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个话题多少有些感慨。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被地方电视台的记者用摄像头抵着,问你将来想要成为什么。
当时,班主任为了担心我们乱说,比如,我想要成为一个农民工,子承父业之类的,让学校颜面无光,影响招生。
就提前给了我们两个选项,一个是选想成为科学家,还有一个是想成为雷锋,奉献社会。
我偏不合群,就在班里同学都毫无例外的选择想要成为科学家的时候,我选择成为了雷锋。
不久之后,我就去了一个陌生的中学,陌生的环境,名字也改了,与过去斩断前缘,全身心投入到题海战术里。
直到我拿了工学博士学位,我才意识到,其实大部分声称想要成为科学家的,并没成为科学家,连个科学爱好者都算不上。
而很多在科研系统工作的人,也并非是科学家,他们其实是工程师,或者是官员。可能他们生命中的某些瞬间是科学家,但是不长,大部分时间就是个工程师或官员。这句话,可能有些得罪人,不过应该是真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误入媒体行业之后,我在媒体上浸淫的时间,都远远多于科学。
而科学家的养成,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科学趣味,这个从小就要养成。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那个未来科学家的家里就要有人是科学家,这还不保证,孩子的兴趣一定是科学的兴趣。他也可能慢慢走偏了,成了高晓松或者朴树。
当时,香港媒体也问当地小孩同样的问题,你未来梦想成为什么?答道,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普通人。一时成为一段佳话,内地的父母才意识到,香港的孩子相对来说,没那么卷,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崇高的语言。
但是不管怎样,可能我们绝大多数,对于那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抽象的,而不会像是我想当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这样具体。
坦白说,我自己也是第一天知道,中国还有个农业发展银行的。
男孩说,“我想当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爷爷是行长,我爸爸也是行长,我妈妈是副行长,我也想做行长,好继承我们家的家产!”
童言无忌也罢,这本身却象征了一种阶层固化。
因为银行行长这个职位,更多的意味着权力,而非天赋,而且也很难通过教育体系来训练而成,我们没有一门课,没有一个专业是教学生如何当好一个银行行长的。
不过,也是一件好事,现在毕竟不是那个以自己祖孙三代赤贫为光荣的年代了。
尽管农发行的相关人员解释,“这是某支行行长的孩子,他的爷爷是支行的普通员工,已经退休近20年了,他的妈妈是普通的科级干部。”
而县城的科级干部,很有可能就是个副行长的级别。男孩爷爷尽管退休了,之前在银行系统的职位,恐怕也不低。
男孩位列银三代。
胡锡进对于此事的评论,让人失望,他暗示,“男孩似乎是在‘造句’,他可能加了虚构”。这让我们不禁怀疑,胡锡进近来与极左力量对抗的那些言论,到底是不是由衷的。
说起职业的承袭,其实胡锡进的女儿,胡维佳女士,高考失利之后,复读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后来进了汉办,在美国俄勒冈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后来也进了胡锡进所在的单位,环球时报,成为了一名记者。
胡维佳成为了第二个“环球胡”。
在网上看了一些胡维佳女士的言论,如“我觉得如果我说我自己爱国是不是有点假”。
这种绕来绕去的风格,像极了胡锡进。
之前,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曾经说过:“我现在也觉得美国很好,如果给我选择的机会,我很可能选择生在美国!”
胡维佳进环球,程序上大概问题不大,可质疑的空间不大。
包括那个说想要当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的男孩,大概率说的也是事实。
我并不反对职业世袭。不然就没有百年老店,没有科学家、艺术家了,若非父辈一点点的从小开始的言传身教,子代很难绕开很多弯路,在职业的发展上,快速有所建树。
我反对的是非天赋、非才能式的职业世袭,反对的是周公子,北极鲶鱼的那种情况,因为一些职业,它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天赋、努力以及教养,它更多的是权力以及运气的组合。
这才是我们真正担心的,而这一类的情况,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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