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如何走向循证决策

■学校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应树立强烈的“证据意识”，尤其在涉及重大决策和改革时，要坚决避免单纯凭激情、靠经验的工作模式，坚持“无证据，不决策”的原则，推动由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转型

■需要进一步改进数据条件，建立起校本决策数据支持系统。这样的数据系统，就数据内容而言，除了常见的学生学业表现数据外，还应该包括学生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各类学校管理要素的数据

尽管诸多的学校管理者都宣称自己是科学管理的践行者，但就其管理思路和管理举措而言，仍摆脱不了经验管理的窠臼。这就使得在现实的学校管理中，虽然存在着林林总总的改革举措、花样迭出的“教学模式”以及层出不穷的规章制度，却鲜有学校管理者能精准回答这些改革与管理举措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其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是什么。一些学校管理决策是基于对“热点”的追逐、经验的判断甚至是“看上去很美”的情怀而完成的。如何提升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科学决策水平，仍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急需着力解决的重要议题。

何为循证决策

简单而言，所谓循证决策就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决策，即决策者通过收集与评估高质量的证据，将决策建立在科学的证据基础之上，以改变传统管理决策中因过于依赖主观经验而导致的决策偏差、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效果不佳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临床医学领域的循证医学，要求医生们根据研究所获得的“最佳证据”进行治疗，从而使“最好的研究证据与临床专业技能、病人的价值观三者整合起来”，进而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这样的思路及方法迅速向其他领域渗透，形成了席卷全球的“循证思潮”。1996年，剑桥大学教授大卫·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首次提出了“循证教育学”（evidence-based pedagogy）的概念，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也应该像循证医学一样，严格遵守循证研究证据来改进教育实践。上世纪末以来，“循证”的理念得到了西方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的普遍认可，教育循证研究与改革不但推动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转型，也深刻地影响了教育决策的思路和方式，提升了教育实践工作的科学品质。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循证改革有效地整合了科学研究与实践改进的力量，具有鲜明的“理实结合”特征。以2007年欧盟委员会教育、视听教学及文化执行署发起的“为了学生学业的领导力改进”项目为例，这个项目联合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力量，共同探究学校领导力与成绩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及学校领导的改进之路。该项目不但发现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且通过进一步的证据收集和评价，为实践的改进提供了扎实的决策依据，实现了教育研究、教育政策和教育教学实践的良性互动。

正因如此，教育循证改革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伯特·斯莱文（Robert Slavin）教授和南希·麦登（Nancy Madden）教授发起的“为了所有人的成功”循证改革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对学生阅读的评估与干预，将学校改进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证据之上，形成了包括学校决策、教学改进、家校合作、教学研究在内的学校改进的系统性举措，使参与这一项目的众多学校均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效。

科学决策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教育管理者越来越重视科学证据在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创新科研范式和方法，特别强调了“加强实证研究，坚持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对重大问题持续跟踪，注重长期性、系统性研究”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探索基于科学证据的决策和管理模式，这无疑对提升我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科学品质，推进教育管理的科学化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而毋庸讳言的是，囿于我国教育管理者长期依赖主观经验进行决策的思维惯性，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在探索循证管理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认识误区和不足。一些学校管理者虽然尝试着将决策建立在证据之上，但对于何种证据才能用于科学决策却并不明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把观察、访谈、个案甚至自身经历作为证据用于决策，这就难免又会回到了依据主观经验进行管理决策的老路。

因此，在循证决策的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要素不是有没有证据，而是证据本身的质量。实施真正的循证决策，要求管理者将决策的过程建立在经过科学检验、高质量的“最佳证据”之上。在西方的教育循证改革历程中，人们对于何种标准的证据才能作为决策的证据，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以美国为例，2016年美国联邦教育部出台了《非监管性指南：使用证据去强化教育投资》文件，将可以用于决策的证据分为4个等级，即高强度证据，主要通过设计和运转良好的大规模随机“实验研究”获得；中等强度证据，主要通过设计和运转良好的大规模“准实验研究”获得；具有可能性的证据，主要通过设计和运转良好的、控制取样偏差的“相关性研究”获得；呈现的原理，主要通过能够解释教育干预对结果影响原理的“逻辑模型”来呈现。在这些证据中，实验研究和准实验研究证据的强度较高，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甚至被定义为教育循证改革和决策过程中的“金标准”。

以这样的标准检视我国中小学管理过程中的循证决策，我们会发现，许多学校在证据质量方面难以令人满意。当前，一些中小学管理过程中常用的决策证据仍以个人经验、个案及设计不甚严谨的调查观察为主，这类证据由于过于依赖管理者个人的主观判断，且很难在大范围内得到重复验证和使用，很难满足循证决策对于证据客观性、科学性和稳健性的要求，也就难以作为循证决策的证据使用。提高决策证据的质量，仍是推进教育循证改革过程中的核心任务。

如何为管理决策寻找高质量证据

尽管循证决策对于证据有较高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在缺乏高质量证据的情况下就无法进行循证决策。2019年，罗伯特·斯莱文教授来华访问期间，曾就如何在中国推进教育循证研究与改革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应该先把这项工作做起来。在初始阶段，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可能难以获得优良的研究条件和高质量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开展一些降低了严谨性要求的研究和探索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研究者应该和一线的教师及决策者紧密合作，让证据服务于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的教育循证改革之路。

第一，学校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应树立强烈的“证据意识”。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工作虽然在科学化水平上有所进步，但一些中小学的管理决策还处于“前科学”阶段，一些改革和决策都是基于经验、情怀而非科学的证据。这就要求学校管理者在推进教育循证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手段，实现科学发展。尤其在涉及重大决策和改革时，要坚决避免单纯凭激情、靠经验的工作模式，坚持“无证据，不决策”的原则，推动由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转型。

第二，需要进一步改进数据条件，建立起校本决策数据支持系统。这样的数据系统，就数据内容而言，除了常见的学生学业表现数据外，还应该包括学生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各类学校管理要素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学校应逐步形成和完善纵向跟踪数据系统，以更好地监测评估相关教育教学及管理举措的增值情况。

第三，强化与专业研究力量的合作，提升决策的科学品质。循证决策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而依靠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提供科学的决策证据，进而改进政策与实践，是西方教育循证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中小学既可以通过寻求专业机构和人员的帮助，直接借助专业力量解决决策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也可通过强化学习和专业培训，通过获取既往研究中的相关证据，间接性地利用专业研究力量辅助决策。中小学还应当大兴校本研究之风，努力掌握基本的循证研究方法和技术，运用现代化的决策工具，将学校的管理决策建立在扎实的校本教研基础之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循证决策虽然高度重视证据的获得和使用，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学校管理决策是完全排斥管理者的价值观和个人经验的。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循证教育应该由“实证证据”和“专业智慧”两部分构成。这意味着，在学校管理决策中，既要高度重视证据，将获取和应用高质量的证据作为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但也不能完全被证据牵着鼻子走，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管理决策的水平。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报》2024年04月10日第6版

作者：姚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