夜，一阵哨音响起，我们从睡眠中惊醒。

那几天我们睡觉都穿着全套衣服，精神极度紧张，平时起床都是吹冲锋号，这个夜晚的哨声，让我们预感战争即将开始。

伴随着紧急的呐喊声，我们全副武装，仅3分钟列队完毕。首长命令：“检查战斗装备！”

我的装备是一支冲锋枪，4个压满子弹的弹夹外加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干粮、防毒面具、急救包等。

一声令下，我们头戴自织的柳叶帽，悄悄行进在边境崎岖山路，到最前沿的指定位置。没有时间歇息，拿起工兵铲，就着山坡挖起了猫耳洞。

两个小时后，猫耳洞挖好了，我一身透汗，窝了进去。

我们隐蔽在半山坡，有的战友开始昏昏欲睡，而我分外清醒。

看着天上的星星，我就忍不住在想，这个时候亲人们在做什么？他们是睡着了，还是担心着战场上的我？

清晨6点20分，一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天空一片通红。我方万炮齐发，火箭炮呜呜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去，落在敌人的阵地上。

五分钟后，炮弹轰炸得地动山摇，猫耳洞顶上、壁上纷纷掉下土块和石块，将我的头和身体砸得生痛。

我索性从洞中爬出来，和战友们一道站在空旷的山坡上，看着炮火向敌方阵地飞去。

开战初期十分顺利，部队的大炮把越南人打得丢盔卸甲，但我们经验不足，很快就中了圈套。

我跟着部队攻上山头时，才发现山头有越南人布下的竹签阵，高约一米四、五左右，需要清理干净。

有的人用枪托去砸，有的人用防刺的钢板鞋踢竹签，没想到竹签下面埋着地雷，一动就爆了，周围几个人都会同时受伤。

来不及多想，我们本能地冲到伤员身边，很多伤员都昏迷了，得用最快速度判断他哪里受了伤，按操作规程包扎，抬下火线。

没时间区分轻伤重伤，要做的就是抢救离自己最近的伤员，争分夺秒，不放弃每一个战友。

我背起战友，飞速从前线跑到半山腰，把伤员交给民兵，再由民兵转移到公路上，拉到医院救治。

配合我们转运伤员的民兵

战争的残酷程度，超出了我们的心理准备。

我们上战场前看了不少电影，电影里的正义战争总是非常顺利，解放军能单枪匹马炸敌人一个班、一个排，最初我们也期待着这样做英雄。

但打起仗来才知道，每一步都是靠无数战友的鲜血推进的。

开战没几天，我就听说，唐远方牺牲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死亡随时可能降临，有时在路上遇到熟悉的同乡，互相打招呼，都会惊喜地说“哟，你还活着呀。”

那天我们在路上停了一下，正巧遇到唐远方所在的三连，他们在修筑防御工事，我就和其中一个老乡搭上了话。

我和他打听几个认识的战友，他告诉我，唐远方在两天前牺牲了。

我吃了一惊，唐远方生在军人家庭，又是那么聪明机灵的一个人，怎么会牺牲得这么快呢？

我有些不敢相信，心里还抱着一点点希望，也许是他记错了人名，也许唐远方还活着呢。毕竟，当时在战争中误传死讯也是很频繁的现象。

当时我们团已推进到国境线外十多公里，到一个叫班庄的地方。清晨7点多，云山雾罩，能见度十分差，几米开外看不清人。

一营沿盘山公路小心翼翼向前推进穿插，途经一隧道口时，突然隧道顶上“突、突、突”窜出一道火舌。公路上的战士被撂倒了好几个。

我本能对身边的军医大喊一声：“危险！”一个侧扑，将他推倒在地。并就势抢占有利地形，和战友们迅速操起冲锋枪对准敌人的火光狂扫，把隧道顶上敌方的重机枪手歼灭了。

军医表扬我勇敢，打仗不怕死，还当了我的火线入党介绍人。

后来见到别的老乡战友，我又向他们确认唐远方的情况，他们说唐远方真的牺牲了。

战斗打响的第三天，唐远方的部队发起攻占阵地冲锋，但是道路崎岖，部队行进遇到阻力。

唐远方和几个战友完成任务心切，希望保持体力，率先冲锋，于是坐在坦克上面，用背包带把自己身体固定在凸出的坦克部件上。

那时候没有运送步兵的装甲车，首长也缺乏经验，没有阻止他们搭载坦克。

突然，一颗炮弹袭击坦克，坦克没有被炸坏，但绑着这几个战友的背包带都被炸断了，他们纷纷从坦克上摔下来，死的死伤的伤。

一颗弹片击中了唐远方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抢救，他就当场牺牲了。

确认唐方远的死讯，我心里除了难过，更多是愤怒，春节还在一起聚餐说笑的战友，十多天之后就牺牲在了战场上。

这种感觉很不好，我拳头握得咔咔响，暗下决心一定多杀几个敌人，替他报仇。

但没过几天，我差点也英勇“牺牲”。

那是2月23日，我们进攻谅山前一个叫伯良的山头。

白天，我方一营反复进攻一个无名高地，敌人火力太猛，未果。天色已晚，我军暂时休整，准备第二天再进攻，。

牺牲和受伤的战友大概有七八个，还留在敌军的阵地上，我们必须把人抢救回来。

我军与敌军之间隔着一个村寨，有敌军在村寨里驻扎。要去抢救伤员，就得穿过这个寨子。

那天晚上两三点钟，没有月亮，敌人的村子里只有微弱的灯光，四处黑漆漆的一片。

敌人在寨子边缘围了竹篱笆，设置了瞭哨。我们要悄悄穿过去，不能惊动敌人，心里感到万分紧张。

突然，瞭哨里有人用越语喊“谁？”

排长看到一个黑影，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哨兵撂倒，我急忙掏出毛巾，捂住哨兵的嘴，缴了对方的枪，用背包带把人绑住。

这时才发现哨兵是个越南女兵。

敌人已经有所察觉，村子里原来的一点点灯光熄灭了，全村漆黑一片。排长命令我盯住这个村口，有敌人冲出来，就打过去。

我一个匍匐爬到村口，道路上没有掩体，只要发现村子里有人影出现，我就一梭子子弹射过去。

黑灯瞎火，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害怕，他们也害怕，就一直龟缩在屋里，过了大约七八分钟，我估摸着他们不敢出来了，就提起冲锋枪，跑步去追战友。

这时候排长已经带领我一个班冲了下去，跑到稻田里。漆黑的夜，班长发现后面有人影晃动，不知道这是我，以为是敌人出来，要包我们的饺子，本能地大喊：“谁？”

我往地上一扑，在倒下的同时，三十发一梭子的子弹“嘟、嘟、嘟”像雨点一般射出，从我头顶上飞过来。

看见班长胸前一团火光，我吓了一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班长牺牲了！

我听到排长大喊：“不能开枪！后面是小罗！”又赶紧朝我喊：“快！往回跑！”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班长把我当成了敌人开了枪，他胸前的火光是弹壳退膛时映照的。为这件事，班长还吃了个处分。

喊声和火光让我们完全暴露了，敌人以为我们是晚上突袭进攻，也不敢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在高处扫射，机枪乱发。

我拼命往回跑，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可是行动暴露，已经无法前进，只能撤回去。

第二天，虽然我们把敌人的阵地拔了下来，但之前伤员和牺牲战友的遗体都没了，他们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土地。

部队不断推进，终于抵达谅山脚下，这里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咽喉，我们要拿下谅山。

从正面进攻只有一条公路，已经被越军封锁，只能控制外围高地，逐步扫清外围越军，再沿公路发起总攻击。

第二日，部队进攻谅山外围的559高地，我军组织十多次冲锋，都未能攻下高地，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

当时一位指导员头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满脸血肉模糊，一身泥土，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惨不忍睹。

我含着眼泪，小心翼翼地为他清理包扎，本已寂静的山道，忽然又响起尖锐的呼啸声。我大叫“卧倒”，本能地扑向身旁的担架。

无论战友是生还是死，我们都不能让他们第二次受伤，这是担架兵的责任。

掀起的泥石砸在我和战友身上，幸好我们活着。炮声停息，我赶紧查看担架上的指导员，见他没再次受到伤害，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继续抬起担架迅速奔跑。

遗憾的是指导员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他后来被中央军委追授一等功和“战斗英雄”称号。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我军再次发动总攻，终于全歼守敌300多名，完全占领了559高地。

占领高地难，要守住更难，敌军继续反扑想要夺回，阵地早被掀了个底朝天，热浪滚滚，每个人都口干舌燥。

战斗持续了三四天，补给跟不上了，也常常断水。步兵负责下山去打水，寻找水源的过程中，又牺牲了许多士兵。

一次，步兵看到山下有片甘蔗林，他们就想去摘甘蔗，给大家嚼着解渴，没想到刚走进甘蔗林，里面埋的地雷爆炸了。

三个战友，一个死了，一个重伤，只剩一个跑上了山来，说大事不好，让我们赶紧去救人。

我跑到甘蔗林时，只见牺牲的战友手和腿都断了，重伤的战友在痛哭嚎叫。甘蔗也不敢弄了，赶紧把伤员和遗体抬了回去。

没有水，压缩饼干实在难以下咽，到后来干粮也啃完了，有战士饿到虚脱甚至昏厥。

就在这最痛苦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欢乐的喧哗声，原来几个战友抓住了一只肥肥的野山猪，整个阵地为之振奋。

我们赶紧杀猪剥皮，支上锅，倒进浑浊有虫子的水，把白花花的肉扔进去，水很快就开了，肉香四处弥漫。

开战后我们没开过火，都是啃饼干，现在终于有了一顿肉汤，战友纷纷拿着碗上来抢，你一碗我一碗，不一会儿就舀光了。

猪肉吃到嘴里，才发现没太煮熟，还带着血。尽管如此，饿了几天的战友都吃得满嘴流油，直呼痛快。

这顿没熟的野猪肉，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佳肴。然而，吃完了之后，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捂着肚子喊疼。饿了好几天，忽然吃了顿半生不熟、油腻腻的肉，谁受得了。

但多亏了这顿野猪肉，靠着顽强的意志，我们又坚守了几天，彻底击退了敌人的援军，保障了我军在谅山的最后胜利。

这次激战之后，158人的连队只剩下27人，没有一个人退缩。

部队胜利回国，不再需要担架兵了，我被分配到炮兵连，成了一位侦察兵。

我在战场时，亲人都很担心我们的安危，但是前线作战紧张，开战后我们也不允许写家书，亲人们听见的消息经常有差错。

当时传言说湘潭兵死了很多，还有人说我也死了，亲朋好友纷纷跑到我家打听、慰问。

我父亲一听就急了，又得不到什么确切消息，焦虑得很，大半夜下着大雨，走路去找我哥哥，问有没有收到前线的来信。

这又气又急，大雨一淋，病倒了。等到战争结束，我才能给家里写信，父亲接到我的信，才知道儿子并没有死。

焦虑、悲伤变成大喜，他本来身体就不好，经受不住反复的情绪刺激，几个月后去世了。

我收到电报后请假赶回家，先是坐火车，再转客车，折腾到家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由于天气太热，父亲的棺材已经钉上了，我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跪在父亲的棺材前，我心如刀割。自己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本想好好孝顺父母，没想到命运和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处理完父亲后事，回到部队后，我又想起抢救战友时，从他手里发现的那张照片。他的父母应该得知他牺牲的消息了，不知道该是多伤心。

照片背面写着地址，是在河北沧州，我按地址把那张被血浸透的照片寄了回去，还写了信，说了发现照片时的经过，希望能对烈士父母有个慰藉。

当时电话不普及，通信也不便，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烈士父母收到信没有。

作为战斗骨干，我又入了党，原计划到军区去培训重用，但很快部队改制，提干必须有军校文凭，我超出了考军校的年龄，没希望提干。

两年后我复员回家，成了一名工人。没有了紧张的训练和集体生活，反而无法平静下来，脑海中不是战争，就是牺牲战友的遗容。

那些烈士和我是一样的年龄，他们为我们挡子弹牺牲了，我们好好回到故乡，当然应该替他们照顾父母。

坚定了这个想法，我和战友又第二次去探望唐远方的父母。这次和上次一样，两位老人见到我们还是哭。

我们能做的其实很有限，老人哭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旁安抚、劝慰。

后来我的母亲意外去世，我又经历下岗。当时社区要给我申请低保，但我觉得自己是老兵，又是党员，不应该依靠别人救济，于是跑到广东去打工。

但每到逢年过节回乡，我也都会和战友一起，去唐远方家看看。直到我返回家乡和老战友一起卖酒，有了稳定收入，才能更频繁去陪伴两位老人。

就这样，唐远方的父母慢慢走出悲伤，也接纳了我们。母亲把他的遗物拿给我看，我对唐远方才有了更多了解。

唐远方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兵，参与过中印战争、新疆平叛。唐远方就是父亲在西藏当兵时出生的，所以名字叫“远方”。

由于唐远方身体不好，受不了高原反应，很小父亲就把他送回老家，由奶奶抚养长大。直到唐远方父亲转业回湘潭，全家才团聚。

虽然从小不和父母一起长大，但唐远方十分听话孝顺，在家都是抢着帮父母做家务。在学校里，也十分积极活跃，当时学校组建摩托车队，只选五六个人，他一报名就入选了。

当兵的决定，父亲是支持的，但母亲不太同意，她知道当兵有多苦。过了很多年还和我们说，如果当时拦住儿子，他就不会死在战场上了。

唐远方牺牲的消息传来，整个家感觉都要塌下来了。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瞒住从小抚养唐远方长大的奶奶。为了避免老人伤心过度，大家一直想方设法瞒着奶奶。

家里甚至都不敢多提到唐远方。如果奶奶问起来，就说孙子在很远的地方当兵，不方便回家。

在对唐远方的逐渐了解中，我和他的父母也建立起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他们亲切地喊我“崽”，我也叫他们“娘老子，老爷子”。

老爷子去世后，娘老子身体不好，每次去医院，我都要去帮忙。最危急的一次，心脏病发作，我接到电话，赶紧开车过去接老人去医院。

到医院门前路比较窄，车辆堵了起来，再拖下去，老母亲恐怕有生命危险，烈士的弟弟急坏了，我下车找到保安说明情况，让对方立刻指挥车辆让出救援通道。

此后老母亲更加觉得，我就像她的大儿子唐远方一样，在关键时刻聪明、有主意，是她可以依靠的人。

我和老母亲（中）在湘潭九华湖游玩

她也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关心我，老人睡不着，有时早晨六七点钟就打来电话，问我起床、吃饭没有。我明明还在床上，总是撒谎说已经吃过了。

2019年，老母亲过八十大寿，希望请街坊四邻吃个饭，我得知后马上出钱办了酒席，把熟悉的邻居都请来。

那天，她拉着我的手，对众人说，那场战争带走了自己的大儿子，却又送给她送来一个好儿子。

“他就是我大崽，这是我大崽和战友们热热闹闹地给我过生日！”老母亲高兴说。

陪伴烈士父母这么多年，唯一让我遗憾的，就是没能带他们去唐远方的墓地。

当年牺牲的战士，就地埋葬在边境的一处山坡，烈士遗体清洗过之后，装在袋子里，墓前插的是老乡为我们准备的松木牌。

这个松木牌是我们看着老乡做的。

上战场前，我们临时住在边境的老百姓家里，有一天训练回来，看到房东在削松木。

他把松木劈成两米长的木牌，这个长度和宽度不像做柴火，我们感到好奇，就过去询问。

房东支支吾吾地说，这东西是上面指示，给你们准备的。

我们感到更奇怪了，说我们上战场打仗，用不着木头，这东西你们留着自己用吧。

这个时候房东才说，首长让他削这些木头，是准备给牺牲官兵做墓牌用的。

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这种松树做成的墓牌，大家相互对视，谁都不说话，不知道几天之后这些战友、同乡谁会牺牲，谁又能活着回来。

一时间气氛十分沉重，有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但是我们毕竟没经历过真的战争，没目睹过战友的死亡，想到马革裹尸也是一种光荣，谈不上多害怕。

从离开部队我就一直想去祭拜战友，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到广西。后来生活稳定，总想带老人去看看，可惜老人身体不好，无法出远门。

直到2015年7月31日，在我57岁生日那天，我终于到了烈士陵园。老母亲特意交待我带一些梨，她说唐远方生前喜欢吃水果，尤其是梨子。

水泥墓碑早已取代了木牌墓碑，那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战友，如今都化作忠魂，守卫这这片土地。

我和战友祭拜唐远方的墓地

我找到唐远方的墓碑，把买来的水果摆在墓前，告诉战友这是老母亲让我带来的，也告诉他，这些年父母一直牵挂着他，这次就是替他们来祭拜。

回家之后，我把照片洗出来，送给娘老子和老爷子。以后，家里只要有外人来，二老都会拿出照片，说我们又有了一个儿子，替我们去了大崽的墓地，给大崽烧纸、送水果。

这些年，有人说我照顾烈士父母是想出名，也有记者要来报道我的事迹。但无论别人怎么讲，我都觉得，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唐远方战友没能回到故乡，给他的父母带来无尽的悲痛；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可我的父亲却为我早早去世，让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我不求名不求利，如果问我求什么，那就是烈士父母也把我当成亲儿子，我又有了父母，有了互相挂念、关怀的亲人。

我们都是被战争伤害的人，能够互相搀扶走出战争的阴影，是一种缘分。

罗艾群一再强调，他谈不上照顾烈士父母，对方有儿女，也有退休金，衣食无忧。

他和烈士父母的关系，是相互陪伴。

都说战场回来的人，灵魂也是受伤的。长期陷入噩梦的老兵，如果没有外界积极干预，很可能患上抑郁，甚至自杀。

罗艾群在陪伴烈士父母中，不仅弥补了他对父母未能尽孝的遗憾，也治愈了战后心理创伤综合症。他不再做噩梦，还成了处处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老兵的经历就是整个社会的经历，也是国家的经历。

不遗忘烈士父母，也请给替烈士活下来的老兵们，足够的尊重。

编辑：魏丹木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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