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东北野战军南下的1948年9月13日，一艘轮船驶离香港开往大连

解放战争时，如何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保证香港的民主人士万无一失地转移到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周恩来想出三条路。

1947年春天，周恩来部署“联和进出口公司”在香港挂牌，公司经理是杨廉安（化名杨琳）。同一年，周恩来指示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奔赴大连，办起了中华贸易总公司。

一南一北，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筹划打通东北至香港的航线。

1947年11月，中华贸易总公司租用的苏联阿尔丹号货轮，满载着大豆、中药材和黄狼皮等东北土特产，经图们江绕道朝鲜东部的罗津港后直抵香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东北至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打通，香港的联和进出口公司和东北的中华贸易总公司连在了一起。

香港到处布满了蒋介石的特务，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如若发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有异常情况，即当机立断。

中央决定，把政协会议召开的地点定在哈尔滨，时间定在1948年秋天。

如何突破蒋介石的封锁，保证香港的民主人士万无一失地转移到哈尔滨，周恩来费尽心血，他拿出计划，他想到了海陆空三条路径。

陆路，须经过南北多片国统区，须武装护送，但实在太危险，基本上不可能。

空中，从香港乘飞机直达伦敦，再由伦敦飞往苏联，最终到达哈尔滨。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速度快,安全系数高,但由于香港当局的敷衍,未能打通。

现在只剩下第三条道路了，那就是海路，用前期打通的东北至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把民主人士秘密输送到哈尔滨。

但是，这唯一的通道需细心筹划，风险不可小觑。其中三个关口必须要仔细斟酌：

一是香港处在英国统治之下，出港要绕过港英当局的检查；二是台湾海峡是必经之路，但那里的国民党军舰正虎视眈眈；三是东北没有共产党的港口，如何登岸必须考虑其中。

思考再三，周恩来决定花钱租用外国轮船，绕开监视视线进行偷渡。提前铺设好的东北至香港的海上通道，成了中央转移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秘密通道。

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远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香港，会同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完成这项紧迫、重大的政治任务。

钱之光到达香港后，同杨琳一起，在联和进出口公司基础之上组建了华润公司。钱之光担任公司董事长，杨琳任总经理，实行统一领导。

华润公司大多数员工在一起居住，既方便学习、管理，相互照应，又可以节省费用。钱之光虽有“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头衔，年龄也最大，但他还是与大家住在一起。每天大家都是乘电车上下班，跟解放区一样过着供给制的生活。

华润公司和南方局的方方、潘汉年等人开始就如何秘密联系民主人士，如何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租船、船上装什么货，以及勘察地形、设计出海线路等进行了大量的筹划工作。

8月下旬，准备工作就绪，决定9月初起航。航线是：从香港北上，经台湾海峡，至朝鲜的罗津，再到哈尔滨。

就这样，经过再三筹划与准备，秘密北上的各个环节都衔接好了，一场承载着协商建国希望的海上旅程就要起航了。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冯玉祥在从美国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在黑海不幸遇难。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大家一致认为：这么多民主人士同乘一条船的风险太大，要分批北上。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分四批运送，第一批人数要少。

就在东北野战军南下的1948年9月13日，一艘轮船驶离香港，开往大连。这艘船上，是第一批离港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这条航路上危机四伏：从香港出发，要通过港英海关检查；北上经过狭窄的台湾海峡，必须骗过国民党海军的巡逻……而这一切，不能不让人对它能否安全抵达担心。

这一夜,华润公司的员工彻夜未眠;西柏坡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彻夜未眠。

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成为第一批海上冒险者。中共这边由章汉夫护送，杨琳的儿子和博古的儿子扮作货物押运员，同船前往。

经过漫长的航行，货船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东北局特派李富春到朝鲜迎接，一行人经过朝鲜到牡丹江最后转到哈尔滨。此时辽沈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茶。

在周恩来策划下，1948年11月23日夜，华中号货轮载着第二批民主人士秘密出海，同船的有郭沫若、马叙伦、鲁迅夫人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等30多人，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负责人连贯和胡绳随船护送。

快到东北时，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因自己装配的收音机听到了沈阳解放的消息，大家召开了别致的海上庆祝会，华中号上的第二批民主人士直航大连登岸，奔赴沈阳。

致敬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