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鉴晋”：浅谈该如何优化山西营商环境

□ 任盛宇

关键词：营商环境、县域经济

作为一名近30年工龄的本土基层干部，对于山西，爱之深，责之切。见证了家乡错失大量发展机遇，内心痛苦，焦虑。为此，我曾深入浙江沿海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对比晋浙差距，探索赶超路径。现将自己“以浙鉴晋”的思考写出来，供有关部门参考。

在整个东部地区，浙江省的区位优势并不显著，全省平原很少，土地资源处于相对劣势，也没有吃过特区政策“偏饭”。因此，晋浙差距，既不在区位，也不在资源，而在人文环境。

一、从人民的勤劳看晋浙差距

从路桥到温岭，从乐清到苍南，走在浙东城镇群的大街小巷，透过民宅的落地玻璃窗，到处都是生产机器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即使在凌晨两三点钟，仍然有外卖小哥在街头穿梭，下夜班的工人成群结队，大小运输车辆进进出出，搅动着街巷的宁静。身临其境，感慨万分！在北方老家的小县城，这个点一定已万籁俱寂，如果还有熬夜不睡觉的，也一定是在打麻将！

浙江农村，宜居，美丽，但居无闲人。一条河流，几座小桥，数只白鹭守护。农家别墅依山、沿河而建，错落有致。能看到年逾七旬的老人坐在家门口对半成衣进行线头修剪，加装纽扣，动作娴熟，精神专注，银发与夕阳争辉，构成一幅醉美乡村画面。

而晋北农村，常住居民多是中老年人，由于农机具的普及和除草剂的使用，一年下来干农活的时间累计不超过3个月，剩余近9个月时间，村民不是“碰和”打麻将，就是聊天晒太阳，争吵全球热点，80岁的老头，对俄乌战争局势象专家一样评论得头头是道。

二、从行政环境看晋浙差距

“少规划”“少管理”的行政环境是浙江成功的最核心密码，也是晋浙之间最根本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全省各级干部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主体的行政干预，“少规划”“少管理”成为全民共识。

乐清市柳市镇，常住人口33万，拥有中国500强企业4家，经营电器的企业8700家，拥有“中国电器之都”、“中国断路器生产基地”、“中国防爆电器生产基地”、“中国低压电器出口基地”等多张国字号名片，2022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446.31亿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柳市镇起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无证作坊”，创业者“边做边试”，据柳市人回忆，“当时完全无序经营，都是前店后厂，柜台都摆到了马路中央”。

台州市椒江区东埭村，全村4600多人、1400户，家家户户都做睡衣生意，创办了230家睡衣公司，形成了从面料、配饰到物流的睡衣全产业链，培育出许多知名睡衣品牌，生产了全国30%的丝绸类家居服。而东埭村最初也仅有几家睡衣厂，其他村民看到了商机，纷纷学习模仿，开始都是“三合一”的小作坊，由于政府没有取缔，也就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了。

可见，浙江的成功，不是规划、管理出来的，恰恰相反，而是少规划，少管理的产物。

这让我由不得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山西省某县，一个无证作坊，刚生产三天，产品都估计没来得及上市，就被县工商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处，记得经营者戴着手铐（应该由当地派出所配合执法），灰头土脸，在《某县新闻》上连续播放了好长时间，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当时带给我的感慨就是：一个企业家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民营经济在起步阶段，象幼苗一样脆弱，经不住风吹雨打，需要政府创造温室环境进行培育。优化山西营商环境，任务艰巨而迫切！

2020年3月，我参与筹建了一个研究院，在审批环节，每次把申报资料提供上去，一位主管审核的负责人总是要提出新的要求，不但不一次性告知，而且要求还不断变化，且越来越苛刻。三年过去了，研究院仍然没能注册下来，投资方也撤资了，我们也丧失了推动的激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对比晋浙差距，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浙江干部的担当精神和服务意识。在国家层面监管相对宽松的时候，山西各级干部却自我加压，严管市场主体，“有管理无服务”，导致企业生存困难，从而错失区域经济发展先机。

三、从人口流向看晋浙差距

生存环境是营商环境的基础。一个地区人口的变化，能够准确衡量该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温州市的许多镇，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走进菜市场，能听到全国各地的方言。我调研过台州市的一些乡镇，虽然当地外出经商的人很多，但是常住人口仍然远远超过了户籍人口。

山西一煤独大，矿产资源丰富，虽然财政收入逐年提升，但是人口流失却日趋严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西省人口10年减少80万人，相当于每年流失两个永和县，为除去东北三省人口减少最多的省份。保守恋家的三晋儿女用脚投票释放出来的信息让我深感忧虑。我认为，人口大幅流出，流失的不仅仅是山西的血液，还有造血功能。

人口流失是危机，可更大的危机是：山西流失人口的结构，大学生和工商业精英占了很大比例。大量年轻人和高学历人才流失，就是做空了山西的未来。伴随着大量资本的转移，这无疑又让我们雪上加霜。

通常认为，贫穷落后是人口流失的根源，而落后又往往集中体现在教育水平的落后上。可是，山西人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不亚于任何东部地区，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都倾全家之力于子女教育上。大量农村家庭，因为孩子上小学而搬迁到县城，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教育移民。目前，山西省人均受教育年限10.5 年，位于全国第四位，拥有大学程度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17.4%，位于全国第八位。

山西重视教育，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在为人做嫁衣，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越多，人才流失却越严重。许多学子及其家长们，对山西的就业创业环境逐渐失去了信心。如果应对不力，人口会持续加速度流出，整个山西都可能迅速沦落为全国的农村。

晋浙人口流动还存在一个显著差异：

浙江人背井离乡去全球各地做生意，多数人还会选择落叶归根。即使在非常偏僻的小山村，都有不少新修建的三层四层小别墅。主人除了在春节或清明回来，平日里铁将军把门。在浙江，大的家族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清明祭祖活动，召开宗亲联谊会，强化亲情联系，互通赚钱门路，带有显著的商会性质。

而山西人外出谋生，往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像“走西口”一样永久性移民了。许多二三百年的村落惨遭废弃，不少已经被拆旧复垦为农田。“根走了！”

四、从机遇识别能力看晋浙差距

山西人面对机遇：金钥匙邂逅木头人的传奇故事。

有一把开启山西快速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却被我们长期束之高阁，这把生锈了的钥匙就是“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块国字号招牌。

2010年12月1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时，全省人民奔走相告，内心充满期待。12年过去了，随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基本成型，大家发现，示范区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经济开发区，主要围绕省商务厅关于工业类开发区的6项考核指标推进工作，未能体现出明显的综合改革元素。于是，“综改区无综改”成为太原市民热衷于谈论的一个梗。

我们经常把山西的落后归因于国家政策，可在国家给了山西特殊政策后，我们却又不懂得该如何利用！手里拿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金钥匙，目光却始终未离开深不见底的黑口子！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浙江省是如何识别机遇的。

浙江人的机遇观：无中生有——没有机遇创造机遇。

我重点研究过2010年前浙东地区对企业用地的监管情况。为什么要聚焦于 2010年前呢？因为从2010年首次实现全国2859个城市全覆盖卫片执法检查，并依据《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实施责任追究，此后，浙东地区宽松的企业用地优势逐步丧失。

全国各地，用地审批，如“蜀道之难”！基本农田转一般耕地，一般耕地转工业用地，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都需要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整个流程下来，耗时三年五载很正常。我曾经历过新建铁路和高速公路的用地审批，有关部门责成专人负责跑手续，结果耗时3年都办不下来。目测是一片四荒地，打开国土版图，不是农田就是林地，都得先变更用途。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审批都如此困难，更何况普通百姓用地！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在用地审批路上耗费上几年时间，等到手续办妥，商机早已错失！

而2010年前的浙东地区，是如何破解企业用地难题的呢？

让我们从解读一则新闻报道开始。

2018年1月19日在《浙江新闻》有一篇标题为《厉害了！去年台州“三改一拆”3项指标全省第一》的报导，内容摘要如下：“2017年，我市'三改一拆’（改造旧住宅区、旧厂房、城中村、拆除违法建筑）工作成绩优秀，据统计，全市2017年'三改一拆’拆除违法建筑4426万平方米。其中，通过全面推进历史违法用地积案的清理处置，共拆除历史违法用地18895宗23924亩……”

透过以上数据，您洞察到了什么？如果您认为台州的发展来源于强力拆违治乱就南辕北辙了。

让我们用逆向思维进行分析。仅2017年一年时间，一个市就拆除了历史违法用地近2万宗！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违法占地是如何形成的？难道过去市、县两级没有国土管理部门，镇、村两级没有土地监管职能吗？当然不是。

显而易见，违法占地就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形成的。没有地方各级干部一致的同意或默许，1亩地的违法占地也很难存在，何况2万多亩，这还仅是1年时间拆除的面积。

这就是台州担当。市、县、乡、村四级干部为了加快企业落地速度，冒着自身被问责的风险，对企业用地“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号召鼓励，这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而创造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台州奇迹。

我走访过大量群众。在2010年前，不少民房变厂房，许多耕地被村里收回去进行工业开发。“多数没有手续，都是边建边批，且相当一部分土地10年也没能办全手续，反正一直用着。”

本文向大家讲述2010年前浙东地区对企业用地的行政监管“缺失”情况，旨在让山西各级干部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政策本身存在问题，那么在执行过程中的适当“变通”恰好实现了对政策缺陷的有效“救济”。全国各地，如果都严格执行现行土地管理法规，那么我相信，除了几个享受政策倾斜的国家级经济特区外，其余地方，恐怕还都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发展水平。

读懂了以上四个维度的晋浙差距，就明晰了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方向：

充分利用、灵活运用全省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平台，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试验区建设，通过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政策支持，来最大限度降低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通俗地讲，就是最高水平优化山西省营商环境。

毋容置疑，这就是山西的根本出路。

2022年，晋中市启动建设国家级甲醇示范区，该市将下辖11县（市、区）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更名为转型综改促进中心。这表明，山西省在综改试验区建设上，蓄势待发，正在积极谋求质的突破。

新时期山西各级干部，背负着太多历史欠债负重前行，唯有大刀阔斧举贤任能，最大限度克服内卷，最大限度识别机遇，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方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作者系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