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进攻独山时我的亲身历见

日寇进攻独山时我的亲身历见

马光中

1944年冬，日寇由湘桂路及黔桂路直窜到贵州的独山。那时，我在国民党的工兵学校任军医，携带着岳母、妻子及 两男（长7岁、次4岁）两女（两岁多的一对双生）共7 人，千辛万苦地随着大批难民逃到贵州独山县属的上司以北 数公里处。由于那时候情况十分紧急，日寇的追兵不久即 到，国民党的独山守军便不顾大批难民及零散军人的生死， 开枪射击，不准通过。我们一家大小只得随着大批难民在公 路左侧的小山丘脚下露宿一夜。

次晨，我突见一队头戴钢 盔，足穿黄色深筒反皮鞋，身背较长刺刀的步枪的军人（与 那时中国兵装备大不相同），由上司向独山方向前进，我即 小声地叫道：“呀！日寇到了！”当时即全身隐藏于棉被内， 靠着小山丘脚横卧于地下。岳母与我妻便面向公路，背靠着 我躲藏的棉被坐着啼哭，并小声喊着：“小啊，小啊(我们 在上司挤丢的次男的小名）”以对我加以掩护。

这样，由清 晨一直熬到下午，我在被内只听得外面开箱取物声，打杀惨 叫声，人马喧闹声……不绝于耳。我妻边哭边小声地警告我 说：“不要动啊！这前后附近的中国军人被他们（指日寇） 发现都被活活地打死了。”我们就这样由清晨直呆到下午大 约四、五点钟，突然有一个身挂长腰刀的日寇。可能发现点 异常，就走到我隐藏的被子边，将我的被子揭开，我岳母及妻子惊恐万状，连忙跪下恳求道：“先生，他是一个医生，不是当兵的，你们看箱内还有一些医疗器械，你们的先生们 还拿了一些去吃呢！”那日寇听了不知懂还是不懂，便在我 的上衣口袋搜了一下，身上也摸了一下，然后又偏着头想了 一下，便将我的棉被盖上，放过了我。

我经过这一险关，胆 子就大了一些，便叫我妻到附近公路上拣来一条便裤，加上 在上司山谷中拾到的一件学生上装，我全身上下都换成了便 衣，从而我才敢从隐藏的棉被内出来。出来后，只见日寇的 大队人马正向独山方向行进，我们便不敢再向独山方向逃 跑，只得带着一家老小向来时的上司方向回转。大约走了六 七里路的光景，将到上司街上时，天已黄昏，远远地看见上 司街上燃烧着一堆堆的大火，还有三三两两的日寇在街上走 动。我们不敢进街，便由上司街的右侧进入田野间。

那时已 是初冬，禾苗早已收割，水田已经干裂，只剩下三五寸长的 谷桩。我们走到离上司街上约两里左右的田间，找到了两张 大席子，一头搭在田坎上，一头放在田里，这样斜盖着，一 家人便藏身其内准备过夜。谁知那一夜真不平静，零散的日 寇频来搜查，把我身上稍微有用之物都搜去了。先是钢笔、 钱包等，后连裤腰的皮带也被劫去。最后一个日寇搜不到我 的东西，便将我押到上司街上。只见街心用拆毁当地群众房 屋的木料烧了一堆堆大火，押我的那个日寇，要我把火堆旁 的一挑百余斤的谷子担走，我说：“我担不起。”该日寇就 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再说担不起，就又是一个耳光， 这样在我的两颊连打了六七耳光，见我仍站着未动，大概是 估计我确实担不起吧，便未再打了，于是又来搜我身上，先 在外衣口袋内没有搜到什么，便将我的外衣扯开，见里面穿的是军服，该日寇便对我狞笑起来。

此时，原在火堆旁蹲着 烤火的一个日寇突然站了起来，将我往火里一推，我本能地 顺势大步垮过火堆，那日寇又迅速从火堆里抽出一根半烧着 的木棒，向我的头上横打过来，我又本能地将头向左一偏躲 了过去，顺势跄跄跌跌地跑了几步，只见街的左侧有一板壁 巷道，便钻进巷内，又快跑了二三十步，便到了巷外的田 边。在野外找到了我的妻儿和岳母，向妻简述了我被抓去的 经过，并问她道：“我去后，你被他们侮辱过吗？”我妻答 非所问，只哀伤地说：“唉！好冷啊！”那时一家都是战战 兢兢，也无心细问，加之疲倦万分，一会儿都睡着了，不觉 天已黎明。

天明后，附近有一个约四十岁左右的难民妇女，走来对 我妻说：“喂，大嫂，我想请你的先生同我一起到附近再拣 两张芦席，我们两家共同遮盖，好吗？”我妻听了犹豫不 决，那妇女又说：“不要怕，我保得你的先生去，保得你的 先生回”。我妻为了更好地隐蔽全家及遮蔽风雨，便答应我 同她去。我同那妇女走了约三百米远，便拾到一张芦席。该 妇女顶着席子一头走在前面，我顶着另一头走在后面，这样 走了几十步，便见不远处有两名日寇向我们走来，该妇女便 放慢了脚步，当那两名日寇走近我们身边时，那妇人便在前 面停着不走，以待日寇过去，我顺势在该妇女身后蹲了下 来，并用芦席遮住我的身后。不料早已被发现，两个日寇吼 着要我出来，我只得站起来，他们一个手执上刺刀的步枪斜 对我的背后，一个举着一把刺刀迎向我的头部，就这样强行 将我拉走了。我妻远远见了，跪在地上号啕大哭，以示恳 求，但日寇毫不理采，我与妻儿岳母便活活地拆散，至今音信渺无。

我被押到附近约两里多路的一个村庄内，那里还有被拉 来的老少男子十多人，估计日寇大约有一个班人住在那里。他们当晚将七八个“汗锅”(即打在每个士兵背包上的饭 盒）用一根粗长树枝穿了，架在柴火上烧，这样把饭菜一起 烧熟。次晨黎明吃饭时，他们给每个被抓来的中国“苦力” （日寇对我们的称呼）一汗锅盖大约不到二两米的饭，上面 撒上一点盐粒当菜，吃了以后，就押着我们去抬担架。我们 被抓来的，几乎都是老幼病弱或斯斯文文的人，日寇见了也 知道我们的力气不大，便命我们四人抬一付担架，记得我抬 的那付担架，一个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一个是十四岁的小 孩，还有一个是在工兵学校当司书的廖某，同我一样，也是 没有出过力的斯文人。我们每付担架的一头，有日兵押着。我们被押着沿原来我们被拉来的道路回转。担架上睡的是一 个日寇的伤兵。

当我们走到原先与家人栖身之处时，只见地 上丢着一个死婴，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双生女儿之一，其 余老小巳不知去向。此情此景，使我内心万分悲痛，但也无 可奈何，因那时还被押着抬送担架，身不由已。只得含悲忍 泪随队前行，心中总是希望途中能遇到我失散的亲人。我们被押着日夜不停地向广西方向行进，仅在我们十分 疲劳不能支持时，才让我们在野地里休息一下，露宿两个小时 后，便催着“开路”。有时我们因为又饿又累，身体困倦巳 极，听了日寇的叫喊也不理采，仍然睡着不动，日寇便执枪 威胁说：“再不起来开路，就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我们疲 倦不堪，实在不想再动，便回答：“死了死了的算了”，日 寇便真的子弹推上膛举枪瞄准。那时日寇杀一个中国人真比

杀一只鸡还容易，我们为了活命，只得爬起来又挣扎着上 路。这样昼夜不停，大约走了五六天，才由贵州省独山县属 的上司、下司、麻尾走到广西边境的六寨。又由六寨穿过广 西南丹全境到广西的河池县。初行两天行进较急，日夜不 停，仅如上述只在途中露宿二三小时，便催着赶路，但因均 系老弱及饥饿疲劳之人，又抬着沉重的担架，故走得也不甚 快，后几天又较缓些，可能是已离独山前线较远且战争呈胶 着状态吧？！押我们的一班日寇，夜间便押着我们到南丹， 池河两县的农村庄内住宿，村里的群众已逃光。有时白天休 息时，还押着我们三五个“苦力”跟着他们到村里去搜劫 （日寇称为“缴划子干活”），将抢来的粮食及耕牛要我们 弄回，以供他们食用。

有一天，在休息的村庄的院坝中我看见捆绑着一个年青 力壮的农民，手脚都被捆在一根木桩上不能动弹，日寇凶神 恶熬地拿着一根粗木棒对那个农民劈头盖脑地打下去，不几 下就将那个青年农民的头打破，垂了下来，就这样活活地打 死了。其状真是惨不忍睹。日寇的凶残，可见一斑。作为一 个中国人，见到自己的同胞被日寇无辜屠杀，真是气愤万 分，但因自己的生命也朝不保夕敢怒而不敢言。

大约走了五六天，一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 河池县城附近，可能该地设有日寇的医疗机构。放下担架 后，日寇允许我们在附近活动。我到外面走了约几十步，忽 见路边有一处巷道形的山洞口（广西河池以下独立或联接的 石山较多，有的石山上面相接，下面开阔如石巷或石洞）， 我便迅速钻进该洞，见洞中弯弯曲曲，上面及前面仿佛有 光，便赶紧向洞的深处奔走几步，忽闻洞外有两声枪响，我恐怕日寇发现，便又向前奔跑，跑了几步就看见了出洞口， 我立即跑出洞外，稍松了一口气后，又走了约一里多路，便 到了金城江边。

后来，我在金城江河岸的半坡上找到一个山洞，同另一 个难民在洞中躲了约半个多月。白天藏在洞中，夜间才敢出 来在荒弃的土地里挖些生苕、花生等充饥。后来随大批难民 千辛万苦地逃到长沙时，日寇已经投降。

倭寇在湖南的杀人地，当年此处叠满了被狗子杀害的中国人尸体。图片来自百度。

本文节选自

1989年10月黔南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黔南文史资料 第7辑 日军入侵贵州 黔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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