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陆军大将回忆中日战争：我们还有105万大军，继续战斗将胜利

1945年8月15日，通过广播，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消息来得太快了，蒋介石完全没料到两颗原子弹的效果如此之大，以至于国民党方面对于日军投降根本准备不足，一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蒋介石和他的一众幕僚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便是：该派哪支部队回“首都”南京接受日军投降？

一、不服气的冈村宁次

究竟派哪个部队到南京这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去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斟酌不定。

此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建议由自己所属部队赴南京受降。何应钦觉得很有道理，便向蒋介石转报，并得到了肯定。

但是，当蒋介石同意由顾祝同的部队前往南京受降时，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美军作战训练司令麦克鲁却不以为然。理由是：日本虽已宣布投降，但日军头目仍然很嚣张，甲级战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对向中国投降很不服气

“日军在战场仍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是连战皆捷的常胜军。因此，到首都南京去受降的中国军队，必须对日军具备威慑作用。”

麦克鲁的言论并非毫无根据，冈村宁次当时在中国仍然掌握着105万的有生力量。尽管当时的日军在兵源素质上已无法与侵华战争初期相比，但相对于中国军队，他们仍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冈村宁次在听到投降那一刻，心中憋屈、愤懑、不解……

据当时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里的日军军官回忆，冈村宁次和很多日军军官一样，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第一反应都是怀疑。他们不敢相信大本营和天皇会选择无条件投降。然而，在反复确认电报的真实性后，冈村宁次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尽管如此，他心中仍充满了不甘。

冈村宁次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写道：

“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反复询问身边的人，确认电报的真实性。在得到证实后，我心中的失望和愤怒难以言表。我不服气，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有生力量，我们还有胜利的可能。”

（事实上，冈村宁次的不服气是有底气的。当时的日军虽然已无法与战争初期相比，但他们仍然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但却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

二、启用“华军利剑”

考虑到冈村宁次及日军方面仍有一大批人对投降中国十分不服气，且在南京的受降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场仪式，必然是要载入史册的，蒋介石又游移不定，拿不准主意了

这时，麦克鲁代表美军方面提出：

“以刚刚在缅甸歼灭日军精锐第二师团，被日军称为‘森林之虎、华军利剑’的新六军到南京受降。”

麦克鲁所指的新六军是1944年4月，在印度兰姆迦组成的那支国军嫡系部队，由悍将廖耀湘任军长。纵观抗战历史，新六军可谓是一支“虎军”，是国军的“五大主力”之一。

新六军下辖新编第22师，第14、50师，共3.6万多人。1944年8月，部队完成整训。

新六军在缅甸战场上表现出色。整训完成两个月后，新六军就与新一军从孟拱等地分头出发，向日军发起第二期缅北作战。两军采取大迂回、穿插、包抄日军后方等战术，将日军第二师团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以及10辆坦克围困歼灭在八莫城内，就连日军指挥官原好三大佐也未能幸免。

新六军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每个团装备有大口径山炮、反坦克武器，每个连装备有轻机枪、汤姆森冲锋枪、美式迫击炮等，而普通士兵用的也不是汉阳造这类国产枪支，而是普遍使用美式步枪，远胜日军的三八大盖。

1944年12月，新六军所辖第14师、新编22师奉命回国，第50师则留在缅甸扫荡残敌。新六军两个师回国后与日军在黔阳地区进行过几次战斗，将日军妄想攻占湘西芷江机场的计划粉碎。

新六军第50师还曾于1945年1月由东瓜南下，接连将盘踞在万好、乔梅等地的最后几支日军部队消灭，歼灭了日军第三十三军残余势力，令日军方面颇为忌惮。

新六军除战力颇为强悍、装备先进、训练有素，可以震慑日军外，较之顾祝同的部队尚且还有一个优势：当时新六军所辖第14师、新编22师驻扎在芷江机场附近，若空运南京，当日可达；而三战区部队远在浙赣闽边区，无论徒步或用汽车运输均难以迅速赶到南京。

经美方这么一说，蒋介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改变主张：派新六军到南京受降，顾祝同的三战区负责杭州的日军受降仪式。

三、受降仪式洗刷耻辱

新六军部队自8月30日始陆续空运南京，9月5日彻底完成，军部驻黄埔路，军直属部队驻马标、炮标，下属各师团则分驻南京市区及周边各地，并向扬州、江阴、溧阳等处派出警戒。

1945年9月8日，历史性的一刻即将来临，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踏上了从芷江前往南京的“美龄号”专机。经过数小时的飞行，他终于抵达了这座城市，这里曾是中国的首都，也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

9月8日当晚，在一场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何应钦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八年前我们离开这里时，都有着沉痛的决心和坚定的自信，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重返这座古老的首都。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终于迎来了光荣的胜利！”

第二天，也就是9月9日，南京街头一片欢腾，仿佛是过年的气氛。从黄埔路牌楼到军校礼堂前，大道两旁竖立着一根根高大的旗杆，上面悬挂着联合国各创始国的国旗，沿路的市民们欢声笑语不断，纷纷庆贺自己和国家终于熬过了这些年的磨折。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放在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

那天，前来参加签降典礼的中方、盟方官员共有200余人，中外记者近百名。

新6军第14师40团1营在营长赵振英的带领下，布置于会场内外，负责受降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

肩负警戒重任的新六军士兵，纷纷身着卡其色的美式军装，头戴钢盔，手套洁白如雪，手握美式冲锋枪，背负着沉甸甸的军用背包。他们精神焕发，坚毅地伫立在旗杆之下。

会场内，这些士兵的身影遍布每一个角落，他们各自的站位均是赵振英根据上级指令精心布置的，并经过反复演练。

作为会场内外安全警戒的总负责人，赵振英那天的装扮也别具一格，他身着马裤制服，脚踏长筒马靴，腰间佩带着手枪。签字仪式伊始，他站在日本投降代表团的左后方，目光如炬，时刻关注着日本代表的一举一动，以及他部下的军姿和精神状态，谨防意外发生。

在接下来这10多分钟的签字仪式期间，他是会场内唯一一位可以自由行动的人。

8时45分，国军军训次长王俊中将引领7名日本投降代表来到会场外，日本投降代表中的冈村宁次等人低着头，失魂落魄般地呆呆站立着，任凭记者们拍照……

8时52分，大厅内的灯光突然亮起，何应钦等身着戎装，走进会场，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何应钦挥手示意大家就座，场内才逐渐安静下来。他的右侧坐着顾祝同、肖毅肃，左侧则是陈绍宽、张廷孟。

《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已依次摆放在案头。

军容齐整的新六军战士，镇守在会场内外，用新式的装备、高昂的精神、装点出我国军人威武雄壮的面貌，与之相较的，是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人，耷拉着脑袋，一副颓唐的模样。

8时58分，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陆军大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陆军中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海军中将、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陆军中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陆军少将、驻越南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二泽昌雄陆军大佐、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陆军中佐等，垂头丧气地步入厅内，在投降席后方排成横队。

冈村宁次领头脱帽向何应钦深度鞠躬，何应钦微微欠身示答。记者们一拥而上，纷纷抢拍这一难得的镜头。

9时4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等人呈验证件。小林浅三郎走到何应钦对面，隔着那宽大的条桌，躬身用双手捧上证件。

日本人，投降了……

投降后的冈村宁次，心中充满了憋屈和愤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战斗，我们还有胜利的可能。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逆转，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可冈村宁次不服气又如何？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个人的情感和意愿显得如此渺小。威武的新六军在南京投降会场上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把曾经的屈辱全都吐了出来，还给了犯下无数的罪恶的冈村宁次和侵华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