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为什么行（3）：沙俄军事专家加入红军

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的新主人立即意识到，如果不吸引合格的军官加入自己的阵营，就无法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政权不受众多敌人的侵害。与此同时，吸引军官加入红军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因为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是在旧军队腐朽、士兵放任自流、军官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屠*杀的浪潮中夺取政权的。上台后，他们继续推行以前的路线，这势必会疏远军官。肩章被取消，军衔被废除。“军官 "（офицер）一词成了阶级敌人的象征，总能引起对反革命活动的怀疑，于是红军中出现了 "军事专家"（военный специалист）这一委婉的称呼。

许多军官都对布尔什维克持否定态度。在爱国旧军官中，普遍认为该*党/的代表是俄国的敌人、叛徒、德国的直接雇佣者，他们企图在世界大战中打败自己的国家，并在 1918 年与敌人达成了可耻的单独媾和，背叛了俄国的协约国盟友。这种观点与现实相去不远，也是旧军官们转而支持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原因之一。但为什么尽管布尔什维克政权在许多方面都对旧军官们怀有敌意，许多人仍在1918年夏秋的动员过渡期前就自愿加入了红军？

积极表达自己的公民立场是任何社会中少数人的特点。俄国军官队伍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军官只是惰性十足的大众，他们在多年的服役生涯中养成了盲目服从上层命令的习惯，甚至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留任。由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国家的中心，而中央军事管理机构的所有机关都设在那里，同时还控制了几条战线的前线和红军，因此，相当一部分军官就像惯性一样，从旧军队的机构转到了新红军的机构，不过现在是经过改造的机构。例如，在政权更迭后，大部分 "俄军最高统帅部 "（ Ставка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工作人员仍留在原岗位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旧军队机构向红军过渡的时期可以称为惯性时期。许多以这种方式进入新军队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在为国效力，与谁在执政无关。

例如，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尔蒂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алтиискии）少将直接谈到了自己和他的战友为何走马灯式换阵营："我和许多走同样道路的军官都为沙皇服务，因为我们认为他是祖国的第一公仆，但他未能解决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并退位了。有一群人从国家杜马走出来，他们承担起了继续治理俄罗斯的任务。好吧！我们和他们一起，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不是为他们工作，而是为祖国的利益工作。但是，他们也没有完成任务，把俄国带入了一片废墟，并被赶了出去。布尔什维克取而代之。我们接受了他们作为祖国政府的地位，并尽力帮助他们开展工作。我们当时没有干涉政治，而是在权力继承的基础上行事"1。这很难称之为公民应有的立场，但却很常见。

只有一小部分军官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意识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确实有这样的人。例如，1917年七月事件之后，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Кедров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和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 Во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и ЦК РСДРП(б) 简称Военка）负责人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 Николаи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и）的牵线搭桥下，尼古拉·波塔波夫（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отапов）中将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圣彼得堡委员会军事部门合作2。根据克德罗夫的证词，波塔波夫将军 "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宝贵的服务"3，甚至在克伦斯基在台时期就是如此。

早在1920年，前沙俄上校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佩廷(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етин)就在给他的总参学院校友，在白军任职的彼得·谢苗诺维奇·马赫罗夫（Петр Семенович Махров）中将发了一封电报，通知对方自己已经转投苏维埃一方：

"我觉得你认为我能在红军中担任负责任的高级职务不是出于良心，而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请相信我，如果不是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顿悟，我现在不是站在你们一边，就是在监狱或集中营里。......我决定，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人民，于是我带着前线指挥部剩余的工作人员和资产加入苏维埃俄国。也许你们仍然认为，在红军，所有军事专家都是在被迫工作的，否则就会被枪*毙，但这种错觉只有普通军官才会有，据我所知，你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你们身居参谋长这样重要的职位，可以利用一切情报手段，包括通过特工和外国报刊，早早发现国家的真实情况，我只是奇怪，在第一次革命的日子里，你比其他人更加对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感到不满，可今天你仍然站在人民最大敌人的行列中？”4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军事专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在新政权下继续担任原职的高级军官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只要继续担任原职，就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对军队的控制，而不会把军队交给布尔什维克。

在这方面，前少将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卢基斯基（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Лукирский ）在 1931 年 1 月调查 "春天行动 "（Дело «Весна»）案件时所作的证词令人印象深刻： "十月革命的来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意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要投身于一场毫无基础的政治冒险，还是要使军队作为国家完整的工具不至于崩溃。我们决定暂时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危险；必须紧急做出决定，我们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军队......"5

据1918年在原北方方面军第 1 军司令部任职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Петров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上校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南方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或者视而不见，并认为为了俄国事业的利益，有必要将军事机器掌握在我们手中，即使是在受限制的条件下。内战的爆发与我们并无直接关系......"6

事实证明，这种动机只是一种幻想。在意识到不可能在苏维埃条件下实施自己的计划后，这种想法的支持者要么转而站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势力一边，要么参与了风险极大的地下工作。

支持布尔什维克只是为了推翻破坏性极大的临时政府，而在推翻临时政府之后，他们将被其他更能为军官们所接受的政权所取代，因此，旧军官对布尔什维克的脆弱性和不受欢迎抱有幻想，但事实证明这种幻想是没有根据的。骑兵上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在谈到他加入红军的动机时写道："我从小就是军人，在军队崩溃的这些年（1917-1920 年）里，我希望按照严格纪律的原则，利用红军编制，重新恢复军队。我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不会持续太久。在这一点上我错了，但难道只有我一个人错了吗？"7然而，布鲁西洛夫和那些抱有同样想法的人并没有完全搞错，因为布尔什维克确实很快就按照新的原则恢复了军队，并建立了严格的纪律。这些措施不禁给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看到新政权有能力应对该国的无政府状态。

我们还应该注意1918年军官自愿选择在红军中服役的其他一些原因。对许多军官（尤其是职业军官）来说，服兵役是唯一的职业；这些人无法想象自己会离开军队，离开自己喜爱的事业。在这些军官中，"佣兵"（ландскнехтов、Landsknecht）的心理很普遍8，他们随时准备为任何需要他们服务的势力服务。对他们来说，合适的选择是在红军中服役或者在内战中的其他军队中服役。尤其是在新的军队中，他们并不孤单--成千上万的前战友都在那里。

当然也不乏野心家、投机者积极参加红军。前沙俄少将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奇-布鲁耶维奇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奇-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曾担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职，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亲信9。但邦奇-布鲁耶维奇将军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值得怀疑的。1917 年之前 邦奇-布鲁耶维奇持有极端右翼的观点10。

此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邦奇-布鲁耶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与其说是出于理智，不如说是出于本能，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拯救俄国免于崩溃和彻底毁灭的唯一力量。直觉告诉我，我相信列宁......"11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认为他有这样的理想。关于邦奇-布鲁耶维奇观点的彻底转变，有人说，像他这样的人 "会背叛自己的兄弟......而且代价相当便宜”（这是前沙俄上校科瓦列夫斯基的观点，见军事学家、沙俄中将安德烈·叶夫根尼耶维奇·斯涅萨列夫（Снесарев Андр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的日记）12。

加入新军为那些因某些原因在旧军队中得不到晋升的人提供了机会。有许多证据表明，在旧政权下受到压制的人，想要发挥自己潜力的失败者，自愿加入了红军。例如，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尔德罗格（Ольдерогге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少将就是这样，他在日俄战争期间曾以中校军衔担任满洲军司令部军事通信部公路处处长，并收受贿赂（根据谢尔盖·阿雷菲耶维奇·谢皮欣（Щепихин Сергей Арефьевич）将军的证词，他供应腐朽的枕木13；根据调查文件，则与签发商业货运车厢订单有关14。），当骗局被揭露后，于 1916 年 1 月从总参谋部下调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15。1918 年，这名军官自愿加入红军，当然，他也重新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而且他的任职相当成功。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施廷（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Сытин）少将是邓尼金将军在容克学校和尼古拉耶夫总参谋学院的同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在同期生中的资历排在最后。直到 1917 年，他才获得少将军衔16。也许是职业生涯的失败促使他加入了新军，并在那里很好地证明了自己。

参加红军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可以领取军饷和口粮，这使军官及其家人能够在混乱和破坏的条件下生存下去。最后，加入新军队可以抵御当地的土匪暴行，1917 年至 1918 年间，数百名军官因此丧生。

1917年底和1918年初，一批军官作为专家参加了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列强代表的和平谈判。1918 年 2 月，在旧军队复员期间，德军在东线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出于爱国主义的原因，成千上万的军官自愿加入新军，以保卫国家，抵御变得肆无忌惮的无情敌人。例如，当时红军中就有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帕尔斯基（Пар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和叶夫根尼·安德烈耶维奇·伊斯克里茨基（Евген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Искрицкий）中将、著名军事学家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Свеч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少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上校等人。

老军官们在击退德军进攻和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中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在所有主要方向上，通往首都的防线完全由前总参谋部军官领导。他们还对来自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支队进行最高领导和协调。邦奇-布鲁耶维奇负责彼得格勒的防御工作，他最亲密的助手是曾任总参军需部监查员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苏莱曼（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лейман）少将.

总参谋部将军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卢基斯基（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Лукирский）、尼古拉·约西福维奇·拉特尔（РАТТЭЛЬ 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阿列克谢·萨莫伊洛维奇·赫里辛斯基（Алексей Самойлович Гришинский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扎古（Загю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也参加了工作（1918年2月，共有12名来自莫吉廖夫总参谋部的旧军官与邦奇-布鲁耶维奇一起来到彼得格勒17）.

在普斯科夫方向驻扎了前上校奥尔丹·格奥尔基耶维奇·佩赫里瓦诺夫（Иорд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ехливанов ）指挥的部队，在芬兰方向驻扎了前中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德日尼（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адёжный ）指挥的部队，在纳尔瓦和扬地区则由前中将帕尔斯基指挥作战，在德诺地区则有前中将费奥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波德古尔斯基（Фё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одгурский）。

著名军事工程师、前工兵上将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维利奇科（Конста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Величко）则领导了彼得格勒的工程防御工作。

斯维钦在 "春天行动 "案18的证词中说："德军对普斯科夫和纳尔瓦的进攻促使我向苏维埃当局提供服务。“截至 1918 年 3 月 1 日，彼得格勒有 28 名在旧军队中担任联队长及以上职务的前将军和上校表示愿意参加城市保卫战19。1918 年 3 月 21 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开始下令取消军官选拔的选举原则，这是加强红军并吸引旧军官加入红军的重要一步。在大规模登记和动员军官之前，决定 "把单个的专业人员找出来，留着以备军队组建参谋部之用"20。

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是大规模吸收旧军官参加红军政策的发起人之一，他必须付出很多努力才能确保他关于如何红军发展的观点在中*央得到广泛接受。

1918 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Центральны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会议上发表讲话，概述了他对军事专家在红军中作用的看法：

"在纯军事问题上，在作战问题上，尤其是纯战斗性质的问题上，所有机构中的军事专家都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当然，这种组织形式并不理想。它也是时代转折点特征的产物。

一个新的阶级已经崛起，这个新的阶级要与过去算一笔沉重的账。过去，即现在已经解散的军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物质资本：火炮、步枪、各种军用物资，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起来的知识、军事经验、管理技能等、 军事专家、前将军、旧军队的上校们所掌握的东西--这些是在新的革命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并在斗争途中遇到阻力的时候，新的革命阶级所不掌握的东西......工人阶级和农民劳动群众并没有从他们中间推举出新的指挥官、新的领袖，所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都预见到了这一切。它必须让那些曾经为其他阶级服务过的人为自己服务。这完全适用于军事专家"21。

苏维埃军政领导层中最有远见的代表意识到，不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临时组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此外，许多加入新军的军官根本不愿意参加正在俄国展开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有些人在报名参加红军时，直接提出了不参加内战，只准备与外敌作战的条件。例如，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Федор Леонидович）上尉在 1918 年 4 月 4 日写信给莫斯科，试图在军队中谋得一份工作："如果将来组建一支旨在对外部敌人作战的常备军22需要总参谋部的军官，我请求作为总参谋部任何职位的候选人应征入伍"23。对这种呼吁的答复是标准的："你被列入总参谋部未来组建常备军与德奥作战的备选名单"24。有趣的是，布尔什维克最初也认为只在对付外敌时使用旧军官才是可以接受的25。

在对旧军官的可靠性和知识进行甄选后，早期只有765人被红军接收26。根据 1918年5月7日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324号命令，各区军事委员会开始对旧军官进行登记。正是从登记开始，苏维埃开始了大规模招募军官的进程。起初，登记是自愿的，但逐渐收紧了规则，过渡到半自愿-半强制（例如，以不能继续从事该职业相威胁，如总参谋部学院军官的情况27）和直接强制的形式。1918年夏天，军官动员已经开始，这成为吸引大批旧军官加入内战的唯一途径，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至关重要。

1918年7月29日，人民委员会（СНК ）颁布了征召 1892 年至 1897 年出生的旧军官的法令。征兵只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七个省（莫斯科、彼得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下诺夫哥罗德、维亚特卡、彼尔姆）以及伏尔加、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军区的51个县（уе́зд）进行。

征召军官的工作困难重重，引发了不满情绪。1918 年 8 月在莫斯科发生的 60 岁以下军官登记事件臭名昭著：数千人被驱赶到阿列克谢军校（Алексеев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училище）的操场，在两个华人中队的看守下被关押在那里28。1918 年 8 月 6 日至 13 日，这些不幸的人在没有食物和不卫生的条件下度过了数天，导致肠胃疾病29。人们得不到最基本的必需品--热水和白开水、热食和睡觉的稻草。最高军事委员会（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作战部长邦奇-布鲁耶维奇于 1918年8月14日写信给全俄总参谋部长斯维钦： "在莫斯科进行的旧军官登记和大规模逮捕，给整个前指挥人员团体造成了压迫性的印象，进一步恶化了军事专家自愿加入部队的可能性问题"30。

具有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回忆录作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阿芬纳留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енариус，1897-1983）对八月的登记感到困惑："现在苏维埃当局召集所有住在莫斯科的军官前来登记，威胁（躲藏者）要进行报复，随后在莱弗托沃就来了大约三万军官。难道不服从命令就会遭到报复的威胁让他们如此害怕吗？去年十月份他们在哪里？当时红*色分子毕竟只有几个人"31。

1918年10月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新法令，征召在1918年1月1日之前未满 40岁的旧军官和文职军官。11 月 14 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РВСР）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32。

行动催生了反对。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合法性薄弱以及1918年春末全面内战发展导致内部对抗的情况下，红军中的前军官开始逃往反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叛逃者估计有数千人。甚至有整个空军中队飞往白军控制区，包括军长级别的高级军事专家也出现叛逃。

显然，在军官敌视或不忠诚的情况下，必须对军事专家进行控制，为此建立了政治军事委员制度。

旧军官在新军中的处境并不轻松。政委和红军广大士兵不信任他们，把他们视为众所周知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毕业于苏俄军校的新一代红色指挥官把旧军官视为争夺指挥职位的对手，对他们充满敌意，利用自己接近权力和党*的关系对旧军官进行暗算。当时甚至出现了专业主义（спецеедство）一词，反映了工农军队对旧军官的排斥。著名军事专家斯维钦在 "春天 "案的证词中写道："从我在红军中的一开始，我就感受到了对我这个沙俄将军的不信任气氛，从这种气氛中，我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产生了一种懈怠的情绪。"33。

根据托洛茨基批准的《军事委员和军事委员会成员条例》：

"一切工作都在委员面前进行，但特殊军事领域的领导权不专属于政委，而是由与他一起工作的军事专家负责。委员不对纯军事、作战和战斗命令的合理性负责。这方面的责任完全由军事领导人承担。委员在作战命令上签字，意味着委员保证该命令是出于作战需要，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反革命）考虑。如果委员不同意一项纯粹的军事命令，他不能扣留该命令，而只能向上级军事委员会报告他的不同意见。只有在委员得出合理结论认为命令是出于反革命动机的情况下，才能扣留这样的行动命令"34。然而，一些旧军官坚信，像政委这样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无法真正控制军官的命令，因为他们不懂军事。

尽管存在不信任，但政委必须保护军事专家不受士兵群众的影响，并向士兵解释招募旧军官加入新军队的意义和重要性35。政委的另一个职能是对军官进行政治控制和防止叛变。并非所有政委都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特别是因为要想成功地开展工作，不仅要具备军事知识，还要有机智的头脑。1918 年 12 月的一份文件指出："最近发生了一些情况，委员误解了必须加强对军事专家控制的命令，使指挥人员周围充满了猜疑和个人不信任的气氛，这一方面给诚实工作的军事专家造成了无法工作的环境，另一方面诱使犹豫不决的专家寻找出路，这就是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许多能为军队服务的人都叛逃了。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委员必须自信、冷静，从而影响军事专家......委员不能把控制变成琐碎的唠叨，同时要强调在履行所承担的职责时要严格、准确"36。

有趣的是，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向红军官兵解释从旧军队中招募军官的必要性的：

"目前，我们必须在红军军官旁边配备由旧军官组成的指挥人员。但从军队的结构来看，指挥人员并不像在旧军队中那样重要。他只有技术职能。现在还没有必要挑剔他。红军战士可以选择一个好同志，但他可能是一个坏指挥员。他是好同志又如何，因为他的无能会毁了许多红军战士。一个熟悉业务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忘记，指挥官是受政委监督的。

有时会出现叛变行为，但旧军官的好处要比政委控制下可能出现的叛变行为的危害多一千倍。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苏维埃政*权，并成为她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些旧军官，我们就不会有这么一支按科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强大军队，因为工人和农民没有他们这样的知识。

必须服从指挥官。有时在红军看来，指挥官是个叛徒，他们拒绝服从指挥官的指挥，结果被打败了，成百上千的同志白白牺牲。必须无条件服从指挥官。旧军官叛变机率可谓千分之一。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千艘轮船中可能会有一艘沉没，其中一艘轮船的船长可能同时又是一伙匪徒的头目，但没有人因此拒绝乘坐轮船"37。

叛变的人数其实相当多。他们既有在红军中活动的白军地下战士，也有逃离红军的逃兵。在 1918-1920 年期间，每三名总参谋部军官成员中就有一人从红军中逃跑，总数超过了500人38。集体叛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1918年夏的伏尔加军区司令部军事学院，1919年夏秋的第14军野战司令部和第8军司令部都发生了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叛逃的军事专家至少有数千人。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军官在苏维埃俄国处于无权地位，他们的生命和命运取决于政委和契卡分子的一念之差。

为提高专家的忠诚度和防止大量叛变行为，红军采取了严肃的措施。正如苏联历史学家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费秋金（Федюк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在 1962 年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党没有以军事委员机构的形式对军事专家的活动进行坚定和警惕的控制，叛国和背叛的事实会更多，后果会更严重"39。最初，军事专家叛变的所有责任都由政委承担，但 1918 年夏天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控制是不够的。政委们甚至无法阻止总参谋部军官的一小部分人叛变，更不用说其他军官了。指挥官和政委之间的关系带有个人色彩，既有冲突和对抗，也有同情。

恰好，1919年5月2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向他的副手斯克良斯基发送报告，随后转交列宁："这些前线的情感是我们共同的不幸"40。当然，指挥官和政委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了对军官的控制水平降低。由于政委的控制力不足以防止叛国，布尔什维克开始寻求其他打击叛变的方式。

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恐吓。特别是1918年11月30日，托洛茨基下令逮捕红军指挥人员中叛徒的家属。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措施并没有推广开来。

另一种让军官们提心吊胆的方式是任意和毫无道理的逮捕。许多逮捕在逻辑上根本无法解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梅霍诺申（Мехонош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对此做出了解释："我只能建议更加冷静地对待对军事专家的逮捕和搜查--这是对他们进行控制和影响的形式之一，这样背叛和叛国就不会那么容易，也会让许多意志薄弱的人不敢叛变"41。针对军官的猖獗恐怖活动导致 1918 年 8 月出现了一份全俄总参谋部给陆军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说明，其中明确指出："目前对军官采取的措施甚至不是阶级斗争的行为，而是对专业的斗争，而且是与这样一种专业的斗争，这种专业在国家生活的所有条件下都是必要的"42。

在1919年3月下半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红军中军事专家的使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反对大规模吸收军事专家政策的人是一个集团，其非正式领导人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不过，斯大林总是让自己留下活动余地）。随后，列宁支持缺席的托洛茨基，并强调了在不过度压迫专家的情况下利用文化资产阶级机器的重要性，但要控制他们的工作。

组建新军队的所有技术工作都落在了军事专家的肩上。根据卡夫塔拉泽的计算，在内战期间，军事专家占前线指挥官的 85%，占前线参谋长的 100%，占指挥官的 82%，占陆军参谋长的至少 91%，占师团长的高达 70%，占师团参谋长的 50%以上，占军事学校教员的 90%以上43，这表明他们为创建红军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20年春，列宁多次指出，没有军事专家，就不会有红军，也不会有红军的胜利.比如他在3月6日的演讲中说：“白卫军官、过去的沙皇军官站在我们敌人一边同我们作战，与此同时却有几十几百个这样的专家被我们争取过来并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了改造。他们同我们的政委在一起，帮助我们工作。他们自己向我们学习怎样工作，同时又把他们的技术知识传授给我们。红军只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取得目前这样的胜利。“44，

他又在3月15日另一次演讲中说：”前沙皇军队的几千个军官、将校背叛了我们，出卖了我们，因此成千上万优秀的红军战士牺牲了。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但是仍有几万个拥护资产阶级的军官在为我们服务，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红军。你们知道，当我们在两年以前想不用他们来建立红军时，其结果是游击习气盛行，队伍涣散，我们虽有1000—1200万步兵，但是没有一个师；没有一个能够作战的师，因而我们虽有千百万步兵，却不能同微不足道的白卫正规军作战。“45

绝非偶然。白军指挥官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俄国东部白军运动的著名人物、流亡将军维克多林·米哈伊洛维奇·莫尔查诺夫（Молча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指出："在红军中服役的专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伤害，因为他们在军事事务方面具有很高的资历和经验"46。

渐渐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主要军事专家开始在红军中形成山头。最高军事委员会军事事务主任、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参谋长邦奇-布鲁耶维奇、东方面军加米涅夫和高加索和西部方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都是列宁提拔的人。历任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Егоров，1883-1939）以及历任第14、第9和第13军司令的伊耶罗尼姆·乌博列维奇（Иерони́м Петро́вич Уборе́вич）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提携对象。第一位红军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季斯可以说是托洛茨基支持的。

同时，托洛茨基从事的是实际的军事行政工作，不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政治化和阴谋化，他更注重在前线取得胜利和加强红军，而不考虑这些或那些军事领导人是谁支持的。正因如此，他的门生在最高指挥官中的人数并不多。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冲突经常导致牵连受到某些派系庇护的军事专家的引人注目的案件。例如，1919年7月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大规模逮捕军事专家，导致苏维埃俄国最高军事领导层更迭，就是这种性质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列宁、斯大林或者托洛茨基是幕后黑手。

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这支军队中，尽管*党*处于优先地位，但政委和军事专家（尽管两者中都有极端分子）之间的利益仍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因为仅靠强制显然无法建立一支有效的军队。

许多旧军官在红军中服役并非出于被迫。正如托洛茨基在1918年12月30日指出的那样，"苏维埃当局非常清楚，成千上万从旧政权学校走出来的军官，他们接受过某种资产阶级君主制教育，无法立即适应新政权、理解新政权并学会尊重新政权。但是，在苏维埃执政的 13 个月里，许多人和许多旧军官都清楚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千百万劳动者意志基础上的自然发展起来的制度。很多很多前军官都清楚地认识到，现在没有任何其他政权能够确保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不受外国暴力的侵害。"47

军事专家的英雄事迹屡见不鲜。一些人因其功绩而被授予红旗勋章。例如，授予前沙俄参谋上尉、红军第51步兵师团打击火力旅团长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林克（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инк ，1886-1938）的褒扬令如下 "第51步兵师团打击火力旅团旅团长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 ·林克同志--因其在1920年8月15日卡霍夫桥头堡与莫罗佐夫将军骑兵部队的战斗中表现出的杰出勇气、勇敢和处置能力。在这场持久战中，指挥第 457联队的林克同志顶住了强敌数小时的猛烈进攻，尽管该联队在不对等的战斗中疲惫不堪，损失惨重。林克同志看到需要支援前线部队，在没有预备队的情况下，召集了一小队因干渴和长期战斗而精疲力竭的红军战士，自己手持步枪带领他们向进攻的敌骑兵发起了攻击。指挥官的冷静和沉着鼓舞了红军同志，他们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才被迫撤退。

林克同志在接受打击火力旅团长的任命后，以他的学识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为提高该旅团的战斗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出色地完成了分配给该旅团的战斗任务，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该旅团攻占了彼列科普壕沟，打破了敌人在彼列科普地峡湖间隘口的顽强抵抗，并以出色的机动切断了巴波维奇（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Барбо́вич）骑兵从湖间隘口向南的出口"48。

前沙俄少将亚历山大·潘福米罗维奇·尼古拉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фомир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 ）曾指挥红军第19步兵师团的一个旅团，1919年5月在扬堡附近被白军俘虏。他因拒绝为白军服务而被绞*死49。指挥红军第55步兵师团的前少将安东·弗拉基米罗维奇·斯坦科维奇（Анто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танкевич）也有类似的行为。1919 年 10 月，他在南线被白军俘虏，但他拒绝加入白军，因此遭到残酷折磨并被绞*死。斯坦科维奇后来被以军礼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附近。尼古拉耶夫和斯坦凯维奇被追授红旗勋章。

军事专家，特别是总参谋部专家的工作压力极大。由于人员短缺，许多人几乎不休息地工作，有时一天工作 17-19 个小时。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地工作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政治领导层对专家的态度往往完全是榨干式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而不考虑工作量。

为了解决人员短缺问题，有时会提出一些新的办法。例如，托洛茨基在1919年1月 1 日给梁赞第二步兵师团师部的电报中写道："总参谋部军官的短缺不允许将他们集中到单独的师团，在前线极端需要的情况下，我建议将总参谋部、原职业军官、原士官和新的红色军官按一定的比例结合起来，使指挥人员不至于陷入短缺僵局，并充满激进的革命精神"50。

在军事专家的协助下，布尔什维克恢复了革命前的军事学校和学院网络，并从零开始创建了一些军事教育机构，其中包括总参谋部学院。

有许多军事专家成功地适应了新军队的条件和要求，甚至在其中迅速发展了事业。由于红军中没有军衔，职业生涯是由所担任的职务决定的。

在 1917-1922 年期间，在红军中迅速晋升需要个人素质和专业技能，以及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忠诚。党*的领导人的支持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布尔什维克精英中，托洛茨基、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Семен Иванович Аралов）（他本人也曾是一名旧军官）和伏龙芝都以对军事专家的赞助和总体上的仁慈态度而闻名。在前军官中，瓦采季斯、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奥古斯特·伊万诺维奇·科克（Корк Август Иванович 1887-1937）、马特维·伊万诺维奇·瓦西连科（Василенко 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1918-1919 年，他甚至曾经在东线为白军服役）在内战期间的职业生涯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曾担任过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和军长--苏维埃军事等级制度中的最高职位。

一些前军官成为苏维埃军事管理的最高机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前上校瓦采季斯和加米涅夫、前海军少将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尔法特（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ьтфа́тер）、前少尉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安东诺夫-奥夫申科（Анто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 ）、前参谋上尉阿拉洛夫、前准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Кур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和前海军准尉费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因此，在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 23 名成员中，有 7 名军事专家（尽管 "军事专家 "一词只能有条件地用于在日俄战争中逃跑的安东诺夫-奥夫先科），占军事委员会所有成员的 30.4%，其中瓦采季斯、加米涅夫和阿尔法特是所有成员中有真正能力的军事专家，他们在当时仍是无党*派人士。

然而，具有领导才能和首领魅力的军事指挥官才华横溢，深受红军群众的欢迎，这让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害怕出现波拿巴主义的情况，即在革命浪潮的波峰上诞生军事独*裁政权。出于这些原因，布尔什维克力图消灭受欢迎的军事领导人。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对前哥萨克中校（Войсковой старшина）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Филипп Кузьмич Миронов）的清洗就很能说明问题，米罗诺夫曾领导第二骑兵军，1921 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并在狱中被枪*决51。

醉酒成了逃避现实压迫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暂时忘记政委和契卡，分散自己对失去的旧身份的回忆。高级军官长期酩酊大醉的情况并不少见。1920年，苏维埃第14军军长乌博列维奇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醉酒两周的事件广为人知，当时，不得不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亲自出面，将这些不务正业的军事工作者唤醒52。

关于总司令瓦采季斯的酗酒，旧军官阿纳托利·列昂尼多维奇·诺索维奇（Анатол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Носович ）少将对此有所记述，后者在 1918 年秋天逃离了红军： "第一天，瓦采季斯邀请我在他的司令部共进午餐。我必须说，他用 "您 "（Ты）的称呼向我问好，我们没有讨论工作，而是友好地交谈起来。在点心和午餐期间，我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好了，兄弟，现在我们来喝一杯......现在我们军人除了女*人，还剩下什么，喝酒、吃好、打仗......"53

毒*品也开始泛滥。因此，苏军第二军军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肖林（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Шо́рин 1871-1938）和一些军部成员在 1919 年拜访妓*女和可卡*因上*瘾者索洛维约娃和苏尔康特，其中有白军的特*工。军队领导层的这些嗜好对军部工作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肖林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索洛维耶夫（В.И. Соловьев）开始减少值班次数，行为放肆，损害苏维埃政权形象，在公共场所与同伴在一起，索洛维耶夫甚至因为一个女人而试图自*裁，并受了伤。

据调查，苏尔康特还用可卡因治疗了传奇的第28步兵师团长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Владимир Мартинович Азин），因为可卡因，"一个迄今为止身体健康的男人......完全病倒了"54。据称，苏尔康特早些时候曾与东线总司令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 ）同居。

为了事业的利益，布尔什维克甚至愿意容忍一些有能力的军事专家卷入腐*败案件。例如，前参谋上尉、红军中央军事运输部部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阿尔扎诺夫（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Аржанов 1873-1938）就是这样一位不可替代的人物，他在内战中成功地保障了军事运输的运行。与此同时，阿尔扎诺夫在工作中也允许滥用职权55。

从官方提供的 1918-1919 年红军空军飞行员减员分布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内战高峰期红军中的旧军官的服役性质。在此期间，共有 554 名飞行员退出红军航空队。其中 56 人坠机身亡，59人行方不明，92人受伤，18人伤重不治，15人因病退役，63人擅自离队，43人被俘，92人被捕，39 人叛逃并飞往敌方，9人被枪决，68人因各种原因退出56。总共有102人擅自离队、叛逃和飞向敌人。与被俘虏人数相加，有145人（占 26.2%）因某种原因落入敌营或从布尔什维克手中逃脱，13.4%的人被杀或因伤死亡，19.3% 的人因伤病退役，16.6%的人被捕，1.6%的人被枪决。到1920年初，只有378名飞行员仍在红军服役57。因此，高达44.4%的损失是由于被俘、逃跑和报复造成的。如前所述，飞行员擅自离队相对容易。

苏波战争再次激起了旧军官群体的爱国热情。1920 年 5 月，苏俄中央报刊发表了布鲁西洛夫联合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名宣言《致所有旧军官，无论你们身在何处》（Ко всем бывшим офицерам, где бы они ни находилис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敌。然而，这只是对军官们进行爱国主义调*情的一种方式。这一公告的发布对那些尚未在红军中服役的旧军官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相信这一公告并向布尔什维克投降的白军军官后来遭到镇压。

内战结束时，红军队伍中存在大量来自白军和民族军的旧军官。到1921年1月1日，此类人员约有1.2万人，占红军指挥人员的5.53%58。1921 年，又有 2390 名前白军军官登记在册。这类军事专家中有未来的苏联元帅伊万·巴格拉米扬（Оване́с Хачату́рович Баграмя́н，前沙俄准尉、前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中尉）和列昂尼德·戈沃罗夫（Леони́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воров，前沙俄少尉，高尔查克白军少尉）59。

然而，他们还是试图清洗白军，因此红军中最终只剩下 1975 名前白军军官，占指挥人员的 2.3%。在这个数字中，33.3%的人因为是高素质的专家而没有被解雇。在白军方面，这种对俘虏军事专家的细致关注以及对他们在重要岗位上的积极和大规模使用是不可能的。前白军军官一直是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对象。为了控制他们，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登记，不参加登记就属于刑事犯罪。1924-1927 年，前白军军官从特别登记中注销，这实际上成了新的重新登记。

根据 1921 年的数据，红军指挥人员的教育水平如下（表 1）60。

因此，从上表看出41.5%的指挥人员没有做好担任指挥职务的准备。这就是建立大规模军队的代价。

1921 年，布尔什维克成员在最高指挥官中占 41.1%。而在 1920 年，指挥人员中只有 10.5%是布尔什维克。有趣的是，当时在红军中担任最高职务的军事专家中没有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红军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季斯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1930 年才入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长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奇-布鲁耶维奇、尼古拉·约西福维奇·拉特尔（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 Ра́ттэль）、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科斯特亚耶夫（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стя́ев）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列别杰夫（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Ле́бедев ）等人都不是党*员，他们的努力为红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当时，党-员还不被视为晋升或巩固地位的必要条件。

1922 年红军指挥和行政人员的年龄数据如下（表 2）。61

根据表 2，红军指挥员非常年轻--1922 年红军 93.4%的指挥和行政人员年龄在 18-32 岁之间，其中约 57%年龄在 23-27 岁之间。根据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报告，1922 年红军有 4 710 名在 1914 年 7 月 14 日之前接受教育的职业军官、16 592 名战时军官、39 896 名未经军事训练的指挥官、220名军事学院毕业生62、2372名高校毕业生、12752 名指挥学校和培训班毕业生6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内战结束时，军事专家在指挥人员中所占比例仍然不超过 23%。

旧军官在红军指挥机构中的比例逐渐下降。1918 年，旧军官占指挥人员的 75%，1919 年已占 53%，1920 年占 42%，到 1920 年，旧军官占指挥人员的比例已降至34%。这一过程既有客观原因（培养新的红色指挥官骨干、一些军官专家年事已高），也有主观原因（清除指挥人员中的 “阶级异己分子 ”和镇*压）。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旧军官合法或非法地离开苏维埃俄国前往国外。

截至 1931 年 2 月 10 日，陆军和空军以及中央机构中共有 6328 名旧军官，其中包括 1055 名职业军官和122名前白军军官，占指挥人员的 12.5%64。军事专家在最高指挥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在陆军中达到了 67.6%。

苏*联国家安/全机构掌握着有关苏联旧军官情况和关系的详尽信息。来自同一批军官的秘密特工被积极渗透到他们的环境中。国家安全机构出版了供官方使用的前白军军官记录簿（例如，仅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 1931 年编写的一本记录簿就包含了 2.1 万名军官和军队文官的信息65）。与革命前一样，苏联的军官们发现自己被一个共同责任所束缚。如果说在 1917 年之前，这种约束体现在军官们的集体精神中，体现在他们几百年的传统和原则中，那么现在，这种共同责任则是由国家安*全机关和政权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而且被简化为必须报告任何可疑情况。事实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将其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那些本应被监控的人身上。

1930 年代的大规模镇压（1930-1931 年的 “春天 ”事件和 1930 年代后半期的大恐怖）对旧军官造成了沉重打击，其中许多人被开除军籍、无理逮捕和枪决。镇压的受害者中不乏为创建红军和取得内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瓦采季斯、阿纳托利·伊里奇·格克尔（Анатолий Ильич Геккер）、叶戈罗夫、奥古斯特·科尔克（А́вгуст Ива́нович Корк）、拉特尔、斯维钦、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少数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并继续在红军中服役的前军官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为战胜纳粹做出了贡献。

军事专家在创建和加强红军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们的活动，红军保留了旧俄军的连续性。军事专家中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这有助于提高红军的知识水平。尽管军事专家在苏维埃环境、不信任和镇压下艰难度日，但他们仍设法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苏维埃指挥官，最终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苏维埃军队在战后转变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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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在截至 1922 年 8 月 1 日的 “受过高等普通军事教育的人员名单 ”中，列出了红军中559 名军事学院毕业生以及 23 名调入总参谋部或分配到总参谋部的人员的姓名（其中包括没有在军事学院受过训练的人员）（见加宁《1917 年至 1922 年内战期间的总参谋学院军官》.P.84）。
63. ^ 陆海军人民委员部1922 年报告。莫斯科, 1925. 92页 (РГВА. Ф. 4. Оп. 1. Д. 167).
64. ^ 基里尔·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Кири́л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军事专家的戏剧人生》（ Драма военспецов） // Родина. 2011. 2期. p38.
65. ^ 《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前白军军官人员特别记录簿》（Книга учета лиц, состоявших на особом учете бывших белых офицеров в органах ГПУ Украины）。哈尔科夫，2011 年。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