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记忆——追忆75年前为句容解放作出贡献的英雄

编者按

今天是句容和平解放75周年，本着尊重历史，缅怀先烈的初心，我们今天推出《不能忘却的记忆——追忆75年前为句容解放作出贡献的英雄》一文，主要目的是对过去发布的与历史史实有出入的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尽力做到让每一个曾经为句容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烈士、英雄不被历史遗忘，让英烈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尊重。

不能忘却的记忆

——追忆75年前为句容解放作出贡献的英雄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发起了渡江战役。这时,南京、镇江陷入一片混乱,仓惶南逃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警察等昼夜不息地沿京杭国道经句容争相逃命。此时的句容城时不时受国民党溃逃部队骚扰，秩序极为混乱，继辎汽第十八团近百辆美式大卡车在句容城内宿营南逃后,21日晚第二十八军、六十三军、九十六军各一部和警察约数千人又经句容南逃,在城乡强拉民夫,抢掠钱财。

21日晚,句容县政府秘书王子英，召开各界人士紧急会议,宣称县长陈天秩已乘车出城找解放军联系起义,以保全人民生命财产,但城内治安秩序需大家协力维持。会上决定由县商会组织徒手警察守城站岗，东城学校区由句容县中及豫州临中协助维持秩序，直至句容解放。4月23日下午3时许,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先锋营进城,句容和平解放。句容解放，因没有受到战火影响，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印象不深。殊不知，多少共产党留守人员的牺牲、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潜伏、仁人志士与国民党斗智斗勇才换来的这一和平解放。历史可以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作为安享太平的我们不能忘却。

留守人员做出重大牺牲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而对于句容这块茅山革命老区而言，战斗从“双十协定”签订前就已经开始，如10月6日国民党第七十四军一七0团抓捕镇句县东北区委组织委员张勇，并将之杀害。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在茅山地区的留守人员做出了重大牺牲，尤其是第一任茅山工委班子，全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5年10月，新四军和党政人员北撤后,留下少数党政干部组成中共苏浙皖工委(对外称苏浙皖新四军留守处),陈立平为书记。下辖4个分工委，其中茅山工委下辖句容、茅东、江宁、溧阳、溧高、溧南、横山等县,每县各建立一个党支部和一个武工队。茅山工委书记徐明，委员薛斌、张仲英，后增补余慎，徐明兼政委，薛斌为新四军茅山留守处主任。

1946年4月16日，茅山工委书记徐明带领20多名武工队员，宿营在句容县北塘村香柏巷王双林家。4月17日,徐明在组织大家开会，传达华中分局、江南工委指示时,因伪保长告密,句容城内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一七一团团长马培基率两卡车敌军,沿途又纠集地方反动武装约200人，于傍晚突然袭击徐明等宿营的王双林家。徐明在指挥部队突围时,留下掩护其他人员，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敌人在次日晨发现尸体后，残暴地割下徐明头颅，悬挂在句容东门示众。

1946年5月，余慎代理茅山工委书记，带领茅山工委和各县武工队，继续留守战斗。7至8月，先后攻打了吕墅、白塔、东安镇、花观音堂、蒋庄等地的国民党驻军,毙保安队长以下数十人,俘8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40余支、短枪11支。9月,工委和县武工队,又攻打了大沙河、厚余、蒋庄等地驻军,又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50余支、短枪7支。这一时期进行的较大战斗约30余次,其中有的是受包围被迫作战,但多数是主动进攻。这种作战模式,对配合7月至8月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得有失。因为频繁的作战，使留守武装暴露在敌人面前，成为敌人绞杀的重点，处境更加困难，以至无存身之地,连活动都困难,最后损失惨重。12月25日，余慎在金坛城东大荒田遭敌保安大队包围，指挥大家顽强抵抗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6岁。为了彰显战绩，敌人将余慎遗体移入城内中山公园旁，暴尸示众。

1946年2月22日，茅山工委委员、茅东县委副书记张仲英与武工队员姜龙保、王小照、秘密党员徐志荣、眭海如等在云林武巷村遭敌逮捕，张仲英在常州监狱被秘密杀害。而茅山工委委员、留守处主任薛斌则于1947年1月负伤赴上海就医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牺牲。自此，茅山工委4名成员全部牺牲。在此期间牺牲的重要人员还有江宁县特派员兼武工队长林德润等。

虽然留守的茅山工委班子全部牺牲了，但茅山工委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领导各县党支部和武工队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徐明到余慎，以及工委和各县留守人员，在严峻考验中所表现出的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是足以垂范后世。同时，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为后来洪天诚带领武装人员南下句容，重新打开局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因为曾任我党在句容重要职位的王伯划、凌康等变节（他们熟悉当地的组织和基本群众情况），洪天诚带的队伍在句容也一度陷入无立足之地的困境,只好白天到高骊山、仑山、空青山等荒山野林和石洞中隐蔽,夜晚下山个别活动。这种“昼夜一餐无保证,日晒夜露石为伴,衣服破了补再穿,疮虱趁机也捣乱”的艰苦生活坚持了近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洪天诚摸索到了适应险恶环境的斗争策略，不再和敌人硬拼,而把工作重点放在党的秘密建设、宣传教育、交朋友和发动群众上。因为在敌强我弱的前提下，光靠不怕牺牲、硬打硬拼是不行的，纵使像徐明、余慎等，有更强的队伍，更主动的战斗意识，最后也难免近乎全军覆没。改变策略以后，洪天诚很快在高骊山、仑山南麓和大小芦塘、孔家边、徐家边、张家等小村棚户里交上了新朋友，找到了立足点，并像星星之火不断燎原，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秘密战线的地下党员

句容的和平解放除了徐明、余慎、洪天诚等一批明着与敌人做斗争的武装人员外，很多地下党员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有的潜伏在句容国民党党政领导身边，暗中保护我党的干部，伺机而动；有的战斗在敌人武装队伍里，秘密策反敌武装力量，让敌为我所用。

如潜伏在国民党末任县长陈天秩身边的地下党员赵全嘏、王子英，由于他们和陈天秩早年都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过职，彼此关系都很好，陈天秩有事都会和他们俩商量。王子英和赵全嘏对句容最大的贡献是促成陈天秩起义投诚，让句容和平解放。陈天秩的投诚起义，这其中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当人民解放军在江北集结时，陈天秩派秘书陈进修去下蜀、桥头了解在江北集结的解放军部队的情况。当得知在江对岸集结的是何基沣率领的解放军34军（陈天秩、王子英等1948年底曾保护该军军官家属平安离开句容），陈天秩当即召王子英、陈进修、赵全嘏等商议如何行动，王子英和赵全嘏从民族大义出发，劝陈天秩走起义的道路是最好的选择，他们的意见也坚定了陈天秩走起义道路的决心，并确定派陈进修、赵全嘏过国民党防线，到镇江附近准备迎接解放军。陈天秩留王子英在身边是因为王子英当年带过部队，打过鬼子，适合管理保安队，必要时还能保护他。

陈天秩做起义决定的时候是4月21日，那时候句容城内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且国民党溃逃军队还时不时的进入城内，此时公开起义，肯定是难以成功的，必须一边与国民党游兵散勇斗智斗勇，一边联系解放军支援。4月22日，陈天秩率保安团第一、二营正式离开句容城,计划在城外迎接解放军。4月23日，也就是镇江解放的这一天，陈进修、赵全嘏二人在镇江郊外见到了34军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政治部主任王得贵，他们向34军首长报告了句容的情况。军首长当即决定，由军长何基沣亲笔写信给陈天秩，要陈天秩立即起义，一切具体行动听政治部主任王得贵指挥。陈、赵二人当日返回句容。陈天秩看到何军长要他立即起义的亲笔信后，当晚即召集县府全体人员及各机关、团体、保安团的负责人开会，宣布起义，发表起义宣言。陈天秩还当场宣布中共地下党员王子英任保安团团长（原保安团团长袁德亮逃跑），当夜率保安团去指定地点，掩护解放军进城。4月24日上午10时，政治部主任王得贵带一团部队来了，陈天秩和王子英接到解放军部队后，陪同王主任赴句容城，然后带着保安团到南京近郊马群向第三十四军投诚，并接受改编。地下党员赵全嘏、王子英在劝陈天秩选择起义的过程并非没有风险，赵全嘏曾告诉他的家人说，当时他带着何基沣的亲笔信回句容时是很危险的，一旦被国民党的军队或特务搜到，就活不成了。

王子英除了和赵全嘏促成陈天秩起义投诚外，他还曾利用自己和陈天秩的关系，秘密通知已经暴露的句容地下党员张正的亲戚，让他通知张正赶紧带着在一起的地下党员转移，别在句容活动，保护了这一批地下党员的安全。而被保护的地下党员张正，他对句容的和平解放贡献也不小，他在组织安排下，成功策反了茅山剿匪指挥部侦抚队和保安队的武装200多人为我所用，听候茅山工委调遣。

张正是国民党句容县首任议长张雍冲的儿子。张雍冲早年曾担任句容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分会主任和句容抗日游击司令，1938年8月13日，新四军攻打句容城日军据点时，负责警戒天王寺之敌。后张雍冲因计划揭发张恨愚（1937年曾骗走巫恒通准备用来抗日的款4000元，害巫恒通坐牢）贪污，被张派人刺杀。张正的母亲赵和珪将争取到的张雍冲抚恤费和筑墓费各100担谷，给张正、张准兄弟俩做革命活动经费，开始积极招募人员，购买枪支。同时还创办了“雍冲小学”，作为地下党的一个秘密基点。1949年1月，句容党组织急需张正在句容城内开展工作，即由秦和鸣、罗我白介绍张正再入党（当时张正党组织在南京，转移关系走程序费时较长）。2月，张正在镇丹区姜家山和康迪、洪天诚秘密见面，归入中共茅山工委领导。

早在1948年5月，解放军大有攻占济南渡江南下之势时，社会上层人士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异常恐慌，一些人开始“找后路”，包括党内一些被捕后叛变的人员。此时，张正就抓紧时机，利用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在句容城内中、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当时，国民党茅山“清剿”指挥部句容“侦抚队”也慌了手脚。张正的弟弟张准遇见侦抚队毕洪（曾是新四军地方干部，被捕后叛变），谈起购枪自卫的事，他马上说“要枪有枪，要人有人”。侦抚队指导员朱连坤，原是张正的武工队长，被捕附敌，此时也主动约见张正密谈，给自己找后路。朱年坤和张正约定，他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将带领人枪听候调遣。于是张正对他们交代政策,布置任务,要他们暂时不要暴露,等待时机,争取立功赎罪。到解放前夕,朱年坤、毕洪带领的侦抚队和保安队的武装200多人,已成为听候茅山工委调遣的一支力量。在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朱年坤、毕洪以筹建保安团第三营为掩护，实则执行茅山工委指示，收缴了大批国民党区、乡自卫队和溃散官兵的武装，共收缴长短枪千余支，轻重机枪10多挺，并争取一部分自卫队投诚，稳定了农村。没有了枪，敌人的武装就失去了反抗的依仗，为句容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暗中配合的开明人士

在解放战争期间，句容境内的大部分乡保长都是两面派，他们表面上应付国民党，暗中又不得罪共产党，但在这些乡保长中有一部分开明人士接受新四军领导，秘密潜伏在敌人的队伍中，暗中配合我党的统战工作。他们一样是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随时也有可能被敌人杀害。

如开明人士夏元庆，他是倾向于新四军的。1947年9月，洪天诚安排他接受国民党县政府的任命，出任东昌乡的乡长。夏元庆于10月出任乡长后,为南下人员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当时,国民党“茅山清剿指挥部”总指挥、句容县长和特工队长都经常威胁夏元庆交出洪天诚等人,清剿总指挥李有节甚至限令夏于一周内采取劝降、格杀、密报等手段达到目的,事成后重金奖励,不成则杀夏元庆的头。夏元庆将此情况告知洪天诚,洪天诚要夏元庆向敌谎称找不到洪天诚,并保证绝不在夏元庆辖区内暴露。这样夏元庆便大胆回绝了敌人,并打赌说如果在他的辖区内找到洪天诚,他情愿被杀头。后来敌人在东昌乡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也就对夏元庆无可奈何了。

1949年2月,从淮海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李延年兵团残部至句容县休整补充,司令部设在句容城天主堂内,部队分散于下蜀至陈武一带农村。这时东昌乡已经与陈武乡合并为洛阳乡,夏元庆仍为乡长。由于李延年残部经常骚扰祸害群众,频繁抽丁,群众十分不满。3月初,国民党句容县参议长华选楼在陈武庄召开戡乱大会,声言“洛阳乡红色空气浓厚”,为此夏元庆受到指责。3月6日,约2000多贫苦农民手持木棒锄头,从四面八方蜂拥冲向陈武庄一带,与李延年的败兵展开了搏斗,当场用锄头打死1名,打伤数名。事后群众散去,夏元庆遭到败兵的殴打,并被驻陈武庄的团部抓去禁闭起来,胁迫夏元庆交出凶手,厚殓死者,并重金抚恤等,相持未得结果。3月12日深夜,东昌乡10余名青年由朱年坤率领,乘撤岗时机持枪闯入团部,将夏元庆劫走脱险。此后夏元庆即按照洪天诚指示,带乡丁在四乡流动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

如果没有一大批像夏元庆这样的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开明人士，给句容的新四军送情报，掩护新四军活动，新四军在句容的活动将异常艰难，他们也是大家不能忘却的句容和平解放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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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句容市档案馆

作者：陈东方

编辑：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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