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立秋》：“从出走到回归” 

4月8日下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立秋》新书首发暨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立秋》新书首发暨研讨会 主题海报

《立秋》是作家杜阳林继半自传体小说《惊蛰》（单行本2021年出版）后，奉献给新时代的又一现实主义长篇力作。2023年11月，刊发于当年第6期《收获》杂志；2024年4月，单行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小说以出生在四川农村的有志青年凌云青进入大都市后的奋斗史，串联起了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人顺应改革开放潮流，与时代共舞的追梦历程。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芮宏在致辞时表示，“如果说《惊蛰》是万物初醒，《立秋》则是果实饱满，不变的是那份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这部小说以新时代的文学形式对于乡村振兴、对于城乡共融、对于共同富裕这些问题都给出了非常真挚而且非常切实的回答。”

杜阳林在发言时介绍说：“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起落奔涌的时代，无数激荡人心的故事上演，很多人都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在文学前辈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后，我想呈现已经进城的一代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城市对梦想的追逐、他们在城市的挣扎，以及他们在城市的漂泊感和疏离感，于是有了《立秋》。”

杜阳林

谈到自己的创作初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机遇，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立秋》、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形象，走进磅礴的时代，去探寻在时代中人性的底色。”杜阳林还透露说，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将命名为《大雪》。

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关系新样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发言时肯定了《立秋》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并对作品所涉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做了深入分析：首先，当下的城乡关系已超越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杜阳林在《立秋》中展现的城乡经验，无法完全被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所概括或限定；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对乡村的负疚感和亏欠感，“这种亏欠既是伦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乡村作为根系所在，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潜意识、文化构造、情感层面；最后，《立秋》这部小说写出了乡村在现代性中的新地位，城市不再是唯一发展方向，乡村不再仅仅是被抛弃的对象。李敬泽呼吁，乡村写作需要有新的眼光和表现手法，以更为成熟和从容的态度处理丰富的素材。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如果说《惊蛰》的写作时还是杜阳林，到《立秋》时则既是杜阳林又不是杜阳林了，“他已经从单凭个体经验出发，拓展到了其他人群的经验。”“《立秋》选题用心之处在于敏锐地捕捉到餐饮业，这一结构最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载体，凸显了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小说内容涉及到城乡文化巨大差异性的问题，还涉及到城市商业文明规则，不仅揭示了这些矛盾，还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指出，在强大的资本和技术席卷的市场经济时代，城市与乡土已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凌云青等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故土关系的新形态——既承载乡土重负，又深陷城市生活的矛盾与挑战。这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深度。”

《立秋》书封

文学母题与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

2021年，在《惊蛰》的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就曾断言：“一个叫杜阳林的作者横空出世。”“三年前的《惊蛰》讲述农村少年凌云青出走的经历，三年后的《立秋》则关注人物出走后又回归的心灵历程。”潘凯雄指出，从上世纪初以来到现在，“出走与回归”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母题”。“杜阳林用《立秋》这部新作延续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许多经典作品对此的探讨，这也是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看来，《惊蛰》像是伤痕文学，以一个农村少年的视角展开；而《立秋》则像是改革文学。“凌云青的经历映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史和一代人心灵史的互动。而且小说打破了国企视角，采取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视角叙述。从这一点上说，《立秋》比《惊蛰》境界更高。”杨庆祥还提出，“路遥之后，以中国城市为背景的改革故事中经典作品并不多，杜阳林的《立秋》成功接续并拓展了这一叙事传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则从《立秋》这部小说中感受到一种“史学的宽广度”。“它首先是一部当代史，同时是中国乡村演变的一次侧写，还是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小说接续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来未竟的问题，以凌云青为代表的新乡土人形象，回应了新的商业文明对文学写作的时代召唤。凌云青身上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大爱之心与乡土世界‘贫愚弱私’现象的对照，为小说赋予深刻的时代价值。”

《立秋》实体书

因扎实而丰沛，因真诚而动人

《惊蛰》与《立秋》的主人公凌云青奋斗过程中的苦辣酸辛，让有着同样农村出身和进城经历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深受触动。他同时看到，杜阳林的写作没有一味展示苦难，小说人物始终在苦难之下寻找生命的亮色，寻求一条解脱之路。“凌云青不仅与过往的苦难和解，宽恕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甚至回馈爱意。他的经历展现出一个身上具有丰厚乡村遗存的人，进城后如何面对自己，完成自我重建。”

“《立秋》首先的意义，是对于杜阳林个人的意义：对生命过往有一个交代，起到一种疗愈的作用，这是他写作的精神动力。”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敏锐地捕捉到杜阳林小说创作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动因。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同样看到，杜阳林的创作动机源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回望，“这种回望与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形成个人、时代、社会三者在文本中的交织呈现。杜阳林的小说既是个体经验的书写，也是对特定时代风貌和社会现象的深度反映。”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在阅读杜阳林的《惊蛰》与《立秋》后，深感其作品贴近生活、情感饱满，正契合当下读者对于“汁水丰盈”且“接地气”文学作品的喜爱。《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赞赏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立体性与情节设计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也对小说的潜在改编价值给出了积极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