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一枪，就把他打改革了？

来源：法语者言（ID：ctt-lawyer_3）

• 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构成，偶然事件的发生，往往也注定了历史的轮回和必然。

相信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今天台湾的一切早在1970年的一声枪响注定。

1970年4月，已被钦定为“太子”，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即将履行他的第五次访美任务。

早在1969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已经在康纳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黄文雄出生于台湾，父亲因为亲共罪名被国民党当局处死，而台湾本土原住民与国民党迁台带去的大量外省人之间矛盾以及对蒋家父子世袭的不满，使黄文雄成为当时反抗蒋家海外留学生群体的代表人物。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但这样的讨论显得极无意义，学生们更像在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一些理工科学生从技术可行性分析蒋经国可能的路线和行程，他们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远距离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后，很快由谁来开枪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许久的话题。有人建议可以雇用黑社会人士或是黑人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黄文雄显得十分安静，他对这样的讨论兴致并不高，因为学生们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暗杀蒋经国。蒋经国的离去会打乱接班计划，但依然改变不了台湾现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蒋”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明白反对人士的不满，给沉寂的反对运动带来曙光。

他认为暗杀蒋经国只有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去做，才能凸显政治意义，那些雇用黑人或远距离狙击的匿名攻击，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国人传递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技术上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

几天后，他的妹妹黄晴美、妹夫郑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学赖文雄上门找到他，四人开始正式决定行动。郑自才负责买枪，而在蒋经国抵达美国的当天，黄文雄、郑自才、赖文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去开枪。

他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当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时，黄文雄自告奋勇决定由自己去开这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妻儿。

蒋经国在华盛顿停留了两天，来到了黄所在的纽约。在黄的计划中，蒋经国24日会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向“东亚-美国工商协会”发表演说，这被认为是刺杀行动的最佳时机。

广场饭店前面有一个喷泉广场，是官方组织的欢迎者以及异议者示威的地方。黄分析，广场和入口应该是护卫人员的注意重点，但饭店后侧和左侧各有巷子。后侧巷子有一幢建筑正在整修，比较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较薄弱。于是，他决定次日从后侧巷子转到左侧巷子，然后从那里沿饭店的骑楼走向入口地区。

24日到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饭店。但走到饭店后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饭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饭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饭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

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但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官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飞向蒋经国头部上方。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他高喊着那句英文"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黄和郑被带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但蒋经国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

在警局内，警察从他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黄文雄行前也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计划。他预判，当天下午，女友会到住处找他，因此他必须把时间拉长，让女友和可以照顾女友的朋友们在警方查出他的住处前，有机会从电视上得到消息。他显得十分冷静，警告警察自己会有很好的律师，“明天的《纽约时报》头条肯定会是我。”直到当天晚上，他断定新闻已经传到康纳尔大学后，才说出自己的名字、学校和住址。

很快，他和郑自才被检方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

在拘留所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当年美国人反越战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比如这场运动让许多美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反对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在好几个拘留站，他们受到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甚至所经之处，还有人举起拳头向他们打招呼，以示加油。而相同囚室里，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战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成员。直到今天，他还清晰记得在牢中的时事辩论会。

由于涉及到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订得很高，黄文雄需要10万美元，郑自才需要9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号召募款，很快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生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

1987年7月14日，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而他所开创的历史性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台湾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

而如今台湾的一切华丽的表演，相信起源一定来自于1970年黄文雄的那一声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