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溥仪在被苏联俘虏后，在苏联5年的监禁生活曝光！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了被日本侵占的中国地区，日本的溃败已成定局。

紧接着在六天之后的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随即下令：停止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切对日作战。

8月19日的凌晨，溥仪一行九人乘坐着小型飞机从长春抵达沈阳机场，他们准备在这里乘坐大型飞机去日本。

可就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苏联红军占领了机场，溥仪一行人等随即被苏军俘虏。

随后，溥仪等人还被送到了苏联，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俘虏生活。

我们现在把时间线拉回到十天前，详细还原溥仪被俘的全过程。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攻入中国东北，次日，溥仪得知日本军队准备退守伪满洲国南部。

溥仪本人也将被从长春紧急转移至中朝的边境城市—通化。

于是溥仪开始收拾金银细软，他亲自监督着将珍贵文物装箱，共有五十七只大木箱备用。

随后他更是销毁了部分绝密文件，还有十四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日记，以及在不同场合下拍摄的家庭纪录片。

焚烧胶片和日记的进程非常缓慢，直到正午时也只处理了近1/3。

8月11日的晚上，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催促着溥仪赶紧动身。

此时，溥仪的兄妹和侄子等都早已被送往了火车站，只剩下了他和皇后婉容，以及福贵人李玉琴三人。

他们在火车里颠簸了近三天，最初想着是取道沈阳，后又为躲避苏联空袭，决定改行吉林至梅河口的线路。

由于仓皇出逃，没有备足干粮，所以他们一路上只吃了两餐，饥肠辘辘饿得不行！

8月13日，他们住进了通化县大栗子沟煤矿的日本矿长家中。

那里与朝鲜隔江相望，随后吉冈安直将日本投降，但仍然保留天皇的消息告诉了溥仪。

溥仪听后双膝跪地并磕了几个响头后说道：“感谢上天，天皇一切安然无恙”。

但吉冈安直接着又告诉溥仪，他必须在几天后抵达沈阳机场，然后乘飞机前往日本本土。

再说日本这边，尽管日本天皇早已经宣布了投降，但日本关东军却仍在负隅顽抗。

到了8月16日，日本的军队的个别部队甚至还进入了“反攻”状态！

为迅速地占领“伪满洲国”的重要城市，苏军红军指挥部决定大规模地使用空中力量来歼敌。

8月19日凌晨，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普里图拉将军下达了动用空军的决定。

准备攻下沈阳城内的一切重要设施，以此逼日军司令部宣布无条件彻底投降，并找到溥仪。

就在一小时后，普里图拉将军与副官赶到了机场，那里早已有225名的空降兵待命，攻占沈阳的重要任务也落在了这些将士的身上。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日军控制的沈阳机场内降落。

数十架苏军飞机朝着沈阳城飞去，当时的形势要求空降部队要采取最果敢的措施来执行。

执行此次任务的苏军飞行员个个都经验丰富，飞机上的炸弹舱也装的满满的，他们将向沈阳的军事工业重地发动毁灭性打击！

在飞跃一座山头时，战机却遭遇了雷雨，指挥部于是决定提前降落并加油，再增加多几架战机，等雷雨过后再继续前进。

随后，苏军飞机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抵达了沈阳上空。

飞机并未减速并径直地降落，从驾驶舱里往下看，日本炮兵忙作一团，却一直都没有开炮。

也许是因为苏军的动作太过于神速，日军来不及反应，又或者是害怕苏军扔下炸弹来予以还击。

苏联红军迅速地解除了机场守卫日军的武装并包围了机场，仅有四名日本飞行员侥幸逃脱。

他们当时离飞机不远，一见情况不妙便迅速地爬上飞机升空逃离，随后，这几架飞机似乎约好了一样，同时坠毁落地。

当时，机场大楼里走出来了一位身穿日军军服的银发男人，随后他找到普里图拉将军后自我介绍地说道：

“将军阁下，我是俄罗斯移民，现在是机场的卫队长，我向您报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仆从此时正在政府候机厅里”。

当苏联红军士兵闻讯赶到摆放着软椅和沙发的政府候机厅时，那里正坐着20多个人，桌上放有果汁，威士忌和啤酒，但谁都无心畅饮。

他们再看到突然出现的苏军士兵后，全部都被吓得涩涩发抖，还赶紧站了起来，只有溥仪一人一直坐着。

最终，溥仪将尚未喝完的水放在了桌子上，也站了起来。

这时候，普里图拉将军走进了大厅中央，并且大声说道：“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诸位投降，请交出武器”。

话音刚落，“伪满洲国”的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便交出了武器，溥仪最后一个走到沙发前，他掀开了靠垫，取出了一把相当精致的手枪。

溥仪在手上还把玩了片刻，便将它扔到了武器堆里。

普里图拉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溥仪当时似乎闪过自杀的念头，我不知道他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肯定意识到一切都完了，政治、精神和身体也都被摧毁了！

溥仪神经质地扯着夹克衫的纽扣，过了好久后，才用惊惶的语调询问着他是否能保全性命。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溥仪平静了下来，开始仔细地回答着问题。

他介绍了在场的每位内阁成员，并说出了“为满洲政府”文件的藏匿之处，以及沈阳卫戍部队的人数。

溥仪还简要地介绍了日军司令部和“伪军”的最新情况，更对苏军情报部门代表所提出的问题作了一一的答复。

在溥仪的帮助下，苏军发现了日军的细菌武器库，这些细菌武器一旦流出，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溥仪被捕一事，除了以上这种说法，同时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凑巧被苏军撞上”。

曾于1945年到1946年担任沈阳卫戍司令的俄罗斯退役少将安德烈·科夫通·斯坦克维奇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回忆道：

“当我们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后，我们并不知道溥仪正在那里，他大概是想飞往日本，我们在机场发现了一架已经做好起飞准备的飞机。

这很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位身穿军服的清瘦男子朝飞机走去，我们截住了他，通过盘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溥仪。

于是我下令将他逮捕，还通过翻译与他交谈，并且不动声色地将他逼到了苏军飞机的跟前，然后礼貌地解除了他的武装，并将他押上飞机前往赤塔，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

当然，以上两种溥仪如何被俘的说法有历史学家也表示出了一定的异议，他们认为：

这一切并非这么简单，真相是苏联与日本达成了某项秘密协议，溥仪疑似是被日本人暗中出卖了。

日本人以溥仪为筹码，跟苏联做了私下交易，所以他们才莫名其妙的让溥仪去了沈阳。

在通化时，他完全可以迅速地逃往朝鲜，再赶往日本，而不必坐三个多小时的飞机到沈阳，让苏联人瓮中抓鳖。

还有一个疑点便是，苏联空军虽然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却没有向溥仪所乘坐的飞机立即发起进攻。

最后溥仪的飞机与苏军飞机几乎是同时地在沈阳机场降落，而苏军部队显然是知道溥仪此时正在沈阳。

在被捕的第二天，溥仪与随从便被送往了外贝加尔方面军位于赤塔的司令部。

在那里，苏军正式向溥仪出示了逮捕令。

溥仪在赤塔呆了半个月后，然后就被押往至哈巴罗夫斯克，与他同被关押在那里的还有日本的一百四十二名将军和两名海军上将。

溥仪也是首批被押往苏联的“伪满洲国”战犯。

根据1945年8月23日的第9896号密令：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俘虏的所有日军战俘，都被送往了苏联服刑。

当时的日军战俘共计639635人，根据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苏共中央委员贝利亚的指令：所有日军战俘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充当劳工。

工作内容就是建设著名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以及砍伐木材、采掘煤矿等等。

但溥仪与他的随从则相当幸运，苏共中央委员贝利亚在1945年8月22日呈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这样描述着溥仪的服刑：

“他们被关押在条件良好的囚室中，墙外有专门挑选的士兵把守，内部由战俘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看守”。

每一间囚室里都有窃听装置，情报人员在一个专门的房间内翻译窃听到的谈话内容，并记录下来。

溥仪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涯，后来他被移交给了新中国的政府，随后离开了苏联。

后来，溥仪一直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里接受着改造，一直到1959年被特赦出狱，最终在1967年因癌症不治去世。

溥仪在苏联被囚禁时，一个叫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的人担任溥仪的翻译工作，根据他的回忆：

“溥仪在苏联当俘虏的时候，曾多次给斯大林写信，想永远留在苏联”。

下面是这位俄语翻译的具体回忆：

（自述）“溥仪的头发浓密，戴着黑框眼镜，他会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在当俘虏的五年间，他天天都在普通练习本上写日记，我现在就收藏着几本他的日记。

在1945年的八月，溥仪在沈阳机场被捕后被押往哈巴罗夫斯克，他需要一名翻译，于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的少校亚泽夫便找到了我，请我去哈巴罗夫斯克担任高级翻译，并答应分给我住房。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给溥仪当翻译，在1945年11月，我来到哈巴罗夫斯克的第45号收容所，杰尼索夫上校把我叫了过去，并且问我中文是否相当好。

我回答一般，随后他神秘的告诉我，隔墙关的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我吃惊的说不会吧，他最后说你去和他认识一下，告诉他你是派给他的翻译人员，顺便问问他有什么要求？

我穿过走廊走进囚室，房间很大，窗台上放着几盆花，旁边摆着三张士兵床，虽然他曾是中国的皇帝，但如今却是俘虏，所以并不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一位身材较高的中国人从角落里站了起来，向我伸出手，用生硬的俄语说道您好，我就这样与溥仪相识了。

我即是溥仪的翻译，也是他的俄语老师，他有了学俄语的念头，并且学的还不错，他似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

到了1946年的八月，我们将溥仪送至了日本的东京，并让他作为证人，随后在远东的军事法庭上作证。

我是翻译组的一员，在审讯过程中，一些事情真相大白，也因此差点要了他的命。

人们一直以为，他是被逼接受“伪满洲国”皇帝之位的，但中方证人却指出他是自愿充当傀儡的，他们还出示了当时溥仪写给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亲笔信。

在信中，溥仪感谢着日本方面对他的信任，还声称日方要他来当满洲的“皇帝”，是正确而明智的选择，并表示要死心塌地效忠天皇。

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溥仪当庭发誓称，这封信是伪造的。

中国人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结果证明这封信的确就是溥仪所写，这也意味着他将和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一样被处以极刑。

然而对于苏联代表团而言，溥仪是个相当重要的证人，他的口供对于苏联的情报工作帮助极大，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保住他的生命。

我们与中方商量，最后决定不予公布笔迹鉴定的结果。

溥仪其实不想回到中国，他还曾多次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感谢苏联对他的照顾与支持，他甚至表示愿意留在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并且加入苏联共产党。

他还愿意将随身携带的所有的存款和珍宝文物捐出，以支援苏联经济的复兴。

可是到了1950年这一年，斯大林同志还是决定了，要将溥仪归还给中国，让毛泽东主席来处置溥仪。

溥仪知道斯大林的决定后相当地失望，他曾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后被士兵及时发现而救下了性命”。（自述完毕）

接下来，回到中国后的待遇是溥仪万万没想到的，毛泽东主席并没有伤害他，反而在后来还赦免了他。

溥仪经过再教育后，先被安排在了北京植物园工作。

一年后，溥仪又被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资料专员”，同时还担任了第四届全国政协的政协委员。

从清朝的末代皇帝到平民，再由平民到“伪满洲国皇帝”，最终又变回平民。

溥仪的一生充满着“无奈”，他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个人悲哀的承载者，对于这样的一位人物，我们要客观地去评价，同时从中吸取教训以启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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