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人商帮与江南社会各阶层关系

明清时期的江南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他们与江南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商人对地方官府爱恨交加：一边痛恨官府对他们抑勒苛取、剥夺资本；一边又非常需要官府维护经营环境、保护他们的权益。

商人为了在江南更好地开展商业活动，他们积极在当地兴办公益工程、赈灾救饥事业，这些投身地方公益事业的做法，赢得了江南民众的好感。

江南名士在当地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商人多攀附之；文人因商人多金，对他们也常趋之若鹜，甚至以商人为经济后盾。商人由名士捧场，生意越做越大，一文一商，可谓相得益彰。

商人、民众、名士在江南的互动往来，复杂而又微妙的交际网络，在作者的笔下淋漓尽致地展现。

商人商帮与江南社会各阶层关系

文|范金民

明清时期各地域商人商帮在江南长期活动，成为江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江南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一、商人与地方政府

在封建社会，商人与官府，关系极为微妙。

商人既痛恨官府的抑勒苛取，又需要官府维护起码的经营环境，有些商人还企图获得官府赋予的经营特权；既痛恨官府利用各种机会鲸吞商人资产，剥夺商人资本，又需要官府承认其合法经营权益，保护其商业财产；既企图在竞争中出奇制胜，乃至垄断经营，又需要官府禁止不正当竞争，防止和严禁欺行霸市；既与生产者有着共同利益因而反对官府的横征暴敛，又需要官府镇压生产者的反抗。

因此，商人既惧怕官府，痛恨官府，又需要倚靠官府，仰仗官府。但就总体而言，商人在官府面前通常是无能为力的，处于卑微、低下受抑勒受劫夺的尴尬悲惨境地。

官府既力图堵塞一切漏卮，严防商人偷税漏税，以至关外设关，税上加税，骚扰铺户，勒索行商，鱼肉商人，又需要商人的投资和经营，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商税收入；既要防止和惩治商人垄断居奇，违禁取利，以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必须承认商人的合法地位，一定程度上保护商人的利益；既力图限制商人群体的力量，又需要利用商人行帮的力量来加强地方治安特别是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

因此，官府对于商人，既予取予夺，贱视之，役使之，有时又安抚之，利用之。可以说，商人是既遭抑勒，又受庇护。但是就总体而言，官府对商人，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巧取豪夺。现在仅从商人的角度对商人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作些考察。

一是商人需要官府维护、治理经营环境。

商人在异地经商，时刻面临各种公私合法非法势力的干扰和威胁，不安定、不可靠的社会环境增加了商人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商人需要官府的权威，营造必要的经营环境。如对付地棍骚扰。

各地商帮在江南建立会馆公所，通常在官府备案，目的之一便是在遇到地棍骚扰时谋求官府保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工商碑刻，不少就是这些内容。

如禁止官牙恃强拦截，多收牙用，私牙借名冒充，扰乱秩序。为保证交易秩序，防止诓骗财物，封建政权颁有牙帖，指认专门牙户，揽接客户，而“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自投各行，赋予持帖官牙经营权利，但严禁恃强，打击私牙。

如革除私充行头。行帮在官府备案，同业同帮推举的行首就得到官府认可，反之若未经同业认可，或借端科敛，或意在阻工把持，便是私立行头，官府一概禁革。

苏州的木业、裘业、烛业、烟业、宋锦业，上海的烛业，杭州、盛泽的丝织业，都曾有过革除私立行头之举。

如禁止脚夫把持行为。脚夫是江南各地城镇装卸商货的重要力量，为商品流通作出了贡献，但多索钱物，划分地界，盘踞一方的现象也严重存在，官府也不时作出抑制脚夫类似行为的规定。

如禁止胥役的过度勒索。客商经营，既要面对地方各种社会势力的滋扰，更时时面对各级官府及其吏胥的百般索诈，而且后者更难对付、更难避免。

官府对商客搜刮过甚，吏胥对商客贪得无厌，同样严重影响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于是官府不得不有所节制，对吏胥的过分敲诈稍加裁抑。

大凡有作为的地方官都曾作出过相应的努力。但问题一直严重存在，说明收效甚微。

二是商人需要官府承认财产所有权，保护合法经营权益，打击假冒伪劣。

商人的不动产是得到官府保护的。各地商帮一旦在江南建立了会馆，购买了房产，置立了义冢，总是在官府备案，以求官府的认可，以确认其所有权。在这一点上，官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体现了商人的意愿。

会馆等商帮标志性建筑不必说，即使那些附属设施如商帮专建的码头也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在封建社会，没有像样的商业法规，有法不依，乃至无法可依的现象十分严重，商人之间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盛行。

假冒商标名品就是典型事例，假冒不但扰乱了流通秩序，损害了商业信誉，助长了诈取的恶劣风气，而且严重影响了官府的商税收入，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地方统治者不能坐视不管。

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在苏州、松江等地一再发生冒用布店字号案，道光至光绪年间在苏州、松江及汉口等地发生假冒裕庆堂戈制半夏案，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发生赵姓织户盗织廖隆盛缎号案，地方政府都曾立碑示禁，有的予以严处。

说明随着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仅凭商业同行同帮的约束已难奏效，官府的干预程度不断加强，官府处理诸如此类事件的作用更日见重要。

三是商人需要凭借官府的淫威镇压生产者的反抗。各地商人不但要对付地方上的各种社会势力，还要防止和镇压内部生产者的反抗。这在以徽商为业主主体的踹布业中最为典型。

徽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并将原料上涨、利润下降等因素转嫁到生产者头上，加紧对生产者的剥削，导致主雇矛盾到清前期日趋激烈。

自康熙九年(1670)到乾隆六十年(1795)，苏州踹布工匠至少前后十次开展过对布店字号要求增加工价或成立工匠组织的斗争。松江枫泾镇和嘉定南翔镇的踹匠也展开过多次类似的斗争。

每次反抗斗争一发生，字号立即向官府禀控，以官府为后盾，凭借官府的势力，无情地压制工匠的斗争。

对于工匠的工价要求也从不满足，即或勉强增加，数量也极为有限，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幅度。

在苏州的蜡笺纸业、烛业、烟业，苏州、南京、杭州的丝织等业中，工匠也都展开过类似的斗争，无一例外地遭到业主和官府的镇压。

这些事例表明，当工商业主与生产者发生矛盾时，官府总是站在业主一边，维护业主的利益，滥施淫威，禁止工匠的齐行叫歇，商人开展经营活动，也需要官府的权威对付雇工等广大生产者。

二、商人与江南民众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是生产决定流通，生产规模决定流通的规模，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流通决定生产，流通规模决定生产规模。

商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深深影响了江南的商品生产，因此在发展生产和将产品转化为商品方面小生产者和商人有着共同的利益。

商人反对税使税官的横征暴敛和社会邪恶势力的苛索骚扰，祈求官府整顿经营环境，清除商品流通的障碍，实际上也代表了生产者和地方广大民众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响应和支持。

商人因为经营需要，利益所在，也积极投身到经营地江南的地方公益事业中，从而颇得江南民众的好感。

我们能够知道的有名姓的商人，主要是在地方文献的义行、懿行、孝友门和文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发现的。

各地商人不是将经商所得资财浪掷于豪奢生活和风月场中，就是在桑梓或经商地域的赈饥恤贫公益事业中一显身手，江南地方兴办公益工程、赈灾救饥事业，城镇建设，每每见到各地商人的身影。

长期以来，论者在探讨商业资本的出路时，多认为这类活动不利于商业活动的展开，有碍于商业资本的积累。

事实上，修建会馆公所主旨在开展商业活动，减价平粜，恐为了商业信誉；修桥铺路，建造渡口，原与商人经商有关，码头不备，河道失修，自然不利于商人的货物运输；即或那些赈灾恤贫、救死扶孤的善举，也多半是为了博取好名声，为日后的商务打基础，或为商人的誉衔之愿化缘。

为富便有不仁之嫌，要在异地经商站稳脚跟，就要有义声、良贾之誉，如果遏籴居奇，米铺便会遭到抢劫。

中国商业资本的这种出路是可悲的，却是很自然的。至于那些因好名贪誉而至倾家荡产者则另当别论。

商人如此热心地方公益，既为自身经营服务，也有益于经商地民众的生活。

商人以其具体行动，试图树立起良贾义贾形象，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江南民众的认同，被视为江南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但是，各地商人为经济利益所驱使，或者最大限度地牟取商业利润，肆意榨取广大生产者的血汗，或者违禁取利，垄断居奇，尽情损害广大小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因而与江南民众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南京、杭州，以及常熟、嘉兴、崇德、平湖等市县，都有不满典商重利盘剥的舆论。

商人不择手段吞噬贫民膏血，必然使广大贫民怀有对立情绪。每当灾歉或米贵年成，商人米铺往往遭抢被毁，清代前期丝织业、棉布加工业、印纸业等行业工匠反对铺坊主的斗争，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江南民众与商人对立和矛盾的产物。

江南物产丰盈，人文荟萃，市肆喧阗，交通便利，湖光山色，处处画景，平原沃壤，可耕可居，不少商人落籍江南，卜葬卜居。

商人落籍江南，对于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以及与外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有利的。但是商人挟其雄厚资财，抢购良宅沃壤、山水胜地，难免引起当地人的不满。

万历时，杭州的徽商纷纷在西湖南北二山卜地营葬，“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是以山川被其破碎，秀气致于分离，士夫胤嗣为之损伤，膏腴室家为之凌替”，被讲究风水的杭州人视为“罪同杀人而恶深掘冢”。

有迹象表明，由于地价悬殊，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宁国商人在江南寻找善后之地是带有普遍性的。这自然会激起江南人的愤慨却又无可奈何。

商人不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置办地产方面大显身手。如前述乾隆后期在杭州的徽州木商侵占当地民户粮田而官府偏护，而且声明“该处续有沙涨，亦不许人开垦”。就是典型的事例。商人金钱开路，买通官府，欺压当地小民的事例更复不少。

乾隆末，苏州知府曾因为“富户乘其厚资，每荡绳检”而罚“布商修府学至白金二十万”，一直传为美谈。

商人类似的僭分逾制为非作歹事或常有，而一二官府采取这种惩罚措施，江南人“传为美谈”的这种心态，说明商人的各种不端行径又从另一个角度导致了他们与江南土著的矛盾。

商人与经商地的民众，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不相协调甚至对立的一面。

三、商人与江南名士

商人之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趋之若鹜。

歙县黄明芳，以资雄懋迁，“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

歙县鲍简锡，经商杭州，“结纳四方名流，缟纻往还，几无虚日”。

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

婺源李贤，“乐与士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

歙县方迁曦，“商于吴梁间，所至交纳豪杰，为江湖望，家业益以丕振”。

婺源李廷芳，“与留都诸缙绅游，皆以行谊相推重”。

名士笔下的诸如此类商人传，动辄称某商“乐与士大夫游”，“乐与士人游”。这是站在文人、士人角度，羞羞答答，硬撑面子。

站在商人角度，则是“士人乐与之游”了。如歙县黄存芳，“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故缙绅辈乐与之交”。

在商人看来，文人只是以应酬篇什、涂鸦画作为结纳资。

清初湖州商人濮淙，所交“皆拔俗名流，清风高节，皎皎出群之彦，咸藉诗篇为结纳资”。

“咸藉诗篇为结纳资”，堪为文人结交商人的写照。

对这一点，文人也偶尔供认一二。归有光就承认吴之士大夫都喜欢与徽商往来。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与商人频繁往来，在收取一笔笔丰厚的润笔费的同时，更以之为受助对象。

文史大家归有光、王世贞、陈继儒、钱谦益、归庄、汪琬辈都为徽商、洞庭商撰写过充斥褒美之辞的墓志铭，聂慎行更曾应邀与一帮文士赋诗为徽商胡某夺回戏子。

董其昌、陈继儒、归庄以及曾任过吴县令的公安人袁宏道等，常以洞庭商人为居停主人，兼旬连月，流连忘返。

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记了这样一则轶闻：“凤州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州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州公笑而不语，”凤州公即王世贞，詹东图即詹景凤。江南文人蝇聚商人，才名之大、官位之崇、资产之厚如太仓王世贞也难避其嫌，为人所诟言。

而商人蝇聚文人，则“家业益以丕振”。名士以商人为经济后盾，可以照样风雅，照样赋诗度曲；商人由名士捧场，奸贪说成义廉，俗物成为雅士，生意越做越大，与民众的矛盾也得以缓和。一文一商，相得益彰。

王世贞与詹景凤的对话堪为商人与文人关系的写照。可见这商人与文士，原是相互攀结、互相利用、各得其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