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名越军投奔中国，4点动因，除一人去世，其余妥善安排

48名越军投奔中国，4点动因，除一人去世，其余妥善安排

1979年至1989年间，广西军区外籍收容所共收容了48名投奔中国的越南军人。这些人员中，包括10名军官（其中最高军衔为大尉）、14名士官、21名士兵以及3名民军。他们来自越南不同军事和社会背景，出于多种原因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寻求在中国的庇护。

投奔原因一：生活的困苦与追求幸福

在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间，越南战后的经济与社会处于重建与混乱之中。战争留下的疮痍广泛影响到了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那些靠近边境的地区，这里的士兵和基层军人感受尤为深刻。黎笋政权为了维持对外的军事行动与国内的控制，不断调动国家资源支持战争，导致国内经济更加落后，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南士兵和基层军人生活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受到基本物资短缺的困扰，如食物、干净的饮用水和必需的医疗设施。由于持续的资源耗竭，这些军人及其家属常常只能依赖有限的军事配给，这些配给往往不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在边境地区，越南士兵常常需要执行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任务。他们在重重困难中维持秩序，同时还要应对偶发的边境冲突和小规模的交火，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此外，基础设施的破坏使得交通和通信变得困难，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常常中断，生活更显孤立。

面对这样的境遇，部分士兵开始寻求改变。在这16名选择投奔中国的越南士兵中，他们各自经历了长时间的生活困苦与内心的挣扎。这些军人中，许多人都有着在边境地区工作的经历，他们对于中越边境的地理和环境较为熟悉，这使得他们在决定逃离时有一定的地理优势。

逃离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士兵通常选择在夜间或是在较少巡逻的时刻，偷偷穿越边境，避免被自己的国家军队发现。他们必须穿越密林和山地，面对野生动物和恶劣天气的威胁。一旦成功越过边境，他们便会寻找中国的边防部队投降，并请求庇护。

到达中国之后，这些越南士兵被安置在广西军区外籍收容所。在这里，他们首先接受了彻底的安全审查和健康检查，以确保没有安全威胁并且身体状况允许进一步的安置。收容所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食物、住宿和必要的医疗服务。

投奔原因二：逃避政治迫害与刑事责任

在越南，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压抑性直接影响了军官们的命运。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及战后重建时期，政治斗争尤为激烈，军队内部的权力更迭和派系斗争导致一些军官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军官往往因为被卷入权力斗争，被陷害或错误地卷入政治纠纷，面临着不公的指控和可能的严厉刑事处罚。

这10名军官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经历，但他们共同面临的是无法在越南继续安全生活的现实。在越南，一旦被视为政治不稳定因素或被政治对手标记，这些军官就可能遭受到随时被逮捕、审问乃至更严重的身体伤害。为了逃避这种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逃亡。

逃亡的计划通常在极度秘密和紧张的条件下制定。这些军官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国内的情报监控，寻找安全的逃离路径。他们通常选择在夜间或在其他低监控的时刻悄悄离开自己的驻地，有时甚至需要穿越多个检查站和边境警卫的严密监控。这种逃离经常是生死攸关的，一旦被捕，他们可能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成功越过边境到达中国后，这些军官首先接触的是中国的边防军人。中国边防部队对这些越南军官的处理方式既严格又谨慎，初步的接触主要是确认他们的身份和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这一过程中，中国边防部队会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个人信息、逃离原因以及在越南的军事背景等。

一旦身份得到确认，这些军官便被暂时安置在接近边境的安全设施中，等待进一步的处理。在这里，他们接受了更详细的安全审查和身体检查，确保他们没有携带任何可能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情报或物品。

随后，这些军官被转移到广西军区外籍收容所。在收容所中，他们被分配到专门区域，这些区域专为政治庇护者设计，以提供必要的安全和隐私。在这里，他们可以暂时摆脱政治追捕的威胁，等待进一步的政治庇护审查和可能的第三国安置计划。

投奔原因三：对越南现状的不满与反抗

在越南，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导致了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在军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一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士兵，他们在日常的军队生活和职业发展中经常感受到来自主流群体的歧视和排斥。这种歧视不仅体现在日常的互动中，更严重的是在职业晋升和关键岗位任命上的明显不公。

这些少数民族士兵通常只能获得较低级别的或者边缘性的职务，即使他们展示出了出色的能力和高度的承诺，也很难打破种族和文化的障碍，获得应有的认可和晋升机会。此外，他们在军中的表现和成就常常被忽视或者贬低，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更影响了他们的士气和对军队的忠诚感。

长期的不公待遇和系统性的压制逐渐积累了这12名官兵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试图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改善和反映问题，但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响应或解决。这种情况使得他们对越南政府和军队的管理层产生了深刻的疑虑和不信任。

在决定投奔中国之前，这些官兵进行了密切的观察和筹划。他们通过与同样经历歧视的其他少数民族官兵的交流，加深了对自己处境的理解，并开始悄悄地准备逃离的路线和计划。选择逃往中国，部分是因为中国与越南有长期的边界接壤，边境地区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他们相对熟悉，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在中国得到更公正的对待。

这12名官兵的逃亡行动是在一个深夜中秘密进行的。他们分成小组，利用自己对边境地形的了解，避开主要的监控和巡逻路线。他们穿越了密林和山地，面对着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不时的安全威胁。这一过程需要极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

成功抵达中国境内后，这些官兵首先被安置在边境的接待站。在这里，他们经过了初步的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中国边防部队对他们的情况表示了关注，同时也对他们的背景和逃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投奔原因四：国恨家仇的个人动机

这10名投奔中国的越南人中，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由其个人经历和战争造成的家庭悲剧所塑造。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家园被毁，这些深刻的个人损失使他们对黎笋政府及其政策产生了深深的痛恨。

战争中的破坏和苦难触及了越南的每个角落，但对于这些个体而言，它们带来的影响远超其他。他们的家庭成员在冲突中遭受暴力，或是因为政府的政策直接受到伤害。例如，一些人的亲属因为被误认为敌对势力的一部分而遭到政府军的杀害或是无端拘捕。这些经历在他们心中积累了难以抑制的愤怒和仇恨。

这种强烈的个人情感驱使他们寻找逃离越南的途径。他们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们苦难并支持他们抵抗黎笋政府的力量。对于这些个体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邻国，更是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中，与越南有所对抗的力量，因此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庇护地。

在计划逃离越南的过程中，这些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政府监视，秘密联系同样有着逃亡打算的朋友或亲人。他们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交换信息，规划逃离的最佳路线。这通常涉及夜间穿越边境或利用较少守卫的偏远山区。他们必须穿越密林，跨越山脉，以躲避越南边防军的巡逻。

一旦抵达中国境内，他们便会立即寻找中国的边防部队，并请求政治庇护。中国边防部队对这些越南人的处理既严谨又细致，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身份和背景审查，确保这些人确实是因政治原因逃亡，而不是有其他动机。

这10人在被确认后，被安置在广西军区外籍收容所中。在收容所，他们接受了进一步的审查和调查，确认他们的故事和背景。收容所为他们提供了初步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食物、衣物和医疗关怀，以缓解他们长途跋涉带来的疲惫和健康问题。

收容与安置：广西军区的处理与安排

在1979年至1989年间，这48名越南军人抵达中国后，他们的接待和安置工作由广西军区的外籍收容所负责。这个收容所专门设立，以处理因各种原因逃离越南并寻求庇护的外籍人员。在这里，他们不仅得到了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还接受了为期数月的教育和培训，目的是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或是为他们可能的其他未来做准备。

教育和培训课程包括基础的中文语言教学，以确保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基本沟通；此外，还有中国法律和文化的介绍课程，旨在帮助他们理解和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除此之外，职业技能培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基础的电工、木工和缝纫技能，这些都是市场上相对较为需求的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未来找到工作。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些越南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生活和技能培训，只有一人因在培训期间的一次工作事故导致不幸去世。该事件在收容所内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反思，随后加强了安全教育和培训的严格性。

对于那些完成培训的人来说，他们的去向各不相同，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和在培训中表现出的技能，收容所做出了具体的安排。其中，22人找到了在中国各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大多是体力劳动，但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和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中使用新学到的技能，并逐渐融入了当地的工作环境。

另外有8人选择离开大陆，乘船前往香港。这个选择多半基于他们对香港经济活力的吸引以及那里更为国际化的环境，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当时的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对各类技能劳动力有着较高的需求，这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和工作机会。

还有17人在经过充分的考虑和与中国政府的协商后，被秘密安排遣返回越南。这一决定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他们个人的意愿以及中越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潘凯恩.重返历史现场——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J].社会观察,2014(3):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