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我目睹一个国家失控，亲历一场3.6w人的撤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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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翔，一个山东小伙，

因主修阿拉伯语专业，

27岁时，被人民日报派往中东。

按原计划，

他的驻外理想生活是边旅行，边写稿，

不料刚到埃及，就碰上政坛大震动，

“被迫”成了一名战地记者，

一做就是3年。

在叙利亚，因要躲避狙击手的视线，必须跑步快速通过

3年里，他辗转在炮火的最前线，

每天与自杀式炸弹、恐怖袭击擦身而过，

他用相机拍下了变幻莫测的政治动荡，

也记录下战火中平民的日常。

这些见闻在2021年集结成新书《坚守战地1200天》出版。

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今天，

一条连线对话焦翔，

听他讲述这1200天的战争与和平。

2011年，我27岁，作为人民日报的驻外记者，开始了在中东的生活。

第一站是埃及开罗。我非常期待，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空闲的话还能逛逛博物馆。

开罗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它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飞机落地的第二天，因为安全局势失控，开罗机场关闭了。一大批中国人焦急等待在候机楼不肯走，盼着航班恢复，迫切地想回国。就在前一天，埃及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抗议，民众要求总统穆巴拉克引咎辞职。

当时在埃及的中国人有几十万，他们觉得埃及的局势不明朗，着急回国。

去驻地办公室的路上，尘沙漫天飞，路上散落着垃圾，远处的金字塔与城市连成一体。我有点发懵，内心也很有紧迫感，我该拍些什么？怎么拍？我想了一路……

我抵达的第二天，晚上就宵禁了。

上百万人聚集到解放广场，他们喊着口号，声嘶力竭，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坦克组成的钢铁屏障，也任由人群穿过，浓烟一直笼罩在尼罗河上。

埃及的民众上街游行

百姓聚集得越来越多，很快就失控了，披萨饼店、快餐店、商铺的玻璃都被砸碎，只有用木板钉死门帘的店户免遭一劫。

解放广场上一栋大楼被点燃了，玻璃和金属因为高温燃烧，带着飞火流星从高空掉下来，很多平民都在发出尖叫。

真的可以拿“腥风血雨”来形容这个场面。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成为这种场面的亲历者。我不断跑上街头，想要尽可能多地捕捉一些画面。

当时报社里鼓励做新媒体，我算是第一波配了摄影机的人。在解放广场的大楼前，我做了第一次的出镜拍摄。

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全程目击了埃及从开始示威游行，到武装部队上街，到战斗机低空掠过城市，到趋于失控的整个过程。

接下来整个国家进入一种漫长的无政府状态，社会每天都在试错。

穆巴拉克下台后，民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政权更迭的喜悦

穆巴拉克下台当天，士兵和示威者便不再对峙了。

版面编辑让我把“示威者帐篷已清除”的主题拍摄出来。我觉得有点为难，帐篷都没了，怎么展示？

几百人拉着的巨幅埃及国旗

我又去了解放广场，行走期间，一幅长约50米，由几百人拉着的巨幅埃及国旗出现在我眼前。我冲到人群最前面，举着相机，所有人都对着我欢呼雀跃。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表达。

在开罗，我一共待了8个月。

之后的三年，巴以冲突，突尼斯发展停滞，利比亚社会解构，也门支离破碎，叙利亚炮火连天……整个阿拉伯地区就像在暴力的怪圈中迷失了一样。我也跟着转战了很多地方。

战争状态下，国家的整个运转是无效的。

每天都在发生各种恶性事件。你会感觉到非常煎熬，没有法律在保护你，唯一的保护就是你对别人的判断，以及别人内心的道德和行为底线。

当平民谈论起战争的时候，每个人的情绪都很激烈，一谈起对敌对势力的仇恨，就怒目三分，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措辞、声调，因为没有安全感，而变得不可控。

但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虽然草木皆兵，但他们依然努力维持着生活。

比如我在利比亚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来自浙江的家庭。整个城市只有他们还在做中餐，还在做外卖。

我当时点了一份炒米线和红烧牛尾。我没想到送外卖的时候来了三个人，一个看着像妈妈，应该就是饭店老板娘，带着两个十几岁左右的孩子，她说：“我带着他们俩是怕出意外，好有人相伴。你们注意安全，如果要走了，给我来个电话。”

虽然就是短短的一两分钟的交流，但在异乡见到同胞，还是很温暖的。

我还见证过一场炼狱中的婚礼，那是2012年，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老城。

整个城市都空了，很多人都逃走了。出门能不能活命，全靠运气。每天掉进城里的迫击炮弹少则十几枚，多则上百枚。

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了，我经过一个漆黑的巷子，发现里面是人挤人的状态。走进才发现，这里在举办一场婚礼。

在场的宾客有近百人，大家都穿着晚礼服，在拥挤的餐桌间跳舞。新郎和新娘在一周前，被落在停车场的一枚迫击炮炸伤，身体还没有恢复，也拖着受伤的身体在跳舞。

婚礼上播的是赞美祖国的歌曲，在祝福新婚夫妇的同时，他们也祈福叙利亚能在战争中挺过来。

这场婚礼只能算是迷你版

过去，他们的婚礼都要去郊区办，至少八百甚至上千人参加，不热闹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不会结束。现在这场婚礼只能算是迷你版了，而且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必须在夜里12点钟左右结束。

婚礼上我跟一位叫卢比的姑娘聊天。她说她有一个未婚夫，因为躲避兵役，出逃黎巴嫩了，但她却坚持留守叙利亚。战争阴云下，生离死别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在大马士革，我感觉“空袭”就像“下雨”一样，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气候，人们活在死亡的游戏中，大概只有淡忘死亡才能找到一丝快乐。

“撤侨”这两个字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都挺熟悉的，只要国外有战乱冲突，一定第一时间会安排撤侨。

2011年，我当时正在埃及。因为利比亚内乱，有大批民众从利比亚涌向埃及，其中就包括了3万6千名中国人。

我接到报道任务后，就坐车去利比亚和埃及的国界。

车子沿着山路一路开，不时就会看到一辆辆小皮卡经过，车顶上捆满被褥与行李，应该就是逃难的难民。

路边布满铁丝网，能看到联合国各个机构的旗帜和成片的帐篷。惊魂未定的人们在张望，衣衫褴褛的男人还企图拦下我们的车。

中国大使馆的人比我们更早抵达边境。在一个小旅馆里，给中国公民办手续，那一批中国人大概有300人。

他们因为是劳务派遣，逃难时护照都不在身上，和黑户没什么区别。使馆人员与利比亚海关交涉，以确保他们能在“黑户”的状态下顺利通关。

中国影响力在这时候体现出来了。中国公民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但其他国家的难民，无法获准入关。

中国租用的大巴停在边境上，凌晨1点的时候，当工人们走出关口，看到中国国旗和车辆，很多人都泣不成声了。

25辆大巴上，每个座位都搁着矿泉水和饼干。凌晨2点，所有撤出人员都已上车就位，连夜驶向繁华的开罗。汽车开动时，所有中国人都自发地鼓掌。

抵达开罗，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他们被安排在了金字塔下的一座五星级酒店。第三天，他们坐上包机返回中国。

一个多月后，当所有中国人逃脱噩梦时，我再次驱车到口岸采访，发现仍有1.2万人滞留边境。

许多来自非洲的难民，除了随身衣物和被褥外一无所有，他们用被子在地上打地铺，很多人在口岸已经等待了很多天。

有些人知道了我记者的身份后，开始跟我一字一句地诉说他们的经历。

其中一个扎红围巾的男人，他原本在利比亚东部的城市班加西做服装生意，为了躲避战乱，一路向东来到埃及。许多人跟他一样，身无分文来到口岸，哪里也去不了，完全依仗国际组织和埃及政府的救助，已经在口岸呆了25天了。

另一个名叫阿里的埃及难民，他一家老少费尽周折，走路、找私营的巴士、找公交车，花了比平时多四倍的时间，才到了口岸。

路上还有一大群胆大的人发国难财，一天开车几次进出生死线运送人员，当然价格也高得离谱。当然，这钱是靠命换的，在战乱的时候，最好用的就是钱。

现场提供医疗的医生告诉我，医生免费开的药他们都不舍得吃，而是藏在身上换钱用。

我看着他们的遭遇，想到3万名中国人可能已经与家人团聚了。当你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同胞们的一声“祖国派我们过来”，都会让心倍感踏实。

这三年的驻外经历，对我来说很宝贵。我的生活就是在日常和轰轰烈烈中不停切换。

日常的时候，就跟普通人去一个新城市生活是一样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重新开始。

每天上午接国内的约稿，然后是采访、写稿。工作完就进入一个自由的时间，可以找当地的朋友，吃饭聊天逛街。

轰轰烈烈的时候，就自然是在炮火里。

每天轰炸空袭，睡觉也要保持警醒，不能睡得太沉。有一次在黎波里的酒店，夜里1点的时候，我被一阵接一阵的轰鸣声惊醒了。

当时，落地窗在冲击波的冲击下，发出“咣咣”的响声。我赶紧爬起来，躲到房门处。

我按照酒店的逃生线路图，爬到楼顶，发现已经有记者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衣，架好机器等待拍摄下一次轰炸了。这里每天对着城区的轰炸有20-30次。

我回到房间，把房间的窗户贴成像蜘蛛网一样，以防玻璃碎裂的飞溅伤害。为了更加安全，我还放弃了床，睡在床和墙夹缝的地毯上，以床做屏障。

我很后怕的，是一次抢劫的经历。那是在利比亚，当时我只有一个人，一个男人走过来，把我的钱包和相机都抢走了。我跑步冲上去，想抢回来。他停下来，示意要掏手枪了。

当时我脑子里根本想不到害怕，满脑都是这几天的所有照片。僵持当中，他用力一把将我推倒，大步流星地逃走了。

我卧在地上，才发现腿已经吓得抖个不停，一时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后来在路人的帮助下，我才回到酒店。

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人的身体和精神会有些异样的变化。比如睡觉会减少，精力异常旺盛，情绪波动增加，容易大笑大哭。

更不好的是身体的零部件会出现奇怪的问题，比如有一天我吃早餐，不小心咬到钢叉，结果门牙被碰掉了一个角。

这些生活的细碎太多了，但都不重要。怎么样更好地完成我的报道，怎么样尽快把真相向国内读者，向全世界的读者去展示，这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坚守战地1200天，我对世界有了新的领悟。在战争里，我遇到过许多手无寸铁、命运飘摇的人，我想我把他们报道出来，总能激发世人更多的悲悯之心，一同努力让战争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