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国史大纲》——现代第一部以殷商开篇的中国通史

钱穆的《国史大纲》，顾颉刚给予了极高评价。

顾钱二先生的交往，很值得写上一笔。钱穆因家境中落，1912年即中学辍学，在家乡先教小学后教中学，同时自学。进入20年代，钱穆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一文。顾颉刚读后，深为赞叹。于是，向钱穆为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约稿。不想，钱穆也是恃才傲物，便做《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他明确知道顾颉刚考证刘歆伪造诸经，却也论证这在刘歆来说全没必要。尽管此文不无挑衅意味，但顾颉刚仍欣赏其文采及论证方法，如期发表。接着，又将钱穆，这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书匠，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这使钱穆对顾之知遇，终生怀有感激之情。

钱穆，1895-1990，中国文史学家。原名思鎔，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肄业于清末常州中学。

1912年起先后在小学、中学任教10年。所著《国学概论》于1926年被定为中等学校教材。

1930年任教北平燕京大学。1931 年转北京大学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后转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

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4年辞职。其间曾获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7年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书院。

钱穆强调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和长久性，被认为是现代中国三大史学派别之一的传统史学的代表。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现代以来，第一部以商王朝作为中国历史开篇的著作。此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74年，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增订再版，然后一再重印，到1992年，已印行十八版。1994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2002，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修订本。

《国史大纲》，充分吸收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田野考古取得的新成果，特别是河南安阳殷墟考古的成果。

大规模科学考古和甲骨学研究的深人，使商代成为无可辩驳的“有文字”的历史，1931年安阳殷墟后岗“三层文化”的发现——即上层为白陶文化（小屯文化）遗物，中层为黑陶文化（龙山文化）遗物，下层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遗物中，这以地层学的证据，确立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墟文化的年代发展序列。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书中从已知的商代历史开篇，上溯了史前的神话传说，首次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历史画卷。

《国史大纲》的第一编，是“上古三代之部”。他在此编第一章“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指出，“上古史为全部历史之起点，应须求一明瞭之知解，然人类历史总可推溯到无人可说之一境，则上古史之探索，终不免于只成为一种比较近理之测想”——这的确是与“疑古学派”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思路。

《国史大纲》对于中国上古史的叙述，秉承如下原则——

“一、史前遗物之发掘”，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并强调这些考古遗址的意义在于“由于此等发现，遂使国人古史观念，渐渐脱离了三皇五帝之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稽之新研寻，此不可不谓是近六十年吾国人古史知识上一大进步”。

“二、传说神话之审订”。钱穆指出：“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他对顾颉刚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讲了很中肯的意见——“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并要具体分析，“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煞传说”。但“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可成于一手也， 如《尚书》 之《尧典》、 《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意义与地位者”。因此，中国古史的神话传说，诸如代表巢居时期的有巢氏、熟食时期的燧人氏、畜牧时期的庖牺氏、耕稼时期的神农氏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像称述，乃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这是非常有理有据，且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看法。

（钱穆与亲戚钱伟长）

《国史大纲》说，“现在讲比较可信的古史，姑从虞、夏起”。

钱穆的理由是，“《尚书》始于尧、舜，《论语》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严谨之态度”。尽管如此，此书中亦明确指出，“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感”。

对于“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他说:“《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殷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不过，在章节安排上，钱穆还是把虞夏与神话传说时期放在了一起，作为“中国上古史之第一期”处理。他明确指出，“殷商可谓中国上古史之第二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发见，较虞、夏之纯为传说追记者更进一层”。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的开篇，应该是“第二章、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书中说，“商王朝继夏王朝而起，最近有关该时代直接史料之发现，对于中国古代史之可信价值，有甚大之贡献”。他接着说，“关于殷商一代新发现的直接史实，其主要者为殷墟甲骨文字”；甲骨文字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环之，正合《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也”——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极好运用。

书中第二章的第一节，“殷代帝系及年历”说：“《史记》载殷帝王有名字世次，无年数，略如夏代”。“最要者，《史记》所载，乃为最近新发现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他举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所收《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文，称其与《史记》比对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还指出，夏“桀与汤同时，则禹与契亦略同时，《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既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载夏代桀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他说，所以，关于虞、夏的种种传说自有来历，“与凭空假造不同也”。这个观点，合情合理，也对现代很多上古史学者有很大影响。

这本书的第二章，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除第一节“殷代帝系及年历”外，第二节“殷人居地之推测”，第三节“殷人文化之推测”，第四节“殷周关系”等等，至今对于商代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意义。

1947年，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列举当时出版的“较近理想的”七部通史著作中，不吝溢美之词，高度评价了钱穆的《国史大纲》。他说，在七部书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1986年，钱穆91岁时退休。他毕生著作颇丰，约近百部。主要有:《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两汉经学古今评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史学名著》、《中国思想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