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收藏！《南方周末》记者支招：如果不能暴露身份，该如何获取信息

来源 ｜ 深度训练营

郑丹

现任《南方周末》记者，前《中国经营报》记者，主要关注社会热点及突发事件，撰写过多篇调查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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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碰这些选题，做之前明知道它可能会很难，但还是想碰一下，哪怕它只冒出来一个尖，”郑丹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要不断地“刺痛”社会的阴暗面，“有些事情不应该被忽略，不能让它不被知道 ”。

这篇报道的线索，最初是我朋友陶书宁提供的，当时得到的信息非常简单：未婚先孕的37岁上海女子邱佳红生下一个孩子，被医院告知是死胎。但就在分娩前一天，一个叫陈美凤的老人打电话问她这个孩子卖不卖。几个月后，邱佳红突然觉得不对劲，雇了两个私家侦探去调查，结果他们在陈美凤家里发现了一个东南亚代孕妈妈窝点，之后警方予以立案。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狗血的选题，但牵扯到代孕，就具备公共价值，所以决定去上海见一见邱佳红。我当时没抱什么希望，只想到了两条采访路径：一个是去她分娩的医院，证实这件事是否属实；二是与邱佳红一起去派出所询问案情，我觉得能够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就好。

见到邱佳红、听她讲述整件事情后，感觉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首先，据邱佳红说，警方曾告诉她，此案已涉及20个孩子；第二，邱佳红与男朋友的关系有些奇怪，且为什么分娩四个多月之后，才想起之前那个老人的电话可能有诈？我猜想，可能是邱佳红因为私人关系没有处理好，于是想找媒体爆料。

之后，我和邱佳红的私家侦探、律师都聊了聊，也看过陈美凤窝点的一些视频，综合下来，我判断陈美凤是在做与代孕有关的生意。为进一步印证这一判断，我和提供线索的朋友假扮夫妻，踏上了去陈美凤老家福建莆田的路。

到达莆田的第一天，我们在一个村民的带领下找到了陈美凤所居住的单元楼，始终无人应门。第二天中午，我们向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打听陈美凤，对方正好认识她，并领着我们去前一天去过的楼栋里找，还是找不到陈美凤的家人。

好消息是，这位老人后来带我们去了陈美凤老公武玉嶂的哥哥家里。通过他哥哥，我们才有机会见到武玉嶂。

这篇报道的实习生郑彩琳是莆田人，她建议我们等她到莆田后再开始采访，因为考虑到我不会说莆田话，万一遇到危险，会很难处理。但我当时我满心想的是，“如果这个时候不采访，之后有变故怎么办？”做记者有点年头后，发现很多时候都只有一次采访机会，你没抓住，下一次采访对象可能就不会配合了。所以，我们当即就去见了武玉嶂。

我与陶书宁假扮成夫妻去找武玉嶂。见到武玉嶂后，我哭着跟他说，“我和我老公生不了孩子，家里又要得比较急，我们这次是来莆田进货的，顺便就想看看能不能找个孩子。”他本来不承认自己做代孕，但我们赖着不走，陶书宁还问了一些进货做生意的事情。这样聊天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武玉嶂承认自己过去做过代孕，并说了一些细节。我这趟莆田之行算是完成了任务。

为了获得事件中每一方的信息，我在结束出差前，临时决定去一趟位于杭州市、邱佳红分娩的浙江美福宝医院，邱佳红因故不能带我去医院，我有点不甘心，还是决定去一趟。出发的前一天晚，我和郑彩琳还认真商量了一会儿，到底应该把哪些东西放在外面，哪些东西带进医院里，是否会有不测……我们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到了医院后，工作人员说院长不在，我就坐在窗边等，直到院长来询问我的身份。这次，我装作邱佳红的妹妹，在北京律所工作，“受姐姐的托付而来，就是想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套话连我自己都不信，但当时脑子里只能想到这个，其他人设没法直接问到主题。

幸运的是，院长表现得很坦率。“今天我就把这件事来龙去脉给你说清楚。”他直言，邱佳红的说法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并向我介绍了邱佳红的情况：她一开始是冲着打胎来的，先在网上咨询这里能不能打胎，之后来过两次，才决定要做引产手术。

“这些情况在病历上都写得一清二楚，”和我见面时，院长还提到一些有关代孕的信息，比如陈美凤之前卖的孩子有多少是在他那儿出生的，但他并不知道这些孩子是贩婴，只知道是代孕。他强调代孕只是违法，但不属于犯罪。

至此，我才知道关于邱佳红的另一个“真相”。

2023年夏天，在福建沿海地区，一支追着“杜苏芮”（2023年第5号台风）跑的救援队引发关注。我当时正准备写他们的故事。一天晚上，这支救援队的队长听朋友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的一个小村子，一共30余人，被洪水冲走了15个，回来7人，8人失联。

在传统认知中，“南涝北旱”是我国气象的一大特点，但随着极端天气日趋频繁，东北地区也在2023年也出现了洪水，这并不常见。通过实习生的帮忙，我们确认了这个村子是东京城镇的大西屯，准确地说，那里是一个小林场。在结束“救援队追风”选题后，我就将关注点北移至大西屯，想记录下这个人口稀少的偏远村庄在洪水面前遭遇的影响。

由于网上信息不多，8月17日晚上，我直接先到牡丹江城镇。入住的酒店老板告诉我：“你运气很好，要是早来一天都没有房间，因为救援人员和救援兵团刚刚撤离。”

第二天早晨，我先在快手上搜索了有关大西屯的内容，私信了当地的一个志愿者，他回复了我。这位志愿者之前也发过有关大西屯的视频，但是很快被要求删掉，心里憋屈。得知我是记者，他立马就答应可以带我进大西屯。

随车去往大西屯的路上，我很紧张，因为路上有一些公务用车，我一下车拍照片，就有工作人员来问我在干什么，不要逗留。

在大西屯，我见到了陆老六。和屯子里其他村民一样，陆老六此前也发布了一些记录水灾的短视频，后都收到删除的通知。所以他见到记者不屑一顾，直接说“记者来了也没用”，不愿配合采访。他告诉我，自己的老丈人住在牡丹江城镇，这一次也经历了洪水。拿着他给的地址，我找了过去，地址竟然是错的。

就在这个错误的地址上，我遇到了一位老家在大西屯附近的居民。保险起见，我不再把“记者”挂在嘴边，谎称自己是基金会的志愿者。没想到这位居民非常热心，“你愿意帮大家，我们也愿意帮你。”他喊来自己的哥哥（下称“张哥”）来帮助我。

张哥对大西屯的洪水情况很是熟悉，他答应带我再去一趟大西屯。但那天大西屯的情况还是很紧张，路上一直有警车把守，根本没有下车的机会，只得无功而返。

大西屯地理位置偏僻，处在张广才岭的深处，其“两山夹一沟”的地形也导致这里的洪水最猛。据村民们说，这里管辖权模糊，属于“上下两不管”，洪水来临前，这个小屯子并未及时接到通知，最终两波洪水来袭，8人死亡，几排房屋几乎全部被抹平。

第一次跟着志愿者去到大西屯时，我心想，遇难者家属应该有表达诉求，这对开展采访是有利的。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很多人不敢与记者接触，只有一个叫付洪历的女人愿意把她的电话留给我。

在这轮洪水中，付洪历的姐姐付洪梅遇难。第一次见到付洪历时，她姐姐的遗体还没找到，天色变暗，带我来的志愿者也要回家，我只好跟着返回镇上。

出了大西屯，我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再进来，当时也在考虑下策——写一篇短稿，至少能呈现这里的受灾情况。第二天，我给付洪历打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遇难者遗体一直找不到，政府好像也放弃寻找，她看不到希望。我与她在镇上又见了一面，她跟我讲述姐姐和姐夫的生平过往，讲得很细腻，我跟着哭了好几次。

那晚天气很冷，付洪历穿的单薄，我担心她会感冒，聊完之后，顺便借给她一件衣服。这样一来，在御寒之外，她可能会想着还给我，还能见一面。

果然我们因为这件衣服又见面了。在第二次采访时，付洪历透露，还有一户逝者家属的赔偿没有谈拢。当晚，我通过人要到了那位逝者女儿孙波的电话。

次日早晨，我拨通孙波的电话。她告诉我，现在政府一口咬死只赔十几万块钱，她生气地说，如果我真的能报道这个事情，她会配合我。但那天下午，政府的人又找家属们谈话了。后来回我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自称是孙波的哥哥。在他这里，我基本没得到有效信息。孙波的顾虑占据了上风，她很快反悔，拒接我电话并拉黑微信，不留一点沟通的余地。

我还去镇上参加了一场葬礼。那家人也来自大西屯，70多岁的老奶奶和22岁的孙女遇难。家属一听我是记者，二话不说就要赶我走。我当时想了一招，“能不能让我给这个孙女上个礼钱？”通过这种方式，我辗转添加了一个家属的微信，对方后来推荐的人，又给我提供了家属与政府谈判的协议。虽然谈判相关内容最终没有出现在刊发稿里，但我觉得，在采访调查层面，做到这一步是很必要的。

那些天，像这样的葬礼有几场，我参加了其中两场，在殡仪馆等候尸体火葬，然后跟着去吃丧饭，也多次坐大巴车往返于牡丹江城镇和大西屯之间。尤其前几次，我也不知道再回大西屯又该往哪走，很多采访都是这样，到了现场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

印象深刻的是，在一趟大巴车上，我遇到一个叫常洪春的老人。我感慨道，大西屯死了这么多人，也没个说法，我作为记者，就想来采访报道这事。常洪春很爽快，直接带我去家里深聊，在他的讲述里，大西屯的村民们平时会组织一起跳舞，邻里关系和谐。

组织大家跳舞的是徐大江和徐二嫂。一天晚上九点，我和徐二嫂聊了两个小时，她哭着向我讲述了大西屯的往事，她说，如果不是看在我真心想为大西屯做点事情的份上，根本不会搭理我。

当然，这篇报道刊发后，虽然最终未必能帮到大西屯的人们，但能做一个记录也够了，在我看来这就是记者该做的事。我只能安慰自己，我做了我该做的，至于结果，我改变不了。

这篇报道是我大二时写的，当时得知有一个叫王家新的男孩在南昌恒茂梦时代广场（下称“梦时代”）跳楼。我当时就想搞清楚他为什么跳楼，仅此而已。

顺着网上暴出来的信息，我一步一步摸到了王家新的家庭住址。去的时候，他们家的门紧锁，我就敲了对门邻居家。但邻居与王家新一家不是很熟，这一趟基本没什么收获。

出小区之后，我意外遇到了王家新的母亲、哥哥和前来调查的警察。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得知有一个女孩在事发前曾登录王家新的QQ号。哥哥当时给警察报了这个女孩的电话号码，我就赶紧记下来，并在当晚添加为微信好友。

这个女孩叫文文（化名），后续几天我们一直在聊。除了与文文聊，那段时间，我经常拎着水果往王家新的家里跑。他的母亲一见我就哭，倾诉欲很强。当时也没有带着明确的采访目的，更像是在聊天，聊着聊着，我知道王家新的家人在寻死觅活地找“梦时代”要赔偿，说是“梦时代”广场上的防护没有做好，但“梦时代”对此没有回应。

王家新的父母后来渐渐绝望了，也不想接受我的采访，觉得没有用。

为了打开突破口，我就约文文一起去看望王家新的父母。

这一次到王家新的家里，他的父母觉得文文当时看到王家新想要轻生的信息后没报警，很不高兴，我就向着文文说话。从那以后，文文明显更信任我了，把王家新的QQ号和密码都给了我。

王家新的QQ号非常阴暗，经常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王家新。他有很多在网上认识的“妹妹”，在“妹妹”面前，他塑造的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暖男形象。但在同学眼中，他极其邋遢，是被班主任打压的对象，总被戏称“王总”。

我猜想，他把现实中遭受的负面情绪寄托在网上，可能是希望在网上得到爱的满足。慢慢地，我觉得自己成了最了解王家新的人，当我非常坚定地要去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全宇宙都在帮我。

我当时采访不到王家新的女朋友，给她写了很多小作文，她都不理我，所以就从其他人那边拿到了王家新和他女朋友的聊天记录。我这才知道，跳楼之前，王家新私自登录了女朋友的QQ号，女朋友知道后很生气，要分手。这对王家新来说是致命打击。

这篇报道操作了近一个月，这期间，我没有想着要做出一个大稿，只是觉得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不能放弃。写完稿子后，我与跟王家新的父母核实了一些采访内容是否有误，他们最后也很震惊，没有想到我能够挖出这么多东西。

我的文章后面附了一个募捐二维码，为他们共筹款1万左右。回过头来看，这篇报道有很多稚嫩和不足之处，但它仍然是我做新闻以来最关键且有成长意义的稿子，甚至就给受访对象带来的实际帮助这一点，也比我后来做的很多报道要强。

A：把他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你的音调可以轻一点，看看能不能试着用缓和一些的方式让对方说。如果时间充裕，那就先花一段时间和采访对象建立起信任感，你还可以与他一起吃饭，看看他喜欢什么东西。

我之前采访拉面哥，他也非常不健谈，后来我发现他喜欢玩单反，我就把我拍的照片给他看，他说我的照片拍得挺好的，问我是怎么拍的，就这个话题我们就聊起来了。与拉面哥聊了几次之后，我知道他心里很痛苦。原来他私底下已经签了一份协议，这成了他的心头病。

不太健谈的采访对象内心可能会比较丰富，你就得牵引一下，让他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这么说虽然有点“恶毒”，但我总会试着共情受访者的情绪。我当时对拉面哥说，“你心里肯定也很着急，这个事情说不定会影响你未来的发展。”他的确心里慌乱，说着说着就哭了。

面对不健谈的采访对象，要看对方的情况，可以先建立信任，试着去找他对什么感兴趣，或者去找容易让他共情的东西。如果时间不太充裕，就直接切入主题，多问一些，他哪怕封闭地回答，也总会给你一个结果。

Q：你之前有提到，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会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那要怎么去选自己扮演的身份，让对方更好地去讲述这个事情？

A：我更多考虑的不是如何让对方更好地讲述这个事情，而是如何更好地让我拿到信息。

比如邱佳红的故事，非常隐私。如果我的身份是一个想找代孕的人，去找医院方是问不到与邱佳红相关信息的，我也问不到陈美凤相关信息，最直接且能深入主题的方式就是扮成邱佳红的家人。

我知道邱佳红的确有一个与她年龄相差较大的妹妹，也比较匹配我的年纪。当然，我也担心，以邱佳红妹妹的身份去医院，在医院方看来像来找茬的，因为邱佳红已经害医院被罚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会说：“虽然与邱佳红是姐妹，但我认为这个事情有点古怪。”总之，这样可以直接问到关于邱佳红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般来说，能够单刀直入地切入主题的身份是最好的。在大西屯的采访中，如果不能说我是记者，那还有什么人可以在这个村子里面晃荡呢？所以我就想到了扮演基金会的人，为了扮演这个角色，我还编了这么一套说辞：“我先去看一下情况，再反馈给我们总部。”当被问及物资能否直接送到，我说自己只是个志愿者，不能做这个承诺。这一套说辞可以支持我去村里采访，因为我是来问灾情的，这个身份做的事情与记者是一样的。

Q：你最后会告诉对方你的真实身份吗？如果不告诉他们，直接把这个信息写到稿件里，会不会涉及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会不会产生一些纠纷？

A：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编辑部有讨论过，的确应该告诉真实身份。在前面讲的大西屯采访中，面对要深聊的村民时，我都会公开自己的记者身份，因为心里到底还是过不了这一坎儿。一般非必要情况，我都不会隐瞒记者身份。

可是就上述代孕选题，再给我一次机会采访，我还真不敢当着他们的面说我是记者，因为一方面，会有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这会影响稿件刊发，我只能够以暗访的这种形式。

代孕那篇稿子里，我最后给派出所所长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我是南方周末记者，但医院和武玉嶂到最后都不知道我是记者。这样实际是有争议的，我能做的就是要把所有证据都保留下来。

在代孕事件中，医院做的是灰色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是履行媒体的监督职能，而追责方是没什么优势的。但是，如果我当时跟他讲我是记者，可能他当即反应很激烈，会把我扣下来或者通知报警，说我冒充记者，用一系列流程调我的身份，那这个报道可能也无法问世。

*图片源自分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