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退守蒙古后，王保保突袭大都城，徐达：全军西进，攻占太原

大都的失陷代表着元朝的灭亡。

不过，就像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学家谷应泰所评论的那样，“元亡而实未亡”。因为元顺帝至少名义上还控制着东北、蒙古、山西、陕西、甘肃、云南等地区，能够对明朝北伐军构成直接威胁的元军武装力量分散布置于从辽东到甘肃的几千里战线上。

史书称其“引弓之士”还有百万之众，盘据在广阔的地盘上，拥有大量军械物资与驼、马、牛、羊，从表面上看，似乎具备将战争进行下去的能力。

元顺帝当初决策逃往塞外，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于1368 年7月28日离开大都之后只想找一个落脚点作为驻跸之地，然后着手反攻。

8月初，这支从京城撤离的队伍冒着秋雨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于傍晚时来到了营口。地方政府对元顺帝的大驾光临表示理解，并给予支持。

其中辽东参政赛因帖木儿率五千骑紧急入觐，以作护卫。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因担心明军追击，奏请“速召”山西的王保保入援，然而远水难救近火，这个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北元小朝廷为了自保而需要继续北撤，经过十四日的行军后终于来到上都。上都距离大都有千里之遥，位于滦河上游，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偏安塞外、立足上都的小朝廷，史称“北元”。

北元君臣总是习惯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来思考问题，他们绞尽脑汁地想着反攻，没有认清元、明力量对比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攻在很多时候成了以卵击石的鲁莽行为。

新兴的明朝基本控制了南方各省与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人力与物力远强于北元。北元小朝廷出塞后便处于物资匮乏、财政收支捉襟见肘的困境中。

虽然，当时还存在着“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说法，可实际上早已时过境迁。元顺帝控制的塞北地区在经济上长期处于寄生状态，主要依靠从汉地、特别是南方输入大量物资来维持，一旦切断了供应，势必难以为继。

此外，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实际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对元顺帝阳奉阴违是时有的事。显然，这个内外交困的小朝廷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如何生存下去，而不是好高骛远地策划反攻。

可是，北元君臣没有及时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反而轻率地准备派出主力与明军展开决战，这种“赌国运”的不良心态使得这个小朝廷难免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输个精光。

当时，北元诸部真正首屈一指的主力自然是在山西蛰伏已久、蓄势待发的王保保。而陕甘地区的李思齐、张良弼，他们也拥有一定的实力，这些人是地方部队的佼佼者。

除了地方部队之外，元军正规军之中战斗力比较强的要算直属皇帝的禁卫部队，这支部队因主动撤离京城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与塞外蒙古的诸王镇戍军队会合，仍然对明军造成一定的威胁。

北元时刻都想依靠决战来恢复失地，而明朝也同样渴望通过决战来彻底消灭敌人，双方都希望决战，决战就必然会发生。

不久后，明军与王保保决战的时刻突然到来。

朱元璋下令徐达、常遇春出动北伐军主力从北平西进夺取王保保的老巢山西，同时让刚刚结束南征的老将汤和与河南守将冯胜率领另一路偏师北上予以配合。

1368 年九月，北伐军首先行动，常遇春带着部分人马先行出发，取保定、中山、真定等地之后，准备杀向山西，徐达以大军继之，同时留下孙兴祖防守北平。

就在徐达、常遇春在河北境内攻城略地的时候，汤和与冯胜已经抢先一步打进了山西，他们于十月从河南渡河，经武陟、怀庆越过太行山，攻破碗子城这个关隘，一举拿下了泽州，逼退了王保保的守将贺宗哲与张伯颜，接着连克潞州、绛州等地。

身在太原的王保保如坐针毡，立即派出韩扎儿、毛义率领步骑兵反攻泽州。明军知道来者不善，紧急要求杨璟、张彬等后继部队前来支援。

天底下最强的两支军队在韩店相遇并决一雌雄，结果明军失利而还。

明军的失利与主将汤和、冯胜、杨璟、张彬的指挥能力脱离不了关系。

汤和作为一员资深老将，指挥大兵团野战的能力比起徐达与常遇春等人还是差一点，尤其是欠缺带领骑兵作战的经验。

因此，在北方遇到王保保这样的劲敌，吃亏就在所难免了。

冯胜是宿将冯国用的兄弟，此人多年来习惯跟从徐达打仗，这次改与汤和做拍档，便发挥失常了。

杨璟、张彬两人的情况与汤和有相似之处，他们多年来一直呆在南方，并刚刚结束了征战湖南、夺取广西的军事行动，征尘未洗就北上山西，首次在北方平原上与骑兵作战，受到挫败不足为奇。

韩店的胜利给王保保造成了一种印象，认为明军的战斗力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他现在既然打退了从河南进犯山西的明军，按理应该掉转矛头指向从河北真定方向冲杀过来的徐达。

可是，远在上都的元顺帝恰巧传来了一个命令，要求王保保立即反攻大都。元顺帝除了要求山西的王保保出兵之外，肯定还会要求陕西的李思齐、张良弼有所行动。

然而，这两个人仍然企图置身事外，对君主之令虚与委蛇。这一次，只有遭到明军攻击的王保保忠实执行了命令。

王保保计划出奇兵，走间道，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绕过徐达、常遇春等人在河北地区的主力，直接攻击北平，以图尽快恢复这个旧日的元都。

同时，他还想通过这次出兵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迫使徐达回援北平，以缓解山西地区的军事压力。

可惜，他的行动没有得到塞外北元正规军的及时配合，因而这次精心策划的反击成了一次极富冒险精神的单独行动。

而明朝北伐军主力自离开北平以来，在河北地区连战皆捷，正准备开进山西。在这个时候，身在前线的徐达通过出色的情报工作发觉敌情起了新的变化，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师救援北平；二是置北平于不顾，继续进攻山西。

明军到底何去何从？

这成了军事会议上的热门话题。

其实徐达早已拿定了主意，他拒绝回师北平，依旧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向山西进军，针锋相对地围攻王保保的大后方太原，迫其撤回进攻北平的部队。

这一招可算是“围魏救赵”的翻版，可见徐达对付王保保，讲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徐达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太原城下，果断地将部队一分为二，让骑兵尽快出发，步兵随后跟上。

一声令下，薛显、傅友德率领三千铁骑为前锋，火速突击山西，攻打平定州。

徐达率领骑兵主力紧跟其后，经太行山麓的井陉也进入了山西，还在黄次站俘获太原派来的十五名元军侦察骑兵，前后仅用数天时间就抵达了太原的门户榆次。

就这样，快马加鞭的明军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了太原城下。徐达这一招后发制人使得非常干净利落，他比王保保动身要晚，却在王保保尚未到达北平之前，抢先一步来到了太原。

王保保前进到保安时，意外收到后方不稳、对手兵临太原的坏消息，不禁大惊失色，叫苦不迭，他深知明军即使失掉北平，还有河北、山东、河南等广大的回旋余地，而自己的根据地仅有山西，一旦失去太原，则后路将有被切断的危险，无奈之下，只得被迫放弃恢复失地的原定计划，回师自救。

当时，徐达把军队屯于城外，意图以逸待劳，伺机在野战中攻击回援的元军。

不久后，当元军前锋“万骑突至”之时，却在明军前锋骁将傅友德、薛显与数十名骑兵“敢死队”的阻击下退却，一下子退到了城西。

王保保主力随后赶到，与前锋会合，两军列营二十余里，一连对峙了三日，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这时，明将郭英登高远望敌军大营，经过详细观察敌情之后，他向上级将领常遇春提出建议道：“敌兵虽多而阵容不整，军营虽大而无备，应当趁夜劫营。”

看来，郭英真实的意图是避免在白天堂而皇之地决战，而想在夜色的掩护下以巧取胜。常遇春对此深表赞同，理由是明军只有骑兵，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战”，因而派遣精骑乘夜劫营确为上策。

此时，正巧王保保手下有人愿意做明军的内应，一位名叫“豁鼻马”的将领悄悄派人约降，表示愿意里应外合。

喜出望外的徐达立即批准了劫营之策，并派出五十骑埋伏于城东十里之外，预先约定举火鸣炮为号，为总攻做准备。

当夜，主动请缨的郭英率十余骑在元军内应的引导下潜入敌营，按计划举火鸣炮。元军大营之外的伏兵马上响应行动。不久，常遇春闻讯带兵杀到，各路明军鼓噪之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元军乱成一团，自相践踏。

正坐于帐中挑灯夜读的王保保仓猝之间不知所措，匆忙从帐后逃出，骑上骣马，与十八名随从一起突围而去。徐达随后带领大队人马来到城西，接受豁鼻马等一批元军将校的投降，总共获得四万降卒与四万余匹战马，占领了太原。

太原之战是一场迟来的决战。明军的胜利彻底解除了王保保这支劲旅对北平的威胁，巩固了北伐来之不易的成果。

常遇春、傅友德、薛显、郭英等精英将领在这一战中表现非凡，他们为打败王保保的铁骑立了大功。

明军骑兵在没有步兵的支持下意外地取得了戏剧性的重大胜利，实在有点侥幸。王保保所部虽然人多势众，但在元朝刚刚宣告灭亡的历史背景下各怀异志，否则的话，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形势的发展完全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一切就像他在北伐之前所说的那样，大都一旦失守，必将对元军的士气产生重大影响，这有助于明军对山西、陕西地区的元朝地方部队进行穷追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