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写这个话题多少有些感慨。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被地方电视台的记者用摄像头抵着，问你将来想要成为什么。
当时，班主任为了担心我们乱说，比如，我想要成为一个农民工，子承父业之类的，让学校颜面无光，影响招生。
就提前给了我们两个选项，一个是选想成为科学家，还有一个是想成为雷锋，奉献社会。
我偏不合群，就在班里同学都毫无例外的选择想要成为科学家的时候，我选择成为了雷锋。
不久之后，我就去了一个陌生的中学，陌生的环境，名字也改了，与过去斩断前缘，全身心投入到题海战术里。
直到我拿了工学博士学位，我才意识到，其实大部分声称想要成为科学家的，并没成为科学家，连个科学爱好者都算不上。
而很多在科研系统工作的人，也并非是科学家，他们其实是工程师，或者是官员。可能他们生命中的某些瞬间是科学家，但是不长，大部分时间就是个工程师或官员。这句话，可能有些得罪人，不过应该是真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误入媒体行业之后，我在媒体上浸淫的时间，都远远多于科学。
而科学家的养成，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科学趣味，这个从小就要养成。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那个未来科学家的家里就要有人是科学家，这还不保证，孩子的兴趣一定是科学的兴趣。他也可能慢慢走偏了，成了高晓松或者朴树。
当时，香港媒体也问当地小孩同样的问题，你未来梦想成为什么？答道，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普通人。一时成为一段佳话，内地的父母才意识到，香港的孩子相对来说，没那么卷，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崇高的语言。
但是不管怎样，可能我们绝大多数，对于那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抽象的，而不会像是我想当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这样具体。
坦白说，我自己也是第一天知道，中国还有个农业发展银行的。
男孩说，“我想当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爷爷是行长，我爸爸也是行长，我妈妈是副行长，我也想做行长，好继承我们家的家产！”
童言无忌也罢，这本身却象征了一种阶层固化。
因为银行行长这个职位，更多的意味着权力，而非天赋，而且也很难通过教育体系来训练而成，我们没有一门课，没有一个专业是教学生如何当好一个银行行长的。
不过，也是一件好事，现在毕竟不是那个以自己祖孙三代赤贫为光荣的年代了。
尽管农发行的相关人员解释，“这是某支行行长的孩子，他的爷爷是支行的普通员工，已经退休近20年了，他的妈妈是普通的科级干部。”
而县城的科级干部，很有可能就是个副行长的级别。男孩爷爷尽管退休了，之前在银行系统的职位，恐怕也不低。
男孩位列银三代。
胡锡进对于此事的评论，让人失望，他暗示，“男孩似乎是在‘造句’，他可能加了虚构”。这让我们不禁怀疑，胡锡进近来与极左力量对抗的那些言论，到底是不是由衷的。
说起职业的承袭，其实胡锡进的女儿，胡维佳女士，高考失利之后，复读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后来进了汉办，在美国俄勒冈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后来也进了胡锡进所在的单位，环球时报，成为了一名记者。
胡维佳成为了第二个“环球胡”。
在网上看了一些胡维佳女士的言论，如“我觉得如果我说我自己爱国是不是有点假”。
这种绕来绕去的风格，像极了胡锡进。
之前，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曾经说过：“我现在也觉得美国很好，如果给我选择的机会，我很可能选择生在美国！”
胡维佳进环球，程序上大概问题不大，可质疑的空间不大。
包括那个说想要当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的男孩，大概率说的也是事实。
我并不反对职业世袭。不然就没有百年老店，没有科学家、艺术家了，若非父辈一点点的从小开始的言传身教，子代很难绕开很多弯路，在职业的发展上，快速有所建树。
我反对的是非天赋、非才能式的职业世袭，反对的是周公子，北极鲶鱼的那种情况，因为一些职业，它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天赋、努力以及教养，它更多的是权力以及运气的组合。
这才是我们真正担心的，而这一类的情况，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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