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庙堂气”是我国书法艺术呈现出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审美特色。由于诸多经典书法作品多来自记叙重大事件的碑版、政府重要官员的纪功碑、礼器铭文，因而具有庄重、典雅、雄浑、豪迈等审美意象、风格特色，成为书法审美追求的主要正格之一，即“庙堂气象”。
同我国历代书法家多注重向文人士夫占据主导地位的书法取法的途径一样，林散之也积极向具有经典意义的汉魏为主的碑版取法，如《礼器碑》《张迁碑》《孔宙碑》《衡方碑》《乙瑛碑》《曹全碑》《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嵩高灵庙》《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温泉铭》《晋祠铭》《集圣教序》《玄秘塔》《破邪阵》等。同时林散之也向文人士夫占据主导地位的书法家如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怀素、李邕、柳公权、杨凝式、米芾、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王铎、黄宾虹等取法，如《乐毅论》《黄庭经》《十七帖》等，他也都从中领略书法艺术的精华。这是林散之帖学取法的重要途径和对象。碑帖互融成为林散之书法艺术审美特征的主要来源和创作方法。林散之开辟出自己的书法取法通道和独特的书法认知路径。
林散之与其他书法家向古人取法方向略有不同的是，他从个人角度出发，发现了帝王书法作品所特有的美感，对于帝王书法所呈现出来的纵横无际、气象开阔、不受约束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意象给予高度认同，并试图从中获得书法艺术创造最为自由的心境和渠道。他打破长期以来接近固化的书法法度对创作心态的限制和制约，从帝王书法作品中积极汲取书法创作的经验和审美要素，为他的书法创作提供新的取法资源和新的创作角度。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取法渠道、技法层面上，林散之的这一创作取法对象和渠道的转向，不仅打破了传统书法观念的束缚，而且也打破了自己内心的禁忌和坚硬的精神外壳，为书法艺术更加丰富的审美意象、多样性的风格面貌拓展带来新的启示和反思，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啻于一场自我的精神革命。
林散之对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艺术的关注即是一个典型案例。林散之非常重视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艺术，从60岁后开始临李世民的《温泉铭》，笔意近似李邕，每日两张，80多个字，每天不辍，可见其用功之勤。林散之高度重视李世民，注重向李世民书法艺术取法同高二适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非常积极地将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艺术加以吸收和消化，将其运用于自己的书法创作中，追求高华、典雅、庄重、秀美的书法审美格调。
林散之在书法取法上不断汲取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书法审美意象、风格特色及其用笔方法，并不断与臣僚艺术家的书法审美意象和书法风格特征进行整合，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创作引入了一道新的书法取法通道。显然，林散之对书法风格类型有着不自觉的思考与体验，有着对不同精神境界和社会阶层的书法艺术进行探索和取法的考量。他扩大了书法艺术的取法对象，尤其对帝王阶层的书法艺术予以关注，拓展出更为复杂、丰富的书法取法通道，对于书法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和创造性也做出了进一步探索。也许，只有在现代文明下，这一认知才成为可能。
在我国等级森严的古代，这样做无疑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一种不能触摸的禁忌。在书法艺术上向帝王取法，在古代确实是不可想象的。林散之不断打破文化禁区、思想禁区，积极向古人取法的智慧和勇气，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艺术同样也无禁区。只有不断地打破禁区进行探索，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才华，艺术高峰方能生成。
林散之“庙堂气”审美意象、审美特色的出现，是林散之对我国儒家文化、对宫廷书法审美要素积极汲取的结果。正是对这一传统审美因素的重视，从而接通了我国传统书法重要的认知、取法通道，为他的书法审美特色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文化基础、审美基础。林散之书法所呈现出来的高华、典雅、庄重、雄浑、豪迈、秀美等诸种审美意象、风格特色，与他的这一价值取向有相当的关联。
（赵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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