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耻的黑箱，被她打开了

每一个性侵的案发现场，都是被隔绝的私密空间，是不可知的“黑箱（black box）”，因此，它们常常被湮没在黑暗之中，直到勇敢的女性向其投射探照的光束。

在日本，第一位打开黑箱的女性名叫伊藤诗织，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陈述了自己被性侵、提出申告、检方判定“不起诉”、自己递交复议申告的一系列事实。这使她成为日本第一位公开自己长相和姓名来实名控诉性侵的女性，而彼时，距离她遭受性侵已经过去了两年，那两年中，她曾无数次对警察、律师、媒体人诉说自己的遭遇，但当所有的门都对她关上之后，她尝试了最后一个可能性：与公众对话。

后来，metoo运动席卷全球，但日本似乎迟迟未有响应，而伊藤诗织则出版了《黑箱》持续为自己发声，同时向性侵者山口敬之发起民事诉讼并于2019年12月18日胜诉，但那并不是终点。

2024年4月3日，恰逢事发九周年的那一天，我在HKIFF《黑箱日记》的放映之后见到了伊藤诗织，她留长了头发，笑的那样真诚、轻松和坦然。那一刻，我仿佛终于看到纪录片的结尾，确信这个漫长、痛苦的女性灾后自我重建漂亮的完成了。

文：荼白

编辑：叶烨

责编：刘小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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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的不幸和幸运，或许都来自于她的职业身份——新闻记者。身为记者，伊藤拥有一种天然而强烈的使命感——传播事实，这就意味着她无法像绝大多数日本女性一样选择沉默和遗忘，因为噤声将是对自我职业身份的最大背叛。从另一方面来说，记者的身份也让伊藤构建出了一个“第三者视角”，将“受害者”伊藤与“记者”伊藤分离开来，这就类似于心理学中的“解离（Dissociation）”。解离，是许多人在遭受创伤之后常常启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将自我分离，以减轻和降低痛苦，使其保持在个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从《日本之耻》到《黑箱日记》，我们常常能看到伊藤这两种身份的互相撕扯和彼此拯救。记者伊藤，保持着极高的职业素养，冷静客观、高效表达；受害者伊藤，克服着强暴创伤综合症努力前行，伴随着屈辱、无助和随时可能袭来的惊恐发作（panic attacks）。

除了身份的分离，伊藤诗织体内还有两种不同文化的拉锯，一种是她成长过程中浸淫的日本文化，另一种是她海外求学所吸收的欧美文化。纪录片中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的交替出现成为这种文化拉锯的显像表达，说英语的伊藤显得更加放松与理性，说日语时则相对拘谨，也有更多更为柔软或者示弱的时刻。

日本的社会文化无疑给伊藤诗织施加了另一重暴力：警察队伍中仅有8%的女性警员比例让她不得不忍受向男性描述案发细节的难堪、人偶还原案发现场的做法也无异于二次施暴；电话求助强奸援助中心却被拒绝提供任何建议除非她花两个小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亲自上门；发布会上没扣的第一颗衬衫纽扣成了“荡妇羞辱”的最佳借口、醉酒更是成为不设防的原罪……

在日本的文化中，女性从不被允许表达性，而男性对“性同意”的认知也还停留在“接吻/醉酒=性同意”、或者“拒绝就是同意（欲拒还迎）”的史前文明时期；日本的司法同样十分落后，当时（2017年）关于强奸罪的立法还停留在1907年，起刑点甚至低于盗窃罪。

在伊藤身上最直观感受到两种文化交锋的时刻是在案发当晚，她要求他停下来，却不敢用日语表达，因为日语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取悦（国男可能对“雅美蝶”有同样的感受），于是她只能选择用英文咒骂：“FUCK OFF!”山口却用日语说道：“很好，你被录取了。”那一刻，文化和权力的碾压足以让人窒息。

性侵，从不是关乎性，而是关乎权力和暴力。对女性来说，性侵无疑是一场对灵魂的谋杀。那一刻，她的灵魂被杀死了，破碎了，然后，她小心翼翼的拾起这些碎片，一点点的开始重建自我。

“被强奸的诗织”成了无法撕掉的标签，“第一人”的勋章也宛若枷锁，公众和网络带来声援与咒骂，恶意和善意一同蜂拥而至，她知道时间并不是治愈的良药，只有每一个当下的行动才能让她挣脱沼泽，所以她大声的表达、用力的微笑、大声的唱“I WILL SURVIVE”、煮一杯咖啡、吃油炸甜面果、穿着睡衣在清晨散步……

在伊藤诗织一点一滴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最勇敢的一个举动就是自己成为主导者，完成纪录片《黑箱日记》，这一次，她从被凝视的对象转换成自我凝视，直面影像中的自己，也重新面对当年的录音和监控画面，这是一次更加私人、更加赤裸、更加锋利的自我剖析，也是一次更为勇敢、更为坚定、更为完整的自我重建。

她说，终于可以欣赏四月初绽放的绚丽樱花，也不再害怕胡子和秃头，她终于可以从“活下来”的状态转变为更加轻松不费力的“活着”，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受害者，只是自己。

回望这九年，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比如那个曾经拒绝提供建议的强奸援助中心，如今会在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出发陪伴受害人去医院；性别平等局在日本41个地区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虽然按照国际标准每20万人就应当设立一个）；日本议会改革了强奸法，将最低刑期从3年增加为5年，并且允许男性作为受害人提出申告；上野千鹤子等众多女性学者牵头发起刑法更改请愿书，将“非自愿性交定义为犯罪”；杰尼斯·喜多川的性侵问题终于被正视；与山口敬之交情匪浅的安倍晋三也已经成为历史……

但法律和大众仍在要求“完美受害者”，女性的困境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发声，因为每一个受害者，都是没有逃脱的我们，而每一个我们，都不过是幸存的她们。

所以，在4月3日的晚上，观众们才会在尖沙咀英皇戏院迟迟不愿离去，我们聚在一起，跟伊藤诗织简单地交谈、合影、拥抱，她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再认认真真的写下“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那一刻，我突然想到那句话：一滴水也许无法改变任何事，但聚集起来，就能形成海啸！

“任何时候，我的声音都能化作你的声音，或者你珍视之人的声音。”

——伊藤诗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