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风 终于吹到了蔡先生

蔡元培题字 1920年3月14日，胡适与蔡元培、蒋梦麟（左一）、李大钊（右一）合影于北京西山 蔡元培题诗

日前，一名考生因与北京大学老校长、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先生同名同姓，又以考研第一的成绩被该校录取引发网友关注与热议。“嫡校长”“重生之我在北大当校长”，类似这样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这一机缘巧合的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位治校期间大力倡举“兼容并包”精神，全力支持“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北大老校长的缅怀与追念。

众口齐赞蔡先生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朝野，可谓“后生先觉”，曾被前清翰林、两朝帝师翁同龢赞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一代狂士辜鸿铭也曾这样评价：“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

辛亥革命后，中国结束帝制时代，迎来民主革命时代。此时，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倾力实现教育救国、振兴中华的宏愿。他曾任教育部长并执掌北大，文教界内外对其教育理念及为人均极表钦佩。著名学者、执教清华的冯友兰曾赞曰：“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他为之解释说：“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在其逝世之后，1943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明确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蔡元培究竟何德何能，能当得起这么多古今中外名流的一致赞佩，乃至社会各界的由衷赞誉呢？或者说，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与能量，始终能够在一拨又一拨的革命者与执政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各类社会群体之中获得一致认同和肯定？答案当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总而言之，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及其践行原则的核心，乃是“国家主义”。

什么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Statism/Nationalism)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政治哲学学说，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

纵观蔡元培的一生，他的政治理念及其践行，并非从一开始就完全符合这样的纯学术定义——在救国与革命，在爱国与教育之间，他为民族利益与国家命运来回奔走，以实际行动体证着国家主义的精神。在此，不妨以“三段论”的方式，截取其生涯片断，窥探其理念变迁。

初举教育为救国

首先，蔡元培最初投身教育是为了革命。作为前清翰林，他曾亲历戊戌变法的兴起与失败。对康有为、梁启超被清廷通缉，蔡元培“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他“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对于变法维新之所以失败，他颇有感悟，曾有感而发称：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这一思想立场，与当时的严复、张元济、张伯苓等人比较接近。这些忆述，均出自其1936年写成的《自写年谱》中，虽是晚年忆述，仍可感受其当年的激进诉求与迫切心情。

在蔡元培看来，救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搞政治，而是办教育。而这一观念的形成，正起始于戊戌变法时期。他原本支持康有为的变革理念，但不参加其组织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不相信这样完全没有根基、单靠皇帝发诏书、自上而下推行的变革，能获得成功。中国这么大，积弊这么深，要想发展，必须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

与此同时，清廷的腐败与帝制的腐朽，也让蔡元培将投身教育的目标，直接指向培养革命人才。他在上海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等，这些教育机构实际上都成为革命据点。革命人士到上海，借学校为招待与接洽机关；高级课程里阐示革命意义；理化实验里专攻炸弹制造；高级生里更有秘密加入同盟会者等等，这些教育手段与诉求，最终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应当说，此时的蔡元培并没有什么为大清帝国苟延残喘去愚忠苦撑的“国家主义”，这一切所体现的，乃是为革命理想中的推翻帝制、实现民主的共和国而艰苦奋斗的“国家主义”。

再举教育为强国

待到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腐朽无能的清王朝虽然被彻底推翻，可外有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侵略，内有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在这种情势之下，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强国强种”主张以及“三民主义”思想，被蔡元培纳入其教育理念之中；他强调“抱定宗旨”与“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基本原则，正基于此。所谓“抱定宗旨”，即以“强国强种”为根本目的，最终要通过教育实现民族自强、国家振兴之目的；所谓“兼容并包”，即古今中外、东洋西洋，但凡能够对所抱定之宗旨有所助益的优秀思想、文化、学术等等，都应以包容吸纳之心待之。

毋庸置疑，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大学教育体制的创立与培育之上。说到“大学观”，不能不提到他的名言：

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这里的“读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书籍之义，而是指学习知识与钻研学问。这句话，可以说是道出了蔡氏心目中，中国教育的根本诉求与集体愿景所在。那么，如何较为充分地理解这句话？这是既反对学生迂腐守旧、闭门读书，完全不关心政治时事；同时，也反对学生头脑发热、盲目干政，频繁参与政治活动。

当年以北大爱国学生群体为中心，所爆发的“五四”运动，其核心诉求乃是反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本质上讲的确是“爱国运动”。当时，执掌北大的蔡元培心中也非常理解学生的爱国热忱，曾一度表示同情与支持，但终究不得不为之引咎辞职，一方面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当局镇压爱国运动的不满，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示出了对学生运动扩大化与极端化的不支持。

这一时期，蔡元培曾多次提及以“国家主义”为前提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又称“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的人生轨迹，正在从最初的激进革命、缔造共和的政治理想中，走向育才强国、为国施教的“国家主义”上来了。

晚年学术为报国

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已然辞职而去的蔡元培，仍为北大师生热烈拥戴，始终难以割舍其“北大情结”。据考，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为1916年12月至1927年7月，任期近11年之久；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长，则为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任期则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蔡两次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曾有七次请辞之举，由于深受广大学生教员的爱戴，屡辞屡挽，曾发生过多次北大师生的公开请愿之“挽蔡”活动。

其中，1927年7月，张作霖进驻北京之后，曾取消北大称号，改称为“京师大学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随之也被取消。这是蔡氏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历程的正式终结。“皇姑屯事件”之后，张作霖被日军炸死，蔡氏又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长。不过，这一次蔡氏只是在“恢复北大”之际，应北大师生之力请，实在是盛情难却，方才同意出任并不在校履职的“遥领”校长，实际参与校务管理的乃是代理校长陈大齐等。

所谓“遥领”，即不参与北大具体管理工作，只是做“恢复北大”时期广大师生的“精神领袖”而已。及至“东北易帜”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东北地区，北平的教育界也正在逐渐恢复重组，“恢复北大”工作也已渐入正轨。在这种情势下，蔡氏遂于1930年9月13日正式向教育部当局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

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开始专注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为此又相继辞去了其他一系列职务。从最初抱定“教育救国”宗旨，投身教育事业以来，蔡元培的“国家主义”逐渐清晰确切起来，不再将教育视作纯粹的救国之道，也不再将教育视作纯粹的革命工具，而更看重在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框架内，实现以“教育强国”为核心诉求的，良性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传导机制。同时，也因年岁渐长、精力有限，遂将“教育报国”的理念缩小范域、精简目标，后又再次转变为“学术报国”的基本诉求。

救国·强国·报国

应当说，在近现代中国大学教育领域中，蔡元培既是开创型的先锋与先驱，也是继之而起的领袖人物。在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内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创建与组织上，他也当之无愧的同时身兼先锋与领袖角色。

然而，“学术报国”理想蓝图刚才铺就，“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却再次打乱了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国内知识精英群体的梦想与计划。危急时刻，仍然是在“国家主义”的理想与情怀驱使之下，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蔡元培，在手中各项教育事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之下，身先士卒，拍案而起，积极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致电营救杨开慧烈士，大力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设法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蔡元培的这些晚年言论与行动，看似与教育事业已无太大关涉，但实际上却仍是在“国家主义”理念前提之下的，与其教育宗旨相通的，从救国到强国，再从报国到救国的再一次循环往复之实践。所有这些看似纷繁复杂，随时势时局不断变迁着的个人言论及行动，支撑这一切的个人思想与理念，唯一不变的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周恩来曾写挽联云：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样的评价，可以视作无论党派、无论立场的中国社会各界，对蔡氏一生品格与功绩的“公论”。80余年之后，回望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的一生轨迹，始于晚清变法维新时代的“教育救国”宏愿，发展为追寻民主共和时期的“教育强国”理念，再嬗变为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学术报国”计划；虽人生有涯、世事多变，但其诸般事功皆堪垂范的传奇生涯，注定将成为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篇章。

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