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九民纪要，法院认定职业放贷的最全标准（附详细裁判规则

重磅！九民纪要后，法院认定职业放贷的最全标准（附详细裁判规则+实务案例解读）

作者：唐青林 李舒 赵跃文(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裁判要旨

出借人在一年之内在同一地区法院有五个以上民间借贷案件，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利性，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非法放贷，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其与借款人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无效，本金以实际借款数额计算、不计利息，担保人对本息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情简介

一、2017年6月15日，张强向许国勇借款9万元，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

二、2018年9月16日经核算，张强共欠许国勇本金及利息101600元，张强向许国勇出具了借条，内容为“借款借据，今由张强向许国勇借款，本金101600，月利率18‰，担保人：谢忠超，直至本息还清，借款人：张强，2018年9月16日”。谢忠超为此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并在借据中签字按了手印。

三、2018年9月16日，张强向许国勇出具了收到条，内容为“收到条，今收到许国勇现金101600，收款人：张强，2018年9月16日”。

四、易县法院一审判决，张强限期还许国勇本金101600元及按月利息18‰支付利息，谢忠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强、谢忠超不服，上诉至保定中院。

五、张超二审阶段提交了易县法院通过其审判系统查询2018-2019年许国勇在该院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登记表，共计21起，主张许国勇系职业放贷人、构成非法放贷行为。

六、保定中院二审认为，许国勇系职业放贷人、构成非法放贷行为，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张强给付许国勇本金9万元、谢忠超不承担担保责任。

裁判要点

本案核心要点分别为许国勇能否被认定为非法放贷行为、案涉民间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以及本金及利息如何计算？保定中院分述如下：

一、许国勇系构成职业放贷、非法放贷。保定中院查明，上诉人张强提交易县法院通过其审判系统查询的2018年至2019年被上诉人在该院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登记表一份，共计21起，根据2019年10月21日两高两部颁布的意见，被上诉人属于两年内向不特定的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其行为属于非法放贷行为。

二、案涉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保定中院认为，近一年内，被上诉人许国勇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20余起，被告均为不特定他人，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其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无效。

三、借款合同本金为九万、不计利息。保定中院认为，一审查明“2017年6月15日，张强向许国勇借款9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出异议，对本案借款本金9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对该9万元上诉人张强仍应承担偿还责任，因借款合同无效，对被上诉人许国勇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予支持，上诉人谢忠超亦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本文摘自该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本案是《九民纪要》发布之后，河北地区首例民间借贷中如何认定职业放贷、非法放贷的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参照价值。保定中院在本案中形成的裁判规则，在实践中值得推广和引用。现将本案的实务经验总结如下：

1.对借款人而言，在借款之前，要深入了解、搜集出借人是否有职业放贷、非法放贷的背景和资料，以免陷入高利待的陷阱；在借款之时，要特别注意借款合同及对账时确定的债权金额；在纠纷发生之后，要留心搜集出借人是否存在两年期间持续、高息以及反复借款等向不特定人借款的事实，包括不限于民事判决书、仲裁裁决书以及民事调解书等等。据此，主张证明出借人存在职业放贷、非法放贷行为，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以免支付利息。此外，如果出借人还实施暴力催债、非法拘禁以及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2.对担保人而言，在提供担保时，要特别注意借款合同的真伪、担保合同或者担保条款约定怎样的担保类型、是否存在加重担保责任以及是否存在侵害担保人权益的情形，若存在的，可以拒绝提供担保。在发生纠纷后，担保人可以和借款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以出借人构成职业放贷、非法放贷为由主张借款合同无效。此外，法人提供担保的，应特别注意是否存在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情形，是否有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保程序，出借人是否尽到审查章程、决议等法定义务的事实等，做到免除担保责任。

3.对出借人而言，特别留意最近一年多来，中央对职业放贷、非法放贷等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秩序行为的打击力度和相关政策，适当收敛放贷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谦抑性，切勿铤而走险。同时，特别注意防范以虚构债务的方式提起虚假诉讼，亦切勿通过拉横幅、圈禁人、泼油漆、辱骂殴打、捆绑游街等非法手段向借款人、担保人暴力催债，倘若一旦触及刑律，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并无约束力。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例的细节千差万别，切不可将本文裁判观点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不同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更多读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察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文案例裁判观点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意味着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该等裁判规则必然应当援引或参照。）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六百八十条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

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年10月21日）

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8号）

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安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

三、明确信贷规则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规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2019年11月8日）

第53条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行为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3日）

要考虑出借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资金等因素综合认定某一出借人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依法认定以高息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签订的借贷合同无效。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津高法〔2020〕22 号）（2020年2月1日）

21.【职业放贷行为的审查】出借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的，一般可以认定构成职业放贷行为。因职业放贷行为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职业放贷行为具有营业性和营利性。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可以根据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放贷次数、同一原告或关联原告提起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借贷合同约定格式化程度以及出借人是否公开推介、宣传或明示出借意愿、借款金额和利息等因素综合认定出借人是否具有营业性。同一原告或者关联原告在两年内向全市法院提起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或者出借人在两年内向社会不特定人出借资金3次以上的，一般可以认定出借人的放贷行为具有营业性。借贷合同约定利息、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违约金等相关费用的，或者借款人已实际支付上述费用的，应认定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出借款项。
主要业务或日常业务不涉及放贷的出借人偶尔出借款项，或者出借人基于人情往来不以营利为目的出借款项，不构成职业放贷行为。

25.【关联案件检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当对是否构成职业放贷或虚假诉讼进行关联案件检索。

法院判决

保定中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借据》载明系张强向许国勇借款，且近一年内，被上诉人许国勇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20余起，被告均为不特定他人，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其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无效，对上诉人关于本案双方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予以支持，对被上诉人许国勇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予支持；一审查明“2017年6月15日，张强向许国勇借款9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出异议，对本案借款本金9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对该9万元上诉人张强仍应承担偿还责任。因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谢忠超亦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案件来源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许国勇与张强、谢忠超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冀06民终6195号]

在检索大量类案的基础上，云亭律师总结相关裁判规则如下，供读者参考：

裁判规则一：出借人向不特定的借款对象出借大额资金，其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营利性，符合职业放贷的法律特征，应认定职业放贷人，且违反了金融监管的社会公共利益，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无效。

案例一：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在柳国彦、仝占停与黄广强民间借贷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9）豫1025民初1997号]中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二原告单独或者共同作为债权人，分多次向多人出借资金，利率从月息2%至5%不等，涉案标的额达4000多万元。二原告的出借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资金数额大、利率高，符合职业放贷的法律特征。二原告的行为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其为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职业放贷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规则二：出借人谋取高额利息且涉诉五件以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认定职业放贷人，其以“套路贷”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不予保护，被裁定驳回起诉。

案例二：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潘凤、王婷婷与樊俊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9）苏11民再116号]中，法院再审查明，樊俊系职业放贷人，其涉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件；据此认定樊俊系职业放贷人，以谋取高额利息为目的，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该行为不予保护，应当驳回起诉。

案例三：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刘伟与崔明伟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9）苏11民再115号]中，法院再审查明，崔明伟系职业放贷人，其涉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件；据此认定崔明伟系职业放贷人，以谋取高额利息为目的，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该行为不予保护，应当驳回起诉。

案例四：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徐爱民与刘进东、刘恒富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9）苏11民再114号]中，法院再审查明，徐爱民职业放贷人，其涉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7件；据此认定徐爱民为职业放贷人，以谋取高额利息为目的，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该行为不予保护，应当驳回起诉。

裁判规则三：职业放贷人刻意隐瞒已经发生的转账往来款，隐瞒向借款人出借案涉款项的来源，加之职业放贷人存在虚假借条的不诚信行为，因涉嫌虚假诉讼，驳回职业放贷人的起诉，移送公安侦查。

案例五：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范高进与司丽、邱丽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9）苏13民再121号]中认为，职业放贷人司丽和同为职业放贷人的案外人王某均称范高进在2017年3月7日向其借款10万元过桥资金，目的是清偿沭阳农商行的贷款10万元，故两笔借款的借款目的、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均存在高度一致性，而司丽未能提供其向范高进现金交付借款的有效证据，且司丽和王某刻意隐瞒双方在2017年3月7日至10日的转账往来，隐瞒王某向范高进出借10万元款项的来源，加之司丽在与范高进的借款往来中存在退还假借条的不诚信行为，其陈述的可信度低，综合分析本案现有证据，当日仅发生范高进与王某之间一笔10万元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司丽与范高进之间并不存在10万元借贷关系，故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应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予以侦查。

‍*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

唐青林律师，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农业部、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相关工作20年。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志愿专家（2023-2028）、北京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美国国务院国际领导者访问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s Leadership Program，简称IVLP）访问专家（知识产权方向）。

唐青林律师擅长重大疑难案件诉讼与仲裁、公司法（公司诉讼和公司治理、公司并购重组）、知识产权法（商业秘密）、刑事辩护（主要包括金融犯罪、公职人员犯罪、企业家犯罪）。

唐青林律师公司法领域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过《公司保卫战》《公司控制权争夺战》等十多本法律实务著作，在商业秘密领域出版过《商业秘密案件裁判规则》等三本著作，办理过39起在各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唐青林律师长期关注公职人员犯罪、企业家犯罪领域研究。办理了大量涉及公职人员和企业家犯罪的案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过四本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实务著作，包括《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出版；《职务犯罪难点要点剖析——程序辩护卷》（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出版；《职务犯罪难点要点剖析——定罪卷》（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出版。

唐青林律师作为法律专家嘉宾受邀参加CCTV法制专题节目“大家看法”节目，对相关法律事务进行点评，唐青林律师多次被《新华社》《人民网》《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中华英才》《企业观察报》、《中国贸易报》等全国专业性媒体广泛报道。

唐青林律师曾经在《法学研究》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发表论文，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防范风险》2008年起连载于《法制日报•周末版》。

李舒律师，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先后任某上市公司法律事务负责人、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李舒律师擅长处理公司法律事务（含公司常年顾问、公司改制和控制权争夺等）、商事争议解决（含诉讼和仲裁）、强制执行与资产处置、金融与投融资、破产重整等领域的法律事务。执业以来，曾为数十家中外大型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擅长从实现委托人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就疑难复杂案件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参与办理各类案件总金额达数百亿元。

李舒律师对公司、金融、借贷、担保、执行及刑民交叉等领域有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主编《担保纠纷疑难问题及诉讼实战指南》《财产保全与强制执行》《公司诉讼疑难法律问题解读》等。

李舒律师在其长期关注的民营企业家权利保护领域和涉民营企业家财产纠纷和处置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整体解决方面，对相关法律问题和司法政策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有诸多成功案例，2019年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民企产权保护政策汇编与解读》。

李舒律师与国内外媒体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并就诸多法律实务问题接受数十家国内外著名媒体采访，曾受邀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华融、际华集团等机构为各界讲授法律实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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