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60年代中期会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

——你了解咱们的队伍吗？（163）

主 编：崔晓汉

总撰稿：徐焰

顾 问：毛新宇

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国际形势已走向缓和，为什么又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为什么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一度成为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严峻。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将战火烧到中国南部边境，美国作战飞机时常侵入中国领空，中美两军还多次在中国南部领空发生空战。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远东地区及中苏、中蒙边境部署了大量部队，并经常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印度自50年代开始就公开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蚕食中国领土，1962年冬导致了中印边境地区军事冲突。此后，印度在美、苏等国支持下继续与中国为敌，中印边境依然处于对峙状态。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不断地叫嚣“反攻大陆”，派出大批特务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破坏和骚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判断认为:美国有可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苏联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可能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入侵。

这一时期，中国感到南北两个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战争威胁，从而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由此，中国展开大规模“三线”建设，并开展全民战备教育。特别是60年代末中苏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的判断和准备更加重视和不断升温，以至于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全国展开以大规模“挖防空洞”工程为重点的全面战备工程，三北防御工程建设全面展开。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决定国防战略举措

纵观 50年代至70年代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经历了从认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到存在两重性、又改变为战争不可避免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演进过程，一系列重大国防战略举措也根据这些判断展开。

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前期，在保卫我国安全的斗争中毛泽东一直以抓住主要矛盾、确保国内和平环境的精神确定战略重点，处理对外军事斗争，反对采取“四面出击”。

从60年代中期起，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上逐渐陷入建国后最为不利的地位。不仅严重内乱未除，在北面与苏联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边缘，在南面又进行大规模的援越抗美，西部对印紧张关系未缓和，东部还要警惕台湾当局的窜犯。为此，毛泽东改变了他在50年代对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估计，在战略上准备“应付四面八方”。1964年春，国家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原称“吃穿用计划”，即准备着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这一计划草案原先已得到毛泽东同意。同年8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随后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以战备为中心。直到70年代初毛泽东还强调:准备打仗!准备它们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一代人的和平。

由于全国进行临战准备，60年代中期军队总员额增加到500万人，到70年代前期竞一直保持600多万人，1975年间达到640万人，是全国解放以来的最高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即占四分之一左右(还不包括与国防有关的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当世界各个发达国家都注重发展沿海的、外向型的经济时，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投资方向却转向交通闭塞的“三线”，国家积累的有限资金大量投入“山、散、洞”式的建设之中。其结果是，已建成的企业大都经济效益低下，留下长期的后遗症。这一时期我国的军费开支虽大量增加，却由于多数用于“人头费”，军队结构中又以装备落后的步兵部队为主，国防科研力量削弱，国家整个经济状况又不好，实际上我国的整体军事实力并未增强多少。军队规模过大、装备落后、机构臃肿、体制不顺、制度不健全等一类问题，同现代战争的要求很不适应。事过多年后人们才痛苦地悟出，过度的战备所造成的损失，有时并不比忽视战备为小!

对国际形势估计出现偏差，造成战备问题上的曲折

6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是60年代中期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和“遏制”，但是双方紧张对峙，以争夺为主，各自的战略重点又都在欧洲，难以联手或单独大规模进攻中国。在我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主要是它们对我国施加压力和进行威胁的一种手段。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却容易比国力较强的一方作出更紧张的反应。加上长期的封闭状况，更容易助长错误的判断。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一些同志就国际问题提出过正确的见解。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建议，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应调整对外方针。王稼祥还具体提出，应确认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为了争取时间，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我国的对外援助必须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然而,王稼祥所代表的这些正确思想却受到批判,被称为“三和一少”。当时甚至提出: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的派别。

1975年毛泽东虽已是长卧病榻，却也看到军队难以长期处于“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部队员额过多也严重影响国家建设和军队自身建设。因此，他同意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扩大会所提出的“消肿”建议，赞成降低军费在国家开支中的比例，减少军队员额，同时还发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但心境的孤独与身体的衰弱相伴，使他已难以再去进行新的探索，并全面地反省战备问题上的正误得失。正确地判断国际形势，认真反思战备问题上的正误得失，将军队建设转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轨道，最终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