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时期，朝鲜造货币受中国审美影响，古币造型酷似银瓶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来往密切，自古以来深受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影响与熏陶。

古代朝鲜的钱币亦是如此，其形制为方孔圆钱，材质以铜钱为主，兼有铁钱，与中国古代的方孔钱基本相同，以“通宝”“元宝”或“重宝”为名。然而，古代朝鲜曾经铸造过一种名为“银瓶”的银质货币，形如葫芦瓶，十分独特。

不仅在东亚地区独一无二，在世界货币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本文拟对朝鲜银瓶的基本形制作简要描述，简单阐述其发行及流通经过，并初步分析其出现及衰落的原因，以向学界与泉友介绍银瓶这种造型独特的朝鲜古币。

银瓶概述

银瓶，顾名思义，为银质的瓶子。朝鲜银瓶币为银质的瓶状物，整体呈葫芦形，由上小下大的两个球体组成，中间腰部较细而长，腹空，开口在瓶上端，瓶口微敛，圆唇。

目前存世的银瓶大致可分为大小两种，与文献记载中前后发行的两种大小银瓶基本对应。然银瓶的存世量则少之又少，笔者所知的仅有首尔韩国银行货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小银瓶，其详细数据尚待考察。

朝鲜史书记载，银瓶自高丽肃宗六年（1101）开始铸造发行，至忠惠王元年（1339）废除之前的银瓶而以略小的新造银瓶代替，因此前后共有大小两种银瓶。官方铸造的银瓶是纯银制成。

在银瓶发行之初，官府就禁止民间掺铜私铸，但文献中有关民间大量掺铜私铸银瓶的记载亦不在少数，这种银瓶的成色自然不如官方铸造的正品。

根据文献记载，民间私铸银瓶的银铜比例是五比一，那么这两种不同成色的银瓶在实际的商品贸易中也就存在着流通价值的差异。

关于银瓶币为什么是这种独特的形状，朝鲜史书记载为“像本国地形”，即银瓶的葫芦形是按照朝鲜半岛两头宽中间窄的平面形状设计制作的。但朝鲜半岛的平面形状与银瓶的葫芦形仍有不小差异。

即使是制作成葫芦形，又为什么要制作成中空的瓶状物，其形状在东亚乃至世界古今货币中都罕有其类，是值得思考的。日本学者田村专之助认为，朝鲜半岛流传的这种瓶状货币，可能与中国的影响密切相关。

唐宋时期，中国士人喜爱使用金瓶、银瓶，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一语，可见士人对银瓶这类容器的喜爱。而唐宋以来中国大陆即与朝鲜半岛往来不绝。

那么中国的银瓶及其制造技术和审美偏好极有可能在新罗时期就已传入了朝鲜半岛。田村进一步推测，在新罗全盛之时，银瓶应已经为上层阶级所普遍使用，到了新罗末年，银瓶可能开始作为商品贸易的媒介。

银瓶虽有大小之别，但小银瓶是替代大银瓶的新币，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差异。一般而言，政府发行的新旧币之间当有固定的折算比例，但由于史料稀缺，大小银瓶之间有无折算、如何折算尚待进一步考证。

至于银瓶与同时发行的铜钱、铁钱的折算，笔者亦未见诸史籍。但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官府以粮食、布匹为参照物，确定了银瓶与这些实物的兑换标准。这种兑换的比例随着时年的丰歉变动，也因银瓶成色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其具体的流通情况可见后文。

银瓶的发行与流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社会日常贸易以实物为交换媒介而不使用钱币，这与其落后的经济情况有很大关系。朝鲜半岛多山，交通不便、地狭民贫，商品贸易不甚发达。

朝鲜人进行贸易时，一般以粮食、布匹为等价物，或直接进行物物交换。朝鲜人也常用铁为等价物，如《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卖皆用铁，如中国用钱”，但大多数情况下仍为物物交换。

高丽成宗年间虽然铸造过铁钱以取代以物易物，但不久后的穆宗五年（1002年），因为民间不习惯使用货币，官府只能继续允许物物交易，这次货币发行基本失败。

肃宗二年（1097年），高丽国王在郎中尹瓘的建议下再次推行铸币，设立铸钱官，并向百姓介绍货币贸易的便利，希望再次推动钱币的发行。

四年后，铸钱都监奏“国人始知用钱之利”，建议大规模铸造推行钱币，同年便发行了这种形制独特的银瓶。不久，他们又仿制中国方孔钱，铸造了名为“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通宝”的三种钱币。

古代朝鲜货币发行初期在民间遭遇的阻力也影响到了一部分官僚对货币发行的态度，不少大臣以民俗不喜用钱为由，反对政府铸造钱币。穆宗年间，侍中韩彦恭上书，认为发行铁钱“未遂邦家之利益，徒与民庶之怨”。

银瓶发行前后，也有不少大臣对此持反对态度，甚至托用太祖遗训“禁用唐丹狄风”来压制铸币发行的舆论。然及至高丽肃宗朝，反对声音终被国王压制下去，作为法定货币的银瓶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银瓶发行后，其用途主要可分为货币流通与朝贡赏赐两个方面。作为流通货币，银瓶以一斤为值，在发行初期的购买力不小。

曾出使高丽的宋人孙穆在《鸡林类事》中记载：“日早晩为市…以稗米定物之价而贸易之，他皆视此为高下，若数多则以银瓶。”由此可见，当时的商品贸易主要仍以谷物定价，若价格较高就会使用银瓶来进行买卖。

徐兢的《高丽图经》中也记载：“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无泉货之法，惟紵布、银瓶以准其值。至日用微物，不及匹两者，则以米计锱铢而偿之。然民久安其俗，自以为便。”

从这两则材料来看，由于既有的物物交换的贸易习惯，当时日常的小宗贸易还是直接以米粮计算价格，朝鲜民众仍不习惯使用铜钱。相较而言，由于银瓶的价值相对较大，反而在大宗贸易中常常可以见到其身影。

银瓶的流通价值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动。银瓶为贵金属铸成，且重量为一斤，具有相当的购买力，即使发生大饥荒，银瓶也远比牛马、布匹等实物的价值高。

譬如仁宗十年（1132），京城发生大饥荒，谷贵物贱，一口银瓶能够交换五石大米，而同时期一匹小马只能交换到一石大米，一头牛和一匹布的价值更低，分别只能交换到四斗和六升大米，由此可见银瓶惊人的购买力。

而在平年，一口银瓶更是可以兑换二十石的粮食。忠烈王八年（1282），高丽又发生全国性饥荒，官府将银瓶兑换粮食的数量确定为“京城率十五六石，外方率十八九石。”次年，官府又发文将银瓶兑换粮食的数量降到了十石。

忠肃王十五年（1328），官员上疏：“银瓶之价日贱。自今，上品瓶，折综布十匹；贴瓶，折布八九匹。”虽然银瓶价值越来越低，对于朝鲜平民而言，银瓶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恭愍王五年（1356），大臣们提到“一银瓶，其重一斤，其直布百余匹。今民家蓄一匹布者，尚寡，若用银瓶，则民何以贸易哉？”总之，银瓶在货币流通中并非百姓日用之物。

总而言之，作为官方发行的流通货币，银瓶由于价值较大，不方便进行小额贸易，其使用范围并不广泛，主要在社会上层的大额交易及朝贡赏赐中使用。在达官显贵看来，银瓶不仅仅是流通货币，更是贵重物品。

因此，不仅是在高丽与蒙元的朝贡往来，还是国王的赏赐中，都常常可以见到银瓶的影子。

银瓶退出流通的经过及原因

银瓶自高丽肃宗六年（1101）开始铸造并发行，一直作为钱币流通于朝鲜半岛。

忠惠王元年（1339），为了应对社会上银瓶价值下跌的问题，“始用新小银瓶当五总综布十五匹，禁用旧瓶”，原有的银瓶被废除并退出了市场流通，政府重新发行了一种名为“小银瓶”的新币。

而这种小银瓶，至少在恭让王三年（1391）也被废除。“近古，又造银瓶为货，银瓶铸造的材质不断变化，成色混乱，在实际交易中价值不一。

银瓶发行之初，就出现了白银与黄铜合铸之瓶。肃宗六年（1101）国王下诏：“金银，天地之精，国家之宝也。近来，奸民和铜盜铸。自今用银瓶，皆标印，以为永式，违者重论。”

此时私铸的银铜合金银瓶广为流行，纯银银瓶反而鲜见。宋人孙穆《鸡林类事》中记载有民间私铸银瓶的过程：“银瓶每重一斤，工人制造用银十二两半，入铜二两半，作一斤。

以铜当工匠之直。”即银瓶中银铜的比例大致为五比一。到了忠肃王十五年（1328），银瓶在市场上已经被区分为上品瓶和私铸贴瓶两种，“时铸银瓶杂以铜，银少铜多，故官虽定价，人皆不从。”

由此可见，银瓶行用后期，其中银的比例越来越少，成色也越来越差，与官方的定价相背离。故而不论是一般民众还是富商大贾，都对银瓶苦不堪言、避之甚远。

大量银瓶并没有进入市场，而是成为贡赐的礼物，留存于王室、大臣和佛寺等处。前文已经提到，高丽曾将大量的银瓶作为贡品进献给蒙元，而在高丽国内，也有不少银瓶作为赏赐进入大臣府邸及佛寺之中被贮藏。

这导致市面上流通的银瓶日益减少，贵重通货日益匮乏，以至于到了朝鲜王朝时期，官府一度禁止民间使用银质货币。

高丽时期流行一时的银瓶退出了市场流通。到了朝鲜王朝时期，时人对银瓶的认识就相当模糊了，李朝史学家李瀷就在其《星湖僿说》中记录道：“（银瓶）像地形，杀其腰故似瓶而阔其口也。

“独此制无传，博古者宜知之。”由于这种造型独特的高丽钱币在后世流传甚少，才会有学问家专门记录。

结语

银瓶是朝鲜高丽王朝首次推行货币时发行的一种独特的大面额货币，其独特而罕见的外形以朝鲜当时的地形为蓝本。作为贵金属货币，银瓶在流通时主要用于大额贸易及朝贡赏赐，日常交易中很少使用。

而银瓶不合当时社会经济需要的过高价值及朝贡赏赐中对其过多的消耗则导致其逐渐衰落，最终被废除而退出了市场流通。

作为东亚世界较早出现的银质贵金属货币，朝鲜银瓶无疑在世界货币史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学界的相关讨论却很少。期待将来看到更多有关银瓶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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