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赵元任、钱穆老师的史学家吕思勉和他的中国史著作

中国的新史学，王国维、顾颉刚是开山之人和奠基者。

之后，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史学家，皆有影响不小的中国史著作问世。之前，已用若干文章介绍过。关于新史学，有一个人不能遗漏，这就是赵元任、钱穆都师从过的史学家吕思勉和他的中国史著作。

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说——

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钢鉴辑览》或《钢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顾颉刚对吕思勉及其著作，评价极其之高。他的《古史辨》分量最重的第七册，绝大部分工作，由吕思勉为之。因此，唯此册编著者署名是顾颉刚、吕思勉二人。

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等。1884年生于江苏常州阳湖。

其祖上世代为官。先祖吕宫，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清史稿》中有传。祖父吕懋先，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父亲吕德骥当的官最小，做过江浦的县学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正八品，和县丞一个级别。

到了吕思勉这代，家境已大不如前。他6岁时从同乡薛念辛读书，8岁始读古代史籍。后无力延师，随父母及姐姐学习。15岁时，考入阳湖县学，就是成了秀才。16岁，对古史兴趣大增，开始自学。到23岁，已读遍二十四史，并决定以史学为业。

20岁那年，吕思勉赴金陵参加“乡试”，就是考举人的省级科考，未中。他好像对考试很不认真，却十分迷恋下棋。一个考生要考几场，期间，吕思勉曾为数人当“枪手”，代写考卷若干。大概随着清朝气数已尽，考场看管也形同虚设了。

再后来，吕思勉父母先后去世。全家生活皆靠他一人支撑。于是自22岁起，便开始了延续一生的教书、著述生涯，在书局短期当编辑除外。

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东北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然后任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光华大学迁川，吕思勉于1941年携眷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

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是全学校唯二的一级教授之一。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1957年病逝。

《白话本国史》

1923年，吕思勉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讲稿，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本通史——《白话本国史》，为当时最完整的通史著作。当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60万字，分四册，自远古时代讲起，至民国十一年（1922）止。此书一经刊出，立即受到热烈欢迎。仅在1933-1935年两年间，就重版四次，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并被若干大学作为教材。

在吕思勉此书出版之前，当时中国的市面上，只有日本人那珂通世写的《支那通史》、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刘师培的《中古历史教科书》，还有前文介绍过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那珂通世的书，为日本读者所写，只到南宋，很符合“崖山之后无华夏”的观点。刘师培写到西周。夏曾佑写到隋。皆不完整。

吕书不仅叙史完整，且关键于内容、体例、白话等等，全都新颖。

关于此书的写作目的和方法，作者说——

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钞，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钞出来给大家看看，其原因如下:
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我想做部书，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再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
我这一部书，和以前出版的书，重要的异点如下:
（一）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其中上古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此外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条。即如中国的各种民族，例如南族，近人所通称为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这么分析得清楚的。
（二）读书自然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可称是研究史学的人必要的一种常识。
（三）这一部书，卷帙虽然不多；然关于参考的书，我都切实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且不啻替要想读书的人，亲切指示门径。
（四）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但是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我这部书，似乎也没这种毛病。

吕思勉此书，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

他在《绪论》里，讲述了他的社会进化历史观——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进化又有其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进而可以谋改良补救。作为历史的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也脱不了“因果关系”，因而，历史之学，就是要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这是应该在读史之前预先知道的第一要义。

他认为，春秋战国是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大变迁的时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变革的一大界限。而秦汉以后直到清朝海禁大开之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长期处于停滯状态而不能前进，其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

这些观点，被称为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抓住关键的创新见解，对以后的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黄仁宇半个世纪后写的《中国大历史》，其理论基点，竟然与吕思勉如出一辙。

难能可贵的是，此书十分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辟有专门章节,讲述“汉族以外诸族”或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同时期少数民族的王国，亦称之为“朝”。如“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与社会”，即将宋辽金元同列一章。

这不仅表现了民族观上的大度，更是体现了全新的历史观。此见解，亦对后人有重大影响。

这部书，在编撰体例、行文注释、参考书目、记年记地等各方面，均显新颖，不落俗套。

此书出版后，吕思勉接着出版了《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历史教材。

《吕著中国通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光华大学西迁。这段时间里，吕思勉完成了他的另一部中国史著作——《吕氏中国通史》。顾颉刚所评价的，即是这部书。解放后重版时，书名中去掉了“吕氏”二字。

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在大学讲堂上多年讲课的讲义，增删而写成的；也是为了大学文科学生们自学提供一个读本。

他认为，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文科的学生，在中学学习历史的基础上，需要增加各方面有系统有条理的历史知识，以适应进一步的钻研的需要。而现今流行的各种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历代治乱兴衰的过程中，介绍了一些典章制度，但缺乏系统，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着头脑，也不能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因此，他的这部中国通史，不采用一般的通史体例，而是分成上下册——上册专门系统地讲述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则分章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讲述朝代历史变革。

他在上册中，分了婚烟、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大类，即包括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主要方面，又不遗漏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同时也避免了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教学相重复。

吕思勉说，他编写此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从历史中总结出一些的经验，可以用来指导现实的行动。他说，中国历代的社会改革思潮有两种，一种是儒家的主张，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达到“大同”，进入“太平世”，其具体的措施是恢复井田，平均地权；另一种是法家的主张，采取节制资本，盐铁官营，控制民间商业借货的办法。但这两种主张都没有能够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历史的经验启示，中国今日的社会改革，应着重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社会经济的改革尤以农业为首要，农业生产虽然已由粗耕型进入到精耕型，但土地私有和小农制的存在，阻碍了我国农业的进步。

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书中，表达的是同样的判断。

吕思勉认为，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是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推行机械耕作。

政治制度上，他认为，应该发扬我国古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深入人心，相信自古以来的“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必将待时势的来到而见之于行动。

非常有意思的是，《吕著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里，他认为，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必然走向民主政治。他还用“大器晚成”这句成语来预祝中国的前途光明。他说——

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没有前途之理？

这部书的下册，截稿于1941年“九・一八”当日。他在书中引了梁启超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作为全书的结语——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跳。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现在读起来，会觉得这诗翻译得不免“好笑”。但这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1941年啊！日寇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民族危亡之际，更显出吕思勉这个最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坚韧不拔、愈挫愈勇之民族气概。

《吕著中国通史》的上册，1941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下册于1944年初版。1992年8月,《昌著中国通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更名为《中国通史》。1997年3月，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2016年，又有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以上两部中国史著作，皆为中国新史学的重要成果。

1941年，上海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吕思勉的《先秦史》。这是他六部断代史计划的第一部。此书仍然延续了编排独特、史料详实、史观新颖等特点。所不足的是，第一，因为抗日战争，资料查询十分困难，书中没有收入甲骨文及田野考古的最新成就；第二，以文言文写就，增加了阅读困难。后来，直到建国后，吕思勉又完成了《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著作。并汇编了《吕思勉史学论著》和《诚之诗稿》等。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先生。吕思勉的两个学生赵元任和钱穆，晚年时各自回忆起当年的老师，也都充满景仰和怀念之情。

吕思勉一生兢兢业业，其实就可用“本分”两个字概括——做人本分，从不攀附权贵、沽名钓誉；做学问本分，从不人云亦云、知一説十。自己掌握的知识，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社会，从来都是倾囊相授、慷慨无私。

他有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

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是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 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又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