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子杀母”的制度说起

北魏时期，“立子杀母”成了一项法律制度。从道武帝开始，凡是儿子被立为储君的嫔妃都要被赐死。这种制度实行了七代，历经一个世纪之久。从这种制度可以看出权力的任性以及无奈。

“立子杀母”的制度肇始于汉武帝。汉武帝年老的时候，要立年幼的太子刘弗陵，但是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正值盛年，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汉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会出现女主专权的局面，便下令将钩弋夫人处死。汉武帝为自己开脱，说是以前的国家大乱都是因为君幼母壮的缘故。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妻子吕后就有强烈的干政行为，被后代的君主们忌惮。到了北魏时期，“立子杀母”就成了一项法律制度。这项制度是惨无人道的，但就是实行下去，历经七代之久。无论是道武帝的宠妃刘氏，还是孝文帝的爱妃林氏，都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而招致杀身之祸。一时间，宫中女人都不喜欢生儿子，而喜欢生女儿。到了宣武帝时期，由于他笃信佛教，不忍杀生，才废除了“立子杀母”的制度。

幼帝登基，难以从政，必须要一些人扶植，于是就有了外戚干政的情况出现。秦始皇时期确立了皇位继承制，希望自己的子孙统治千世万世。到了汉代，延续了这套制度。一旦皇帝英年早逝，不管其子嗣多么年幼，都会继承大统。汉代好几位皇帝在三十岁左右就去世了，子嗣尚小，登基之后，根本无法主持大局，于是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通过扶植本家势力来掌握政权，于是，外戚的势力就飞速发展起来。皇后并非是民间的秀女，而是出自有功之臣的家庭，因此势力庞大。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有很多封地，实力雄厚，慢慢蚕食东汉政权。

由于外戚干政导致政治局面极不稳定，当然，只是后代皇帝看来不稳定。王莽专政的时候，也不一定弄得不稳定，而是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只是刘秀起兵，反对王莽，才出现了大乱的局面。史书写作始终都是以皇权为主要脉络，并不喜欢以干政的外戚为主要脉络。于是，外戚就成了旁门左道，而皇帝不管多么年幼不懂事，都算是正根儿，正统。改朝换代之后，史书书写立刻转向，以新朝的皇帝为正统，而新朝的皇帝和旧朝的皇帝不是一个姓氏，却能够成为大统的代表，而外戚也和皇帝不是一个姓氏，即便掌权，也是干政，而不是继承大统。这种情况失掉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不和谐的一面。

天下本来是“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可是，自古就有王位继承制，到了秦始皇时期，已经确定为固定不变的制度。即便新皇帝年幼无知，也照样要继承皇位。年幼的新皇帝不能执政，只能凭借母亲或宦官来执政。于是，汉朝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的外戚专政和宦官专权。宦官自不必说，不算是正统，甚至都不是正常人，可是掌权之后，就变成了皇帝背后的操控者。外戚也是如此，主要是新皇帝的母亲做主，带动所有的母系家族成员，让他们都得以显贵。但是，外戚专政并非那么坏，只是被拥戴皇帝的人视为坏罢了。

外戚专政一定会拉帮结派，把整个家族的人都弄进官场，还要结连一气，互相照应。如此一来，就会对朝中的势力形成一定的打击，而且很快就会掌控政权。不这样行不行？当然不行。外戚的发展是建立在朝中皇帝年幼无知的基础上，倘若皇帝年轻有为，外戚就不能干政。毕竟，古代重男轻女，女人不能干政，民间女人不能进祠堂，不能主家。在此思想指导下，皇帝的女人只能在后宫生活，不能到朝堂之上参与政治谋划，也不能“垂帘听政”。可是，偏偏出现了外戚干政的事情。王政君、武则天、孝庄太后、慈禧等，都算是外戚干政的典范。

外戚干政会结连庞大的政治势力，直接控制国家政权。那么，外戚干政能不能出现转机？能不能出现政通人和、万民称颂的景象？当然可以，武则天、慈禧都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都是人们被鼓动之后，发出了一定的赞赏。武则天时期出现了盛世的表现，算是一种社会进步，慈禧掌权之后，如果没有外族入侵，还可以让封建制度持续下去。只是历史的评判者往往视皇位继承权为圭臬，不容许外戚继承大统，也不允许外戚干政。可是，王朝被推翻之后，改了异姓皇帝，史书也就不纠结于外戚了，甚至不纠结于新朝皇帝出身草莽的事实，而是把他们塑造成生下来就有异象的神人，然后继续如此记载下去。

为了限制外戚干政，皇帝不得已确立了“立子杀母”制度，提前除去新皇帝的母后，消除外戚干政的隐患。其实，还是皇帝太任性，却又很无奈。皇帝囿于自身限制，不可能采用民主选举制度，也不可能让有德有才的人做皇帝，也就只能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哪怕这个儿子才一周岁，也要传位给他。为了防止他的母亲干政，就要提前处死他的母亲。是不是惨无人道？是不是一种逻辑诡辩？

难怪那时候宫中的女人不喜欢生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