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亟待加强

基础研究是催生颠覆性技术的源头活水，是孕育未来产业的摇篮。历次科技革命的兴起，通常源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近年来，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着力强化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已经成为提升一国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根基。我国基础研究也呈现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是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二是极限化研究手段、建制化研究力量成为新的科研组织方式；三是目标导向基础研究成为重要内容；四是部分企业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推动基础研究，成为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议题。

《科技中国》近期特邀活跃在科研一线的相关专家，从不同视角研判基础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分析我国推进基础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希望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一点参考。三思派特此转载，以供读者参阅。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正在快速变化，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发展阶段也正在调整，两者的变化都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更多需求，需要在政策层面主动应变，以基础研究的提升推动产业的持续发展。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一）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凸显

近年来，大国间科技竞争和博弈越发激烈，产业关键核心环节的竞争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关键，部分国家通过限制对方“卡脖子”环节技术和产品输出，以期达到直接打压对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目的，这也导致限制对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逐渐成为科技竞争的“常规武器”。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正在构建“小院高墙”、打造“平行体系”，试图挤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和资源，限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这也加剧了全球新兴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随着国际发展环境发生全面深刻的调整，以往我国引进消化国际先进技术的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这就对我国开展自身的基础研究，打通整个创新链条提出了更为明确的需求。

（二）产业变革窗口变化对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

当前，全球正处在一场极为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当中，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高端制造引发全球激烈争夺，主要国家均大力布局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同时量子信息、氢能、类脑智能等未来产业正在加速涌现。新的技术与产业正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广泛融合渗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将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和服务业态，推动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必须在当下强化基础研究工作，面向新方向形成扎实的科技基础，才能真正抓住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

（三）国内要素结构变化对基础研究形成新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人口红利产生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加入WTO后，借助加入国际经贸大循环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契机，使得中国科技和经济增长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力供给在不断减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 000多万人，同时，相较于东南亚等区域，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伴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相对优势的逐渐弱化，必须加速提升我国技术要素的丰裕度，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加速在科技领域形成技术优势。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发生较大变化

（一）创新发展阶段向基础创新延伸

过去较长时间内，我国科技创新以跟跑为主，走的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如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大量是在国外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国内应用模式创新，在生物医药产业中仿制药占到绝大多数等。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一批新兴产业企业已经逐步从“跟跑型”进步到“并跑型”，甚至有一些企业已经跨越到“领跑型”，一味地模仿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这就需要从模仿式创新逐步上升到新的基础创新。以电动汽车为例，国内涌现出一批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各生产企业都有自己的技术和特色，在电池基础技术、智能座舱基础技术、新产品基础定义等方面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新特色。

（二）产业本身的体量需要基础创新延续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提升，产业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阶段新形势下，为了维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良性增长态势，需要进一步强化基础创新的支撑作用，发挥好基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助推剂的作用，不然产业可能面临“不进则退”的不利局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发布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增速持续高于经济总体，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3.4%，较2010年提升近10个百分点，产业体量增长10倍以上。下一步的产业增长必须来自新的源头创新的支撑。

（三）市场需求的变化需要基础创新支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主要是出口或替代进口导向，大量的产能面向成熟市场。例如，在国内新能源市场尚未大规模启动之前，我国的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很高。然而，伴随着国内市场逐渐崛起，尤其是国内消费能力的不断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逐渐向满足内需方向倾斜，面对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空间，我国新兴产业的供给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新兴产业企业具有更强的原创能力，通过基础创新提供高质量的设计、制造和服务。

三、加强基础研究，主动应变，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一）加强基础研究，包容失败，努力实现突破

我国将成为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极其重要的一级，只有全面推动基础研究创新才能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前行。目前，伴随着更多领域进入并跑、领跑的阶段，未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更为依赖自主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这就要求产业创新必须向基础型创新、引领性创新转型，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一方面，必须紧跟前沿、抢抓机遇，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来适应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加速新产业的技术突破。

进一步重视基础研究，完善基础研究相关配套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工智能、先进通信、大数据、创新药、基因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环节突破。

另一方面，建立包容失败的政策机制。

未来的自主创新需要发挥更多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应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机制和环境，以解除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硅谷能够成为全球创业者的天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具有良好的包容失败的商业文化，创业失败并不会受到投资者等参与主体的歧视，失败者会有第二次乃至更多重新出发的机会，这也为各类人才持续创新创业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

（二）利用好中国优势，实现基础研究的产业化

基础研究需要与经济社会广泛融合发展，才能发挥好创新引领作用，使我国成为产业变革的引领者，并享受到最大发展红利。这就需要重点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资本“双优势”，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厚植经济竞争新优势，推动广泛融合创新。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供了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化的广阔发展空间。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庞大，且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为基础研究引发的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内部市场需求深度和广度，同时我国消费需求处于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内需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相较于以往在快速提升，这些都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应用场景以及产业试错空间。

二是超大规模资本使得新的产业扩张获取规模优势成为重要路径。

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壮大均离不开金融资本支持，而我国具有超大规模资本优势，能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截至2022年末，四大国有银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均超过1.0万亿元，为优质创新型新兴产业企业大规模间接融资提供支持。此外，2021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额达到了1 306亿美元的新纪录，较前一年的867亿美元高出了约50%，且风险投资近九成投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未来，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和资本两大优势，是推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是要加快实现广泛融合渗透，推动产业变革，包括数字技术基础创新同其他新兴产业领域融合发展。

随着各类先进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通过实现先进数字技术与生物、绿色低碳以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跨界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融合转型，能够提升产业创新发展效率，更好地满足新兴需求。还包括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载体，全面实现各类前沿新兴技术的融合应用。全面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方向，全面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探索实施新兴技术融合化发展战略，构建面向工业和民生领域的新兴产业基础设施，支持传统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发展。

（三）加强产业能力建设，促进基础研究发挥作用

基础研究要实现产业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发展动力，需要一套完整的产业能力体系予以配合，重点需要三方面的产业能力：

一是承担高风险长周期的资金能力。

基础研究周期长、失败风险高且需要的资金量大，我国金融体系要培育相关能力。加大风险资本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发行相关的金融创新产品，建立健全承担高风险长周期资金考核机制，加大资金配置结构倾斜力度。推进科技信贷服务能力建设，强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创新作用，增强银行保险机构为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企业服务的能力，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建设。

二是提升我国企业“从0到1”的原创设计能力。

目前我国大量新兴产业企业面临创新设计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导致部分新技术难以实现产业化，产生的新产品市场接受度较低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聚焦智能终端、生物医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智能装备等重点新兴产业领域，提升前端设计能力，更好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消费需求。

三是打造完善配套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要发挥好基础研究对于新兴产业生产能力提升的作用，就需要提升配套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只有协同好制造和服务的关系，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新兴产业产品。应预判新兴产业生产制造模式的变革方向，紧跟全球先进制造业发展大势，打造配套生产性服务业体系，革新服务模式，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交融、合作、渗透，扩大服务市场需求，实现新兴产业产品价值链的延伸和发展，促进中国新兴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文章转载自“科技中国”公众号，原文刊载于《科技中国》2024年第2期。本专题执行主编：曲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驱动发展中心研究员。本文作者：张振翼，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副处长。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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