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潜入大陆的台湾间谍，经历了牢狱之后，他们最终的结局怎样？

十多年前，有一群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走出来的人，他们不仅公开自己的身份，而且联合发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

他们是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了命运的人，这些人就是来自台湾、身份神秘的间谍人员。

而他们出狱之后所做的，或许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搏”。

70多岁的姜建国，年轻时跟着资本家父亲逃往海外。改革开放后，他来到香港接受父亲的遗产，一夜之间成为大富豪。

1987年，姜建国被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策反成为情报人员。1988年，姜建国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被大陆法院判刑15年。

2001年8月，姜建国获得减刑提前出狱，他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后，便急匆匆地赶回香港。

然而到了香港，姜建国发现自己的家人，曾经的房子，甚至附近的街道都已经消失不见。

2002年，走投无路的姜建国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至少要补发这十几年的工资。自己有了这笔钱，也可以去买个小房子住下来。

可是，台湾“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却不愿意给予任何补偿。姜建国往返了三四次，可每次“军情局”都用两三千美金把他打发走。

最终，年过七旬的姜建国，住在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公屋里，靠香港政府的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勉强维持生活。

每天下午3点，姜建国都要拄着拐杖，步行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捡纸皮、废报纸，这些被人们丢弃的东西，如今成了他赖以生存的依靠。

一般都要等到晚上11点半超市关门，他才能把人家不要的垃圾捡回来，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

为了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2007年1月，姜建国与其他七位在港“台谍”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成立“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集体向台湾当局讨要说法。

协会中的这些台湾老间谍们，大多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0年以上，最年轻的58岁，最年长的82岁，出狱后台湾当局对他们置之不理。

如果加上内地和海外的“受难台谍”，一共有60多人打算向台湾当局联合索赔。

姜建国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他们曾经为“台谍”这一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他希望台湾方面至少有个表示。

想起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姜建国总有些哭笑不得。如今的姜建国可以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结局……

每到休闲时光，姜建国会约上几个朋友，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喝上几杯。而他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样被台湾当局弃置不管的滞港老间谍。

陈景圣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比姜建国小12岁，是姜建国的上海同乡，担任“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秘书长。

与姜建国不同的是，当年的陈景圣到香港打拼时，接受策反成为台湾特务。然而这个几小时内做出的决定，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陈景圣于1981年至1993年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他回到香港，靠特区政府的援助金生活。

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表示“既往不溯”，却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当初，陈景圣听到“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你们这些特工人员的”时，一度还非常感动。

现在，陈景圣心中只剩下了被抛弃、被欺骗的感觉。

生于上海长于台湾的阚中干，在举目无亲之际为了过上好日子，加入了台湾间谍组织。

1958年，阚中干回大陆潜伏5天后被捕，度过了22年的牢狱生活。1996年，他进入上海某纺织厂扫厕所，退休后靠每月900元退休金生活。

晚年的阚中干，把自己的精神生活都寄托在书报上面，他喜欢看文史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是两岸之间的消息，还有当年情报系统的一些解密。

他觉得在那些大的历史当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只是这身影如此微不足道，如飞蛾扑火一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上世纪90年代末，台海关系相对缓和，大批台商到大陆投资，阚中干萌发了向台湾当局要个说法的念头。

阚中干写了大量信件，通过各种渠道寄到台湾，但一切努力全都石沉大海。

近十年过去了，阚中干最终只收到了两封非常简单的回信，寥寥数语，便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作了了结。

如今，为了改善晚景凄凉的状况，他们成立了“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联名向台湾政府集体索偿。

然而六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政治风云的如同过眼云烟，回顾他们的人生，除了“受难者”之外，实在是找不出其他更贴切的字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