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好无聊

第96届奥斯卡结束了，没有惊喜，没有爆冷，没有意外，一切都是人们早就预想到的样子。

《奥本海默》无疑是颁奖礼上最大的赢家，13提7中，其中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四项重要大奖，几乎横扫了奥斯卡所有重要奖项。而去年刮起“芭比海默”票房风暴的另一个主角《芭比》，只摘得一个不痛不痒的最佳原创歌曲奖，除此之外，颗粒无收。

另外，艾玛·斯通再次成为奥斯卡影后，35岁两封影后让她成为全场焦点；《音乐大师》《花月杀手》《过往人生》惨淡陪跑，没有一个奖项入账；《留校联盟》《美国小说》《坠落的审判》分别拿了最佳女配、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剧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和《哥斯拉-1.0》成为全场唯二算得上意外的意外，分别打败《蜘蛛侠：纵横宇宙》和《AI创世者》拿下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视觉效果。

之所以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是因为奥斯卡之前的各大颁奖礼，早已“剧透”了一切。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评论家选择奖、美国各工会奖四大风向标已经帮奥斯卡把标准答案写好，获奖名单几乎没有出入。

这种平淡与无趣意味着好莱坞正在重回保守与谨慎，面对去年的新思潮冲击和产业危机，奥斯卡选择小心地退回到安全区，按照既定的学院派风格挑选适合的作品予以嘉奖。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前不久第74届柏林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政治因素裹挟着金熊奖正在狂奔，场外话题掩过了作品本身。

如今的世界级奖项好像正在驶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保守，一条激进。然而，无论是哪种都意味着，颁奖礼对于电影本身的讨论正在慢慢减弱。正确成为了质量的前提，安全变成了奖项的基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创作力的缺乏让一切雪上加霜。

奥斯卡重回保守

早在今年奥斯卡提名的时候，争议就开始了。

《奥本海默》得到13项提名，其中有不少重量级大奖，但是《芭比》的8项提名中，只有最佳影片和最佳男配两个重量级大奖，电影的核心人物格蕾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并没有提名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奖也变成了最佳改编剧本奖。

提名一出，引起外界大范围的热议愤慨，一部讲述女性觉醒意识的电影，女性创作者却没有得到提名，这也形成了一种影片内容与现实之间的互文。男主演瑞恩·高斯林公开表示抗议，“没有芭比就没有肯，没有格雷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就没有《芭比》，她们是这部创造了历史、为全球观众所庆祝的电影最大的原因。”

这种不满让好莱坞长期以来的“表面正确”浮出水面，好莱坞对于女性作品的支持与认可并没有如想象中进步，反而正在进入倒退阶段。根据南加州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2023年票房前100的电影只有30%由女性主演或联合主演，这是十年来最低比例，较2022年下降了44%。在原本严峻的创作环境下，女性创作者的境遇一如《芭比》再次走到边缘。

在喧嚷的外界评论中，《好莱坞报道》分析了整个事件背后行业危机——在简单的性别角度之外，无意识偏见仍旧持续干扰着观众们去关注白人以外的作品，多元化议题也被掩盖了。比如，《过往人生》的主演格蕾塔·李同样没有获得提名，有网友讽刺道，“《瞬息全宇宙》横扫各大奖项之后，学院派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亚裔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明明就在前几年，奥斯卡还在展现自己锐意进取的一面。《寄生虫》成为第一部奥斯卡非英语片最佳影片，《健听女孩》成为奥斯卡第一部流媒体电影，杨紫琼成为奥斯卡史上首位亚裔影后。和更早期的《月光男孩》《水形物语》《绿皮书》对比，这些表现都让外界意识到它在开拓自己的刻板界限。只不过从今年的表现来看，一直强调多元化的奥斯卡实际并不如大众想象的那般进步，学院派仍旧恪守自己的评选规则。

《坠落的审判》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作为唯一入围最佳导演的女性导演，并没有在奥斯卡得到一如在戛纳的认可；《花月杀手》女主莉莉·格莱斯顿作为唯一入围最佳女主的少数群体，并没有破历史地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一位美国原住民影后。

这种偏见并不只是单纯体现在性别或种族议题上，也是对电影类型的固有偏见。在玛格特·罗比的一次对谈里，她也清楚预见一切。她曾提到喜剧更难拿奖，而奥斯卡对于喜剧片的偏见早已成为业内共识。从2012年的《伴娘》开始，外界就在抨击学院派对于喜剧的接纳太过固执，《大西洋月刊》曾评论道，只有伍迪·艾伦式知识分子文化讽刺喜剧，或者有些古怪喜剧元素的电影可以被接受，“这种偏见遗漏了许多制作精良、令人震撼的电影。”

十多年过去了，奥斯卡仍旧没有放下偏见，《Variety》评价道，“学院从来没有特别强烈的幽默感，通常更喜欢像《奥本海默》这样的‘严肃’电影，而不是像《芭比》这样的喜剧。”对于《芭比》，奥斯卡唯一能接受的或许只是瑞恩·高斯林在舞台上唱跳着《I‘m Just Ken》。

标准的奥斯卡

《今日美国》评价今年奥斯卡：“90%的典礼内容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年的任何颁奖典礼：温和的笑话、预期的获胜者、沉闷的演讲……”

奥斯卡的颁奖套路愈发明确之后，观众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它的兴趣，如今的奥斯卡已经连续几年收视垫底，不及巅峰期5500万观看人数的一半。然而，框套在既定标准答案之下的奖项揭晓环节，让颁奖礼失去了最基本的悬念，一切显得更加索然无味。

作为奥斯卡“前哨站”的四大颁奖礼，其获奖名单与今年的奥斯卡最终名单相差无几。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十项大奖的对比更为明显，重合率高达70%-90%。尤其是英国电影学院奖，有20个奖项与奥斯卡完全重合，而在去年仅有7项相同。

“前哨站”准确性的提升近一步减弱了奥斯卡带给观众的新鲜感，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好莱坞口味的趋同，让整个颁奖礼失去了题材多元化可能。

《奥本海默》斩获数奖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它既具备票房，又具备文化影响力。作为好莱坞将商业性和作者性平衡的最好的一位导演，诺兰对于《奥本海默》的打磨是值得认可的。他本人也在各个场合表示，《奥本海默》是自己的巅峰之作。

但即便如此，《奥本海默》的类型也显露了评奖维度上的局限性，“白人男性历史人物传记片”向来是学院派最爱的题材类型，《万物理论》《至暗时刻》《国王的演讲》的成功早已说明了一切，而恰在此时的诺兰奉献了一部符合学院派喜好的作品，这与之前的《敦刻尔克》或《盗梦空间》相比，更缺失了一定的创新性。

这种创新性在今年的提名作品里更是少之又少，《留校联盟》《音乐大师》《美国小说》这类典型的保守作品是今年最佳影片的竞争者，10部提名影片并没有展现出一种相互竞争的角逐感，《奥本海默》的实至名归里少了些更有信服力的竞争对手。

颁奖礼上，约翰·塞纳“裸体”登场，为的是致敬1974年的裸奔者——一个五十年前的玩笑。与其把一个不值一提的现场事故当成今年的致敬重点，奥斯卡倒不如致敬下三十年前的自己，《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之间激烈竞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大年”时至今日仍被反复怀念。

当奖项失去评选意义

前不久落下帷幕的柏林电影节，也经历了不少争议。场外各种时事政治事件，轮番成为电影节真正的主角。先是获奖者不断发表着政治立场，后来是黑客攻击电影节官网，发布的反犹内容。各种事件将柏林电影节推到了风口浪尖，电影本身的关注度不及以往。

欧洲三大电影节近些年大多都遇到了相似的境况，场外各种游行发言，让电影节更多成为一个大型政治秀。2022年，戛纳红毯上法国女权运动团体Les Colleuses手持黑烟，拉着女性死亡名单吸引观众注意。

作为承载着一定意识形态的电影，其不可避免是政见表达的主要渠道，尤其在目前充斥着各种思想冲突、战事冲突的环境下，作品都有着更多的表达欲望。然而，当电影节对政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于电影本身的考量，选拔而出的作品信服力普遍在大大下降。近几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在《小丑》《寄生虫》之后，并没有拿出被广泛认可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形态争议。

外界环境的动荡不可避免让电影等艺术形式被裹挟前进，各种态度之下的激进表达，其本质都是想要寻求安全，同样，对资本方来说，也在努力权衡寻求一种安全，而对他们而言的安全则是“保守地正确”。

好莱坞创作者们都意识到了这种保守带来的创作危机。前不久，《沙丘》系列的导演维伦纽瓦接受《IndieWire》采访时聊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保守的时代，创造力受到限制，一切都跟华尔街有关，拯救电影的应该是自由和冒险。”

2023年的好莱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行业危机——在无法创造出当下的电影时，就只能选择反复咀嚼过去的素材。据《广播时报》报道，自1993年以来，续集和翻拍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在过去25年里增加了700%。

在内因外因的共谋之下，好莱坞的创作力在大幅下跌，观众兴趣大幅下降。2023年超过10亿美元的作品仅有两部，在疫情前，这一数字基本维持在5部以上。

如今的各种颁奖礼都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号称平衡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奥斯卡也无法做到平衡。奖的性质被弱化，只留下赏的庆祝。

今年的奥斯卡，83岁的阿尔·帕西诺为最佳影片颁奖时，没有开调节气氛的玩笑，没有挨个说出10个提名的影片，而是直接念出了《奥本海默》的名字。一种反套路的形式，像在表达一种疲惫：这场好莱坞的大型年会，如此无聊无趣，既然如此，那快开始你们的庆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